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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知道彭德怀何时决定武装起义的计划，因为平江起义是在共产党员黄公略的身份暴露后仓促举行的。到1936年毛主席还认为彭德怀的红五军是何键部队中的暴动队伍。
一、彭德怀第一次提到毛主席，就已经怀着一种敬佩和向往
其实，彭德怀部早已脱离何键的序列而属于独立第五师，也不是单纯的士兵哗变，彭德怀确实在积累着革命力量并且注意到了共产党人进行的多次起义及创立的根据地等问题。1928年2月他写给黄公略的几句顺口溜反映了这一点：
“求知心切去黄埔，夜梦依依我不然，马日事变教训大，
革命必须有武装，秋收起义在农村，失败教训是盲动，
惟有润之工农军，跃上井冈旗帜新，我欲以之为榜样，
或依湖泊或山区，利用周磐办随校，谨慎争取两年时”。
1928年4月，彭德怀所在独立师全部开往平江帮助门仲儒的部队剿共清乡，时任团长的彭德怀无法容忍。他们烧杀抢劫，比土匪还坏，彭德怀当面用激烈言辞责骂清乡委员会主任张挺借清乡之名随便捉人杀人、牵牛宰猪，搞得十室十空是官逼民反，逼民成共产党，实属该杀之人。
此话出自国民党军官之口，张挺为之目瞪口呆，这实在是替共产党辩护。实际上彭德怀也确实在帮助共产党，他把清剿计划告诉平江县委；命令自己的部队一不清乡、二不扰民；他们在追游击队时只向天上打枪或用纸把子弹包好放在地上送给游击队等。
这时，长沙破获共产党案，南、华、安特委亦受破坏。黄公略因涉及其中身份暴露。一个名叫陈玉成的救贫会会员将此消息报告了彭德怀。陈玉成是独立师师长周磐的马弁，性格文静，人称“玉姑娘”。在随周磐赴长沙时，他送给彭德怀一本新的电报密码，以备急用。当时他绝没想到这种举动会造成对今后中国如此大的影响的平江起义。彭德怀和刚来此地的省委特派员滕代远决定马上起义。由于井冈山朱毛红军称第四军，他们就将起义军定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中国又多出一支反对国民党的队伍。
有人说平江起义并没有喊出革命口号，只是一次普通的闹饷。1929年10月，红五军军委的报告中就说“平江暴动是少数长官领导的士兵闹饷而非士兵有觉悟的暴动”。但是起义后的部队确实定名为红军并建立了江西苏维埃。他们采取盘旋战术，在湘、鄂、章与会剿部队打圈子，打推磨仗。与他们作战的是江西省府主席各涤平调动的十多个团的兵力。彭德怀的团长贺纯(共产党员)在战斗中被打死后，越来越多的人战死。加上动摇逃跑者和伤病员的增加，人心浮动。
彭德怀想到了井冈山，他要去找毛主席。这是彭德怀自己的希望、也是省委的指示。
他自己曾说：我在1927年冬至1928年初就注意井冈山，我当时感觉与现代化交通运输和通讯联络手段的敌军作战没有根据地是不行的。不实现耕者有其田，也就建立不起根据地。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对毛主席的敬仰。朱毛红军成为红军旗帜。我自己想去取经，想弄清革命的性质，分田怎样分法等问题。
彭德怀上井冈山的计划遭到了他的敌人的沉重打击。先是在万载县，他受到了预先得知情报的敌军的伏击，损失惨重，几乎全军覆没。2000多人的队伍只剩下500人左右，而且军需全失，他不得不退到铜鼓，后又到黄金洞一带进行休整。
彭德怀最终实现了目的，他的队伍在何长工和毕占云的带领下到达宁岗，见到了朱德。第二天，他们到达茨坪，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用和彭德怀一模一样的湘潭口音对他说：“你也走到我们这条路上来了！今后我们要在一起战斗了。”这句话是他们日后30余年共同战斗历史的开始。
双方的队伍都很兴奋，但在12月11日举行的庆祝会师的联欢会却出现了不祥的征兆——台子塌了。红四军军长朱德很机智，这时他已42岁，是革命队伍中的老兵。他说得很轻松：垮了台，搭起来再干嘛。自此，彭德怀和毛主席为共同的目标一起奋斗，历经艰难困苦，越过万水千山，直到共同站在天安门城楼的检阅台上。
彭德怀的到来增加了井冈山上割据者们的枪支和力量，也增加了他们的粮食危机。红四军本来已开不出每天3分钱的伙食，现在更是难上加难了，山上的条件变得更差，极缺粮食和冬衣。1941年在延安出版的《朱德将军传》中曾这样描写：四周紧布着封锁的罗网，时节转向寒冷的冬季，山上、树林里都堆着积雪，苦战的褴褛的人们更艰难了。他们穿着单衣，天天吃着南瓜。同志们是坚强的，但不免在寒冷中来了感情的灰色，他们唱着“打倒军阀，天天吃着红米南瓜，敌人来进攻，努力消灭它。”
二、面对国民党军队第三次围剿，毛主席不得不思考对策
生存已成困局，而江西和湖南两省的国民党军队还在向井冈山聚集，这已是他们的第三次会剿，共有6个旅3万余人。井冈山根据地的开创者毛主席不得不思考对策，这便是柏露会议的原因。会议决定彭德怀的红五军和红四军的32团王佐部留守井冈山，四军主力突围到外线牵制和打击敌人，并相机开辟新的根据地，围魏救赵。
问题是留守井冈山为什么要留刚刚到来、人地两生的彭德怀部呢？当时他能指挥的人数不足一个团，只有七、八百人，而且有半数左右的老弱病残人员，面对强大的敌人围攻，丢失根据地的危险显而易见。这也是红五军领导者们的疑虑之一。彭德怀答应了这次考验，他用自我牺牲精神说服他的战友们：应该保卫井冈山后方，使红四军主力安全脱离敌人包围向白区发展。如果红五军不承担这项任务，湘赣边区政权可能受到损失甚至搞垮，要准备牺牲局部，保证主力安全。
可是，毛主席和朱德率领的部队并没有能起到围魏救赵的作用。他们无法摆脱江西军阀李文彬的追袭，被包围在大余，损失惨重。31团营长周舫、独立营营长张威牺牲，28团政委何挺颖负重伤。突围后，毛主席继续采用他的来自于实际的有效办法，决定向赣南丛山进军，与那里的几支分散的共产党游击队汇合，建立新的根据地。
但这却使井冈山上的彭德怀真的成为孤军奋战了。转机出现在大柏地，毛主席利用这里有10余里长狭谷的有利地形设伏取得一次重大胜利，打垮追敌刘士毅部两个团，俘敌正副团长以下800人，缴枪800支。这次战役中，22岁的林彪立了奇功。他不久前还被文武全才的陈毅指责为胆怯逃跑，此时却率兵绕到敌人背后用枪托和树枝与敌人激战，击溃强大的敌人。实际上他一直受到毛主席的赏识，自井冈山撤退后，红四军主要是由朱德和林彪二人指挥作战的。一年后，年轻的林彪成为红一军团第四军的军长，接着，24岁的他担任红一军团的军团长。
1933年，毛主席不忘大柏地战役，作诗“菩萨蛮·大柏地”纪念之：
赤橙黄绿青蓝萦，
谁持彩练当空舞？
雨后复料阳，
关山阵阵苍。
当年塵战急，
弹洞前村壁。
装点此关山，
今朝更好看。
终于，红四军在赣南又得立足之地。当毛主席接到彭德怀的消息后，决定会师瑞金。
朱毛走后，留守井冈山的彭德怀部受到敌人的猛烈攻击，敌人的数量是守山部队的30至40倍，尽管彭德怀预先作了准备并指挥部队给敌人以杀伤，仍然无力守住阵地：全军没有重武器，也没有手榴弹地雷等，没有一寸铁丝网，两挺重机枪因无子弹实为一堆废铁，每人只有十余发子弹。
一个仇恨红军名叫陈开恩的富农带领敌军避开红五军一大队的正面防守，沿乱石成堆的小溪右侧上山，攻破了黄洋界哨口。彭德怀无力收回失地，而预先准备在外侧打击敌人的红四军因自己的困境未能按计划行事，红五军伤亡重大，几乎丧失作战能力。彭德怀只能撤退，他带走伤病员，留下熟悉当地环境的王佐部分散打游击。毛主席用两年半时间创立的第一块根据地从彭德怀的手中失落。
失利的部队——毛主席的和彭德怀的，经受着难以描绘的疲劳与艰辛。1929年4月，他们在瑞金会师，这只是短暂的相逢，几天后，彭德怀就率领他新发展起来的一部队离开瑞金开赴井冈山，他要重建井冈山根据地。在这期间彭德怀向红四军前委汇报了撤离的经过，当时毛主席歉意地说：这次很危险，不应该决定你们留守井冈山。不得不说，伟人不愧为伟人，有着常人无法比拟的风范。三天后，彭德怀主动提出打回去，恢复湘赣边区政权，当即得到红四军前委的同意。
彭德怀回井冈山出乎意料的顺利，除了在信丰消灭靖卫团数十人之外，沿途从未遇上国民党的军队，这是因为蒋介石正忙于同冯玉祥间的中原争战。红五军如同大游行一样，不出十天便到了井冈山，一个半月后，湘赣根据地重新出现。
受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影响，李立三主张各地红军向苏联学习经验——放弃根据地，进攻大城市，重建城市工会，巩固工人阶级的领导权。这是典型的苏联模式，布哈林就对中国苏维埃和红军颇悲观。他认为红军在农村会妨碍老百姓的利益，把他们的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引起老百姓的反对。他要求高级干部离开红军，比方说凋朱德、毛主席赴苏联学习等。
对于毛主席关于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时间问题，中共党史学界没有统一的认识，但大多数人肯定1930年1月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标志着他的道路理沦的初步形成，即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方法夺取全国性胜利。正是这条道路使头拔红星的共产党武装历尽劫难而不死，而且在以后抗日斗争和反蒋斗争中显出极大威力。
三、李立三的冒险主张
李立三的冒险主张前后存在了三个月(1930年6月至9月)，并以“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而著名。本来，李立三只是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但由于强调党的工人成份的向忠发文化低、能力差，权力渐渐集中到了李立三手中。他根据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的形势断定蒋介石政权行将崩溃、革命高潮就要到来，命令各地的红军集中整编为红三军团；6月，朱毛部队改编为红二军团，加上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分别进攻南昌、九江、长沙，合攻武汉。
在执行李立三计划的过程中，毛主席、彭德怀的部队又一次会师，他们联合成立了红一方面军。在此之前，他们遵照中央命令各自进攻南昌和长沙。朱、毛部队二万人的任务是攻克有高大城墙和优势国民党军队驻守的南昌，但他们没有认真地执行命令而是应付了事。毛主席只派一部分军队到南昌对面与敌军隔江示威。
彭德怀接到的命令是立即进军武昌，但他回电中央拒绝执行。理由是他的部队进攻武昌将腹背受敌，有全军覆没的危险。稳健而富有军事才干的他转而横扫鄂南六县，夺取重镇岳阳。接着，他击败围攻平江的何键部队并乘胜攻进长沙，以8000人抵抗3万多敌兵，以守一个星期后撤出。这是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红军唯一一次占领的省会。
是否进攻大城市一度成为是否反对李立三路线的标准，这纯粹是一种无意义而且也不科学的争论。对红军来说，最主要的目的在于消灭国民党的武装和保存发展自己。只要有利可图，进攻大城市和退却农村都是可以的，依此，就不应否定彭德怀三兵团进攻长沙的作用，也不必拔高红一、三军团从长沙城外撤兵的意义。
第二次进攻长沙的任务是由朱、毛、彭、黄(公略)共同担任的。这时的长沙已调进了大量的国民党军队，他们修筑了坚固的工事。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国的军舰也游进了湘江。红军遭到机枪和大炮的凶猛扫射，继续作战无异于等待灭亡，毛主席命令部队撤出阵地，他得到了朱德和彭德怀的支持。这是李立三主义垮台的信号，一个月后，李立三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尽管他的激进主张控制全党只有三个月，而且他自已也承认犯了错误，但还是给革命和他自身带来重大影响。
毛主席在和李立三的争吵中，得到了周恩来的帮助。周恩来一直把毛主席和他创造的根据地当作全军学习的榜样。1930年1月，他在《中央军事通讯》上发表“致红军指挥员的信”说：“从瑞金的独立政权中，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可贵的经验……它在中国是独由无二的，在世界上也是前所未见，前所未闻的，我们都应该学习这些经验。”这些话出于作为中央军委书记的周恩来之口，无疑增加了毛主席的威信，实际上，李立三下台之后，周恩来接替他成为我党的实际负责人。
从长沙退出的红军占领了吉安，他们已得到消息，蒋介石要动用大虽兵力“围剿”根据地。中原大战的获胜免去了蒋介石的后顾之忧，他命令在北方作战的部队调头南下，功用数十万兵力连续“围剿”红色区域。然而毛主席利用在井冈山时采用的作战原则对付大规模的战斗，竟然连战皆捷，又取得了新的经验，十六字诀增加了内容。如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打运功战、速决战、歼灭战等。
1939年，毛主席更精确地总结说：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且经过了一次大革命。这些特点，说明红军有可能发展战胜敌人，也说明红军不能很快发展和不能很快战胜敌人，如果弄不好，还可能失败。因而红军必须实行依靠群众的人民战争，必须实行以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形式，必须实行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必须实行战略上以少胜多和战役上的以多胜少等原则。
这些是绝对的中国式作战方法，正是它保证了毛主席指挥部队击破了蒋介石的三次围剿，由于这种方式的关键在于人民战争，因而是外国所没有的也是反人民的军队所无法采取的。这也许是中共军队后来战胜蒋介石、日本和美国军队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它必须是在常规武器作战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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