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老师讲历史
一、毛主席看见一块汉字碑，似话中有话
1949年12月6日，毛主席、陈伯达、汪东兴、师哲、叶子龙、陈秉承、沈剑心、李加吉、田树彬等一行，由中南海丰泽园出发,到北京西直门火车站，准备登车去苏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聂荣臻和李克农等领导人，也同到车站送行。
为了抵御西伯利亚的寒冷，卫士们提议为毛主席做件呢子大衣，但他坚决不同意做，只同意做了一件呢子斗篷，戴了一顶皮帽子。他和送行的人一一握手，而后转身登上9004号专列。他站在车门口，又回身向送行的人挥手。周恩来似乎意识到什么，向前迈了一步，同毛主席一起上了车。
在车厢里，周恩来介绍说：“代远、瑞卿和奇清同志随你到满洲里，这几位是老熟人，用不着介绍了。还有两位同志，一位是铁道公安局的副局长冯纪，一位是保卫处长任远，也是一路护送主席到满洲里，要不要叫过来认识一下？”
毛主席含笑作答：“是不是刚才在车门见过的那两位？已经认识了嘛。”
周恩来环视一下车厢的陈设，试了试床的软硬程度，站起身来：“主席还有什么指示？”
毛主席脱去大衣，摘下皮帽，拢了拢头发，坐下开始吸烟,缓缓吐出烟雾：“恩来，家里的事情有劳你们了。”
周恩来伸出手，和毛主席握了握：“主席，请一路保重。家里的事情，我们会随时用电报向你请示的。”
“好，我们在莫斯科见！”毛主席用夹着烟的手向下车的周恩来示意。
周恩来又回身打了一次招呼。
列车缓缓启动。
专列挂了20个车皮，分为前卫车、后卫车和主列车。前五节前卫车坐了50名士兵和一些铁道工作人员；后五节后卫车也有50个士兵担任警卫，还有一车皮白菜萝卜大葱及山东大梨。中间10节主列车，除餐车、行李车外，便是毛主席和官员们的公事车。毛主席的公事车里有四个房间，前面一间为会客室，第二间是毛主席的卧室，后面两间由汪东兴、叶子成等人使用。陈伯达和师哲共用一节公事车，滕代远和罗瑞卿共用另一节公事车。
在这列专车里，还坐着一位仪表堂堂，风华正茂的苏联人，他叫费德林，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他是苏联驻华大使馆的官员，此次奉莫斯科之命，作为翻译，陪同毛主席访苏。看来，毛主席也喜欢这个英俊的年轻人，火车进入苏联境内，毛主席邀请费德林到他的车厢里来。
“谢谢毛主席关心我这个普通的工作人员，真不敢当。请原谅我的唐突，我想问问这是什么茶？”费德林指指放在身边茶几上的热茶，稍有些拘谨。
“这嘛，当然是我们湖南的绿茶。要我介绍介绍吗？”毛主席自己也抿了口茶，兴味盈然地说道：“有点涩嘴吧？有的人不大习惯。不过，凡是好茶都有一种叫丹宁酸的东西，对血管微血管都有好处的，可以防治血管硬化和高血压。你知道，中国人高血压的发病率不算高，大概同经常喝绿茶有关吧……”
“谢谢你，毛主席。一些有经验的行家也是这样说的。我以前就听说过湖南茶不错，只是不懂行，过去只品尝过龙井茶的滋味……”
毛主席开起玩笑：“那你的口味很高啰。哪个中国人不想尝尝杭州的龙井？这是上层人士喝的东西，至于过去我们这些乡巴佬、大老粗和丘八大兵，能喝上当地产的湖南茶就不错了。有人还当它是普通的蒿子杆呢。”
“哦，你们湖南茶可不比茶场里种出来的茶叶差呀。”费德林只是顺口说说，可又招来毛主席很多玩笑话：
“你别抬举我们啦！湖南茶怎么能同龙井比呢？不过，我倒想问你，你怎么搞到龙井的？那是有钱买不到的东西呀！”
“抗战时期在重庆，人们有的是钱。朋友请我喝的龙井茶是从沦陷区捎来的。”
“难怪，国统区那个地方办法多得很，延安就不行了，我们做梦也不敢去想龙井茶，连湖南茶也喝不上，只能有什么喝什么。有时候弄点艾草煮煮当茶喝。”
“野草汁喝多了，不怕闹肚子吗？”
“那有什么办法！”毛主席情绪高涨，又开始他习惯的“由此及彼”的哲学引申：“我这个人呀，就是一个矛盾体。明知道吃要吃得少，多吃有害，多余的食物需要很多的能量来消化。这是不好的。可是我一见粘米饭就管不住自己，特别是见到肥肉。生活本来就很清苦，大家省吃俭用……”
他点上一支烟，看着烟头，继续说；“抽烟也一样，明知有害，尼古丁害人，但是戒不掉。一支接一支地抽，抽了一辈子了，也不打算戒了，怕失去刺激。再比如说，我知道吃辣椒伤肝脏，特别是吃过量。但是一见那红艳艳的尖辣椒就不要命了！我们湖南的辣椒像一团干火，吃在肚子里火辣辣的，但是不吃还不行，一天都少不了。否则，就觉得嘴里没味儿，辣子会提神，刺激血管，活跃头脑。”
毛主席用抽剩的烟头点上另一支烟：“这都是过去养成的习惯了。过去不是吃得多，而是吃不饱。老觉得肚子饿。对于一个饿汉来讲，还有什么这不吃，那不吃的，饱汉不知饿汉饥么。有病不怕，就怕庸医害死人，你说，是不是这样？”
费德林赞同：“他们只看症状，不问病根……牧羊人还错将山羊当绵羊呢。”
火车速度减慢，快到俄罗斯的秋明站了。毛主席把脸转向窗外，突然发现了什么，要费德林朝外看：
“看，那边石头上有几个中国字！”
随着毛主席手指的方向，费德林也看见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两个大大的中国字：洞门。费德林猜测这是表明这里有山洞，或者峡谷的通道。
毛主席认为：“它不像一般的石碑，也不是建筑师的手笔，你看是什么，博士？”
费德林仍在猜测：“说不好，我没看清楚……也许是前来寻找野人参的中国人留下的暗号。西伯利亚的人参是有名的。”。
“那怎么会一直保留到现在？难道现在还有中国人到这块禁地来采人参吗？”
费德林无法解释，似觉毛主席话里有话。
“有意思。”毛主席仍在寻思，“石头会说话呢。当年的勘察者早被人们忘掉，倒是石头还在纪念他们。那很可能是第一批勘察家呢……你读过中国的《红楼梦》吗？曹雪芹写的，《红楼梦》又叫《石头记》……”
火车哐当一下，又开始加速，打断了毛主席的思路。
二、一枚锈手榴弹惊起中南海一池春水
中南海的夜色一向深沉而宁静。
西花厅的灯光就像最后抹去的星辰。周恩来桌上的电话机时而响起，秘书进进出出。送毛主席离京的那天上午，周恩来又没睡觉。他在凌晨4时还在给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写信，王是他的老部下，所以信没有任何客套，开头就写道，“炳南：连打一小时之久的电话，外交部无人值夜班。”
对此，周恩来很不满意，特意在这句后面加了问号，既是询问，也是批评。“你家也无人接，致无法从电话中与你通话。”周恩来继续写道：“现特函吿：今早（上午）6时零刻苏联商务代表团车抵北京，望你按时到东车站去接（以办公厅主任名义），不得延误。接到后，望即约他们到今晚宴会。罗申（苏联驻华大使）、齐赫文（参赞）已离京，今晚去掉他（们）的座位。”
周恩来的细致严格可见一斑。
今日凌晨，周恩来的办公桌上又堆了一厚叠文件，他一坐下又是三个小时。秘书轻声进来，报告说：“公安部来电话，说主席已安全通过天津，只遇到一点小问题，在主席专列要通过的路轨间发现一枚手榴弹……”
批阅文件间隙的周恩来，听汇报时是一种调剂，本没留意，但秘书的最后一句话顿时引起他的注意，他侧过身来，追问秘书：“什么样的手榴弹？”
秘书稍显轻松地浅笑一下；“是一颗生锈的手榴弹，整个锈成一个铁疙瘩，炸不响了。估计是战争年代或是什么人废弃在铁路旁。不过，罗部长还是很重视，已经下车调査和处理此事了。”周恩来手里的红蓝铅笔轻轻地敲着桌面，想了一下，向秘书布置着：“通知沿途各站，加强警戒，再对铁轨、路基做一次清理；通知滕代远和杨奇清、汪东兴他们，警卫工作仍要仔细认真，丝毫马虎不得。”
秘书应着声，按老规矩将桌上周恩来已批阅过的文件拿走，习惯地问一声：“总理还有什么指示？”
“罗瑞卿同志如果回到北京，请他马上到这里来。”周恩来将手头正批阅的那份北京市军管会布告也一并交给秘书，“天亮以后，把这份布告也发给主席，请他最后再过一下目。”
秘书走了，周恩来的办公室又恢复了一个人的世界。
他认真批改过一份外交部文件，又拿过来一份人事安排的名单，逐一审视那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二十多年来，他和这些人的联系从未中断过，他熟悉他们的经历、个性和才能，知道哪一个位置最能发挥他们的优势；他们也同样熟悉他，信赖他，以置身于他的领导之下而为幸事。周恩来在每一个名字后面，都注上几个字，以表达自己对于他们任职分工的意见。这份名单还要经毛主席最后审定。他在写注时颇为用心，尽量以最简捷的语言说出每个人的特点，以及在这个职位上可能产生的影响，以便毛主席最后定夺。
东方发白，周恩来起身活动一下，顺手关了电灯。工作人员送来了早餐：一碗稀饭，两个小馒头，一盘花生米和一碟咸菜。
周恩来示意将早餐放在茶几上，看看腕上的手表，拿起红色电话机的听筒，先给刘少奇打电话：“喂，少奇同志吗？我是周恩来。主席已安全通过天津。……出了一点小问题，罗瑞卿同志已在天津下车去处理了，有什么情况我会及时向你通报。”
然后他又要通了朱德的电话。接电话的是朱德的卫士长，周恩来轻声问：“老总起床了吗？”
周恩来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时间向两位领导人通报情况，是他熟悉他们的起居作息时间。从延安时期起，因为经常与毛主席研究事情，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等都养成夜间工作的习惯，朱老总年岁大了，改不过来常年养成的早睡早起的习惯，所以此时，正是两位领导人都没睡觉的时间。朱老总的卫士长证实了周恩来的估计：“老总正在洗漱，一会儿就要出去散步。”
周恩来放下电话，匆匆吃过早饭，穿上大衣走出西花厅；他想和朱老总一起散散步，一来驱赶一下一夜的疲惫，二来趁这个机会向老总通报一下主席沿途的情况……
三、斯大林纳闷：毛主席为何坚持要周恩来赶来呢？
毛主席初到莫斯科的情景已为人所熟知。简略地说，欢迎仪式很隆重，当天（12月16日）毛主席就下榻在斯大林的别墅。
这座别墅是斯大林在卫国战争期间的住所，坐落在莫斯科西南郊27公里处。别墅不大，地上有三层，一、二层住人，三层有弹子房，地下室有厨房、警卫、工作人员住房和作战指挥设施。叶子龙、师哲和毛主席住在一层。毛主席住的是一个套间，里面做卧室，外间做会客室，东头还有一间做办公室。
下午6点，斯大林就在克里姆林宫他的办公室会见毛主席。一般情况下，斯大林迎接客人的方式是静坐在那里等候；但这次他站在办公室门口，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和维辛斯基外长也都在门口站成一排，欢迎来访的中国领导人。两位领导人初次见面,有几句话给毛主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是斯大林开头说的：“你比我想象中更年轻，更健康。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祝愿你健康。”毛主席的回话显然经过掂量又发自内心：“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
“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斯大林说了句极有哲理的话，毛主席也感激这句话，以后在不同场合他还向别人转述过。双方海阔天空地说了一阵以后，毛主席很快发现，尽管苏方官员很多，但两个多小时中，只有斯大林一人说话，别人谁都不插言。这与当初延安形成的那个领导集体的群策群言，显然大相径庭。
在斯大林再三询问此行的愿望和要求时，毛主席表示，这次来，一是为祝贺斯大林70寿辰；二是看一看苏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想走一走，看一看。斯大林有自己的想法，但他希望能从毛主席嘴里先说出，以免使人感到强加于人。他问道：“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毛主席希望这样：“恐怕是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东西，但这个东西必须是既好看，又好吃的。”
在座的人们无法理解毛主席所说的“好吃又好看的东西”是什么。毛主席解释说：“所谓好看，就是形式上好看，在做给世界上的人看；好吃，是要有实际内容。”但毛主席不愿全部说出他的想法，他认为苏联建国多年，有经验，又是主人，应该由他们主动提出帮助中国，不提是不诚恳的。毛主席同时提岀，要周恩来到莫斯科来一趟。
斯大林有些冷淡，惊讶地擎着烟斗：“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个什么事情，请周恩来来干什么？”
不知斯大林是真的没有明白毛主席的意思，还是有所保留。后来他亲自给毛主席打电话，但都是询问毛主席在苏生活是否习惯，表示要前来看望，但他的保卫人员和保健医生不让他出门，毛主席对此表示感谢，劝他不要来了。斯大林得不到毛主席的具体打算，还给翻译师哲打过电话，想了解毛主席的想法。后来又派莫洛托夫来摸底。莫洛托夫是只带着耳朵来的，只是听，既不表态，也不提任何问题。
后来斯大林终于从王稼祥大使那里弄清毛主席的意图，是要搞个政治性文件，他很赞成，但仍不肯主动提出。斯大林的想法，签约当然应由两个国家元首——他与毛主席来签；而毛主席却认为既是两国之约，当然应由两国外长来签更为合适。他向斯大林提出反建议：“你是部长会议主席，我不是总理，我们两个对不上口径，如果签订条约，我要把我的总理找来。”
斯大林对此一直不理解，也不表态。直到毛主席就此几次向斯大林提出，斯大林才同意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来苏的建议。
作者简介：作者系高校讲师，历史爱好者、研究者、耕耘者，欢迎广大读者讨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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