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12月，周恩来在北京接见印度看管部队参谋长高尔准将时表示，“在是否应该使用武力来制裁特务分子的杀人、威胁战俘不准他们要求遣返和破坏行为上，朝中方面同印度看管部队之间是有分歧的”，“对他们的工作有不满意的地方”。
1952年11月，我方曾出台“关于遣返朝鲜战俘问题的八条意见”。“意见”认为，战俘被移交给中立国委员会收容后，拘留国就不再对战俘有控制力，故而经过了说服和再教育，“形势将是大部分战俘或所有战俘都要回去”。
1953年9月，停战谈判代表团的第三把手——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对参加解释工作的人员作动员报告时估计，在“不直接遣返”的1.4万志愿军被俘人员中，约有3000人要去台湾，另3000人愿意回国但确有顾虑，另外动摇不定的有8000人。我们的工作对象当然主要是后两种人。
解释工作的结果令人失望，前后仅有440人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解释工作结束后，乔冠华作报告时说：
“解释代表们很努力，也很辛苦。是的，在解释之前，我们曾有过相当乐观的估计，那是由于对美帝的罪恶本质还认识得不透，对其恶劣、无耻和残忍性估计不足的缘故。没有预期到由于美、李、蒋特务的作祟，竟使解释工作没有合理的时间和合理的条件，这当然不能达到我们预期的目的。”
看来，我们太过于相信一条理论：战俘脱离了拘留国军队的控制，来到一个中立环境，就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愿望，而没有估计到他们仍然是在对方特工的严密控制下。我们上了当。
1954年1月20日，1.49万志愿军战俘被美国第七舰队送往台湾。这些不幸的人员中有一名姓冉的人士，后来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据告，年轻时他在家乡被抓壮丁进了国民党军队。1946年他所在的部队全团投诚，加入了人民解放军。1951年9月，他在三八线附近的战斗中受伤被俘。在巨济岛的美军战俘营中，他被吊打，眼见要求回国的战俘被活埋，还有割肉挖心的残暴行径。到了台湾，台湾当局违背其“回乡务农经商”的诺言，他被编入国民党军队，当了20年的老兵。每年清明时节，他都要到海边，隔海远眺，故乡是他唯一的牵挂。在残酷难熬的日子里，有的人想不开就自杀了。在台湾那样炎热的天气里，许多人都不敢穿短衣、短裤，唯恐露出那些耻辱的字样。
1987年底，台湾当局开放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他也很想回来，但每当想起身上的刺字，就感到回大陆的路程十分遥远。直到一名四川老乡从大陆返回，告诉他：“我身上刺的字前后左右都给乡长、县长看了，没事。”他才下决心在背井离乡50多年后回到他朝思暮想的故土。现在，他和侄子一家定居在宜昌郊外，过着隐居生活。但是面对孙女对他满身刺字的疑问，他只是沉默不语。
这就是美国的“人道主义”——它是用惨无人道的精神摧残、肉体消灭和永不褪色的刺字织成的。
这里，但不得不提到6600名回到大陆的志愿军被俘人员。按照常人的想法，这些经过出生入死的考验，在敌特的淫威下敢于表示回国愿望的战士都是好样的。1953年9月14日金日成和彭德怀的《告被俘人员书》也“郑重负责地宣布：凡我方被俘人员，不管他们在对方战俘营中有任何上述行为(被迫刺字、写文件、参加组织、担任职务)，回到祖国后一律不咎既往”。然而，在1954年东北昌图县的审查中，98.1%的人被开除党籍，只有2%的被恢复军籍。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蒙受不自之冤的战友们在经受了挫折和磨炼之后，终于有了出头之日。这是令人欣慰的。
中共中央文件指出，“这批归来人员，除极少数战场投敌以外，绝大多数是因负伤、生病或其他原因失去战斗力而被俘的”，而在1954年的审查中，“在结论处理中，由于对他们的问题具体分析不够，看得过重，因而定性偏重，处理偏严”。文件还肯定：“但他们始终心向祖国，在一些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领导下，同敌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争取遣返回到了祖国。”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不管怎么说，这仍是“亡羊补牢”。但是，20多年受的罪，向谁诉说去？如何弥补？我们应从这重大的历史冤案中吸取教训。
1951年，李克农(外交部副部长，军委情报部部长)和乔冠华(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国际新闻局局长)赴开城主持我方停战谈判之前，周恩来曾对他们叮嘱了一句古语：“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在整个停战谈判过程中，朝中代表团做到了该争的据理力争，可让的或不能不让的，看准时机让。如何掌握让步的程度和时机，我们遵循了周恩来的指示：美国蛮横无理时不能让步，虚张声势时不能让步，不起作用时不能让步，让步必须能扭转局势。这种政治家的大智大勇，更不是他们抵毁得了的。
彭德怀说，朝鲜停战谈判是“一场异常尖锐复杂而长期的军事与外交交织着的斗争”。这一斗争关系着落实和巩固在战场上的胜利，关系着50多年来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朝中停战谈判代表团肩负着这一历史使命。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李克农是如何坐镇开城，统领朝中代表团，同蛮横、狡诈的敌人展开有理有节的斗争，直至胜利。
朝鲜中部的开城因朝鲜战争而声名大振。它的盛名也同它的特殊历史、地理条件密切相关。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驻守于此，尤使它为广大中国人民所知。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也称开城停战谈判代表团。
开城是个历史名城。公元918-1392年，它是高丽王朝的都城。开城从何得名？据说朝鲜的先祖们越过北部重重山峦来到此地，发现了这块开阔美丽的沃土，于是决定在此建都，取名开城。作为京都，开城的城市规划别具风格。它建成弯月形的市井，并以中心广场为核心向周边辐射，形成圆形外城，又称满月城。开城存有多处历史遗迹，包括帝王陵墓、旧城及王宫遗址。
开城是个战略要地。城北的松岳山高489米，横跨三八线上，战争以前就是南北争夺的制高点。占领了松岳山就可以雄踞开城地区。开城至汉城地势平坦，又有铁路及公路连接。开城大营是从北方进入汉城的门户。
开城是一个商业城市。它所在的瓮津半岛气候温和，物产丰富，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商贸城市，尤以近郊的高丽人参著称于世。如今，它是朝鲜的直辖市，近年来一直是南北方的重要接触点。“开城工业园区”的建设更加彰显了其工商城市的地位。
开城还是朝、中两国停战谈判代表团的前进基地。它同美方的前进基地汝山遥遥相对。两地相距甚远，但双方代表只要各走一半的路程就可以到达板门店。开城不仅是我方谈判代表团首脑的驻地和前敌指挥所，也是与北京、平壤保持联系的联络站。
开城在朝鲜停战谈判中占有一席之地还因为谈判最初是在开城举行的，3个多月之后，才迁到板门店。开城在三八线以南，战前属南朝鲜管辖，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新解放区”。让美国人到我们的占领区来开会，当时也是一件大事。毛主席亲自给予关注，举凡会议场所、用具、食品、安全等都作了具体安排。
由于开城的特殊地位，在整个战争期间它未受到重大破坏。1950年6月25日战争爆发后，人民军迅速占领开城，以后它便一直在我方手中。尔后，开城同汉山一样，成为双方都承诺不予袭击的中立城市。这样，它便避免了美机对北部城市的狂轰滥炸。
虽然如此，开城远非是一个避风港。我代表团人员多次受到美机轰炸及特务袭击的生命威胁。美国人甚至还准备进攻开城，从我手中将它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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