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是滕代远同志的夫人，这是我们从事隐蔽战线的工作回忆。我当时是延安中央社会部机要科长。

1938年秋，从苏联学习完成后，和战友们经新疆、兰州、西安的辗转历程到达延安，经过短期学习，先是担任延安中央社会部机要科长，年底和滕代远结婚。1939年夏，参加中央党校组织的土改工作团下到延川土改3个月后，22岁被调任中央社会部任秘书长工作，在党中央领导身边工作近2年。

有一天，中社部领导找我谈话，大意是说：抗日战争已进入第3个年头，我们军队对日军作战打了很多胜仗，为了配合战争，在隐蔽战线上，还需要加强斗争，中央决定组织一个工作组（情报保卫工作组）到前方八路军总司令部开展工作，任务是搜集敌伪军、政、警、特和社会各方面的情况，供领导参考。工作方法，可以派人打入敌占区，潜入敌伪内部，长期埋伏，以待时机。他又说，工作组共7人，由你负责，张箴协助，给你们配备两名电台报务员、1名译电员，便于和我们联系。另外，物色了两名干部，他们在敌占区有社会关系，到前方后设法派出去。你们到前总后，由中共北方局直接领导，你有什么意见？

23岁的我，听了以后感到担子很重。因为当时我在中央社会部任秘书长，主要抓行政管理，对业务工作很少接触，心中无底。我提出对这项工作毫无经验，很难做好，是否另派个负责人，我可以协助。他说不另派人了，经验都是从实践中得来的，有党的领导可以随时请示嘛！

我决心接受这一繁重的任务。我们一行7人，1940年秋从延安出发，经过战火纷飞的晋西北，越过敌人层层封锁线，用两条腿行军，走了两个多月，于12月到达了八路军前方总部驻地——晋东南辽县武军寺村。

到前总后，立即向中共北方局代理书记彭德怀副总司令、北方局组织部长刘锡五、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汇报。我把在延安中社部领导上分配的任务、人员状况、工作关系一一向他们汇报。几位领导当时商定：工作组由彭总直接领导，具体工作向刘锡五部长请示。工作组建制属前总司令部秘书处，我负责工作组的领导工作，林一、张箴、宗韬对外称秘书，两个报务员编在司令部第3科，业务由林一指挥，两名外出人员设法尽快派出。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我们的工作也逐步展开了。要想打入敌人内部，首先要选择符合“条件”的派遣对象。领导上帮助选调，我们携带彭总的信又到“抗大”去挑选。代远1940年5月调任“抗大”总校副校长，很支持我的工作，前后选调了20多人，由张箴、席一先后负责办了三期训练班，学习结束后逐个派出。

1941年下半年，工作组改为司令部参谋处情报科，我任科长，直接受左权参谋长领导，不再向中社部直接汇报了。这年9月20日，中央军委决定在各战略单位建立情报组织，要求八路军前方总部、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等各司令部成立情报处，任务是搜集敌伪、国民党的军政情报，调查研究其动向，进行部队侦察，查明敌伪军番号、兵种、武器、行动企图等，以便为领导提供决策的依据。1941年底，前方总部在原情报科和原来的技术侦察科（对外称新闻台）的基础上组建了情报处，处长左权（兼）、副处长项本立(1942年实行精兵简政，改为两个科，项已调走)，处以下设4个科，我任第1科（派遣科）科长。第1科工作任务：选调干部进行训练，根据领导指示，确定派出方向、任务，为派出人员办理具体工作（如解决化妆、经费、良民证等）规定联络点及接头暗号，外边同志回来后，组织汇报，接受送回的情报，翻译往来密信，派1科人员到敌占区巡视工作，传达指示等。

我们先后派出一批符合条件的干部，打入华北敌占区大、中城市和伪军、伪组织中，搜集情报，发展地下武装，对伪军进行策反，联络爱国进步人士掩护工作。据不完全统计，由情报处直接派出的干部有75人，在敌占区建立了情报站和交通站。在城工部时期，他们又发展党员70多人，当时有140多共产党人，分散在敌人心脏里活动。在派出人员中，先后有6人被捕牺牲，地方政府已追认为烈士，有2人被捕叛变，1人脱离关系。

情报工作的派遣并非一帆风顺，被派出人员遇到多少困难、艰险，才站稳脚跟，隐蔽下来。例如，1942年从“抗大”选调的军事主任教员王文治和政治文化教员王伯彦夫妇，由总部情报处派去青岛，经过曲折，才搞到青岛良民证。因王离开家十几年，刚一回去，亲友们都有戒心，王只好跟一个卖菜的同乡学习卖菜，他每天半夜到远郊区买菜，拂晓到市里集市上卖，每天来回要走四、五十里路，推着三、四百斤菜车，一夜不睡，上午卖完菜，回来只能睡四、五个小时，每天只能赚到二、三元伪币，勉强维持两个人的生活，这样才转变了亲友们的态度，认为他肯吃苦是个老实人，他父亲托人给他们办了良民证，成了合法“良民”。到年底又经人介绍，潜入河北省遵化县，在伪治安军第3集团军第6团书记处补个勤务兵，书记官看他字写得好，让帮文书抄写，官称“帮写”。团部不设参谋处，一切收发文件、资料保管、拟定文稿、伪军调动、通讯联络、电台密码、人事变更等业务，均由副团长指挥书记处办理。

王文治利用“帮写”后又提升为上士文书之便，搜集了不少伪军资料，由爱人王伯彦带回总部情报处。王要求总部再选派一人，安插到伪军6团任职，我们又选派前总后勤部秘书科长邓芳钦随王伯彦到了遵化，经王推荐，潜入伪军6团书记处，王以后转移到另部伪军。邓能写一笔好字，工作积极，深受团长器重，由上士文书升任准尉司书。华北伪治安军是日军亲手组建的所谓正规部队，号称近20万人，治安军总部头目是大汉奸齐燮元，下属几个集团军，建制团是基层单位，从一个团的编制、武器配备、人员情况可以了解到集团军全军情况，王、邓二人职务虽然较低但岗位重要，他们先后埋伏了3年之久，获得许多有价值的情报送回总部。

为了在伪军里发展地下武装，1942年我们又从“抗大”上干科调军事教员张鸿烈和刘筱萍夫妇，派到敌占区北平工作。张毕业于东北讲武堂，曾任过张学良部上校副官，参加过青年党，阅历丰富，军事素质好。到北平没有找到可靠的社会关系，后经保定张的老师推荐，到了河北省献县任伪军干部训练所所长，又由所长升为大队长，伪警备团副团长，伪县长兼保安联队长，虽然职务步步高升，但并非处处顺利，用张本人的话说：“3年中日本人对我时时怀有戒心，用各种方法试探我，我也用各种手段和他们周旋，他们始终没有发现我有什么破绽，艰难地渡过了这3年。”

张鸿烈

献县派有日本顾问，讨伐大队长是日本人。1944年5月，又由天津宪兵队来了个儿玉少佐，突然找张鸿烈说：“你的八路军说话。”翻译说：“让你把通八路军的事详细说出来，说了没事，不说不行”。张听到后感到十分震惊，因为日本人对他曾有过多次考验，他不露山，不露水地处处表现出为皇军“效劳”的“忠心”。他和我冀中八分区地委有联系，数次派人商量打假仗，在一次打假仗中，伪军损失惨重，张也受点轻伤，为了消除日本人对他的怀疑，当时他勇敢地用自己的手枪打伤过自己右小腿，以表现对八路军作战的“坚决”，并且得过几次嘉奖。当时他想，今天是怎么了？是否有人叛变告密？他表面上很镇静，对日本人说：“我的情况，木村大队长最清楚，每次讨伐，我都走在前头，保安联队积极出去讨伐，这是有目共睹的，我对皇军没有二心，没想到今天竟落个通八路的罪名。”儿玉仍紧追问，他急中生智，以攻为守，不管三七二十一，摘下身上的战刀，卸下手枪，扔到桌子上，又扯下军衔和领章，扔到地上说：“我不干了，皇军愿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