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抗战时期我党所领导的武装抗日力量，八路军往往是最先被提及的一支队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八路军便是我党抗日武装的代名词。
其实在当时八路军所抵抗日军的范围大致在华北一带，而在我国南方则是由新四军主要负责根据党的领导和指示来对抗日伪军，可以说这两支队伍分别在不同的地方为全国的抗日大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不过从后世来看，八路军的名气明显要高于同为我党所领导的武装部队的新四军，并且在1955年全军正规化之后的第一次授衔的时候开国十大元帅抗战时期绝大部分是八路军出身，而来自新四军部队的仅有陈毅元帅一人。
那么新四军究竟是一支怎样的队伍，这支队伍和大名鼎鼎的八路军又有着怎样的区别呢？
1937年日军借士兵失踪从而挑起来了卢沟桥事变，随之全面抗战也宣告爆发。
日军的全面侵略使得全国处在了最为危险的时刻，在这样的紧急情况之下我党以大局为重并倡导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便是和蒋介石方面暂时搁置恩怨而将枪口一致对外。
在情势的逼迫之下蒋介石不得不去听从我党的建议而加入了统一的抗日战线。
而统一战线建立起来之后指挥便成为了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在当时党内有不少人想要让红军变成一个超脱于原有国军体系之外的独立军种，完全由我党自己来发号施令。
但党和军队领导人在经过深思熟虑和研究之后最终决定还是将军队统一指挥的最高领导权来交给蒋介石方面，尊奉他为中国方面的最高最高指挥官。
对于这一决定，一些原红军的军官显得十分不解。
从1927年蒋介石背叛中山先生而进行的“清党”运动开始，他就已经是我党的对立面，反动派的代名词，十年内战当中惨死在他手下的仁人志士更是不计其数，所以要我军来听命于这样一个人不少同志还是难以接受的。
面对内部不解的声音，周总理和其他一些领导人则亲自来到部队向官兵们进行解释。通过周总理等人的解释大家明白了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形势首先是外敌的压境，由于日本人的来势汹汹，所以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则可能是亡国灭种之祸。
在这样的危机之下党派之争则必须要让位于民族的利益。
蒋介石虽然是作恶多端的反动派，但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只有他尚能够发起在形式上统一全国武装力量的号召，为了国家的未来我党自然也要在名义上 承认蒋介石领袖地位并听从其指挥。
不过尽管如此我党却也知道蒋介石在抗战大业的旗帜之下包藏着自己的私心。
自日本人表明了自身对于中国的野心以来，蒋介石便一直将“攘外必先安内”这一主张奉为自己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圭臬，这也就意味着在他的心中“反共大业”永远要比国家和民族的存亡来得更为重要，所以多年以来他也是采取了让人感到气愤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主张。
然而西安事变的发生加之日本人开启的全面战争却将蒋介石逼到了一条非抗战不可的路上，在这种情势之下其也不得不进行战争动员并一改过去以围剿红军为第一要务的嘴脸。
由于我党方面已经对外宣称奉蒋介石为中国方面抗战的最高军事长官，所以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我党所拥有的抗日武装自然也要听从蒋介石方面的统一改编，而围绕着这一改编工作，我们也和蒋介石反动派上演了一系列的“斗智斗勇”。
在红军三大主力结束长征顺利会师之后，陕北一带共有我军八万余人。
按照当时国军内部的规定，这数万之众理应给一路军的编制，而一路军是可以下辖数个军级规模的队伍，所以说等到红军整编完成之后就是国军序列当中的一路军，下辖数个军，从红军反围剿时期方面军以及军团的规格来看，这样的改编是较为合理的。
然而在得知红军决定以一路军的身份出现在抗战舞台上的时候，蒋介石却激烈地反对这一主张。
当时的国共两党虽然已经身处统一的抗战大旗之下，但在骨子里他却对红军存着提防乃至加害之心，在全民抗战的大背景之下蒋介石固然无法做到明面上的军事冲突，但他却要尽可能地限制我党军队的发展，而以一路军的姿态出现显然并不利于蒋介石对于我军的限制。
虽然无论以什么样级别的部队出现，蒋介石都不会为我军部队提供粮食和装备，但如果我军一旦以一路军的规格出现的话，按照条例便只能由一级的战区司令对其进行管辖。
按照蒋介石的构想原有红军部队无论有多少人他只给其一个整军的编制，这样一来能够在名义上成为其上级的除了战区司令之外还有一路军司令和参谋长等人，蒋介石最为害怕的就是我军借抗战之机扩充自身的实力，所以能够在其头顶尽可能设置一些掣肘才能够防止最终的“尾大不掉”。
面对蒋介石的居心叵测，我党在与其进行谈判的时候便一直持一种据理力争的态度。一方面在编制的设定上我们坚持要求获得一路军的规格，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尽可能地少受到来自反动派方面的掣肘，全心全意投入到抗战的大业当中。
而另一方面由于蒋介石想要尽可能插手我军军务，所以他并不同意我们的军队当中延续红军以来的军政双首长制，要知道党指挥枪一直都是我军的优良传统，面对蒋介石方面的咄咄逼人。
我军谈判代表以一种不卑不亢的方式晓以大义陈明利害，就这样蒋介石只得无奈做出让步，以下辖师级部队的方式同意陕北的红军改编成为地八路军，而在政委设置的方面，蒋介石虽然仍旧没有同意。
但我军却以一种较为变通的方式保留了这一制度，那就是一个部队的政治主官以军事首长副手的方式发挥其效用，就这样八路军部队正式诞生。
在八路军诞生的时候，其下辖部队为三个整师，分别为115师，120师和129师，虽然从级别上来看这只是三个师级部队。
但由于其直属上级是陆军部队，所以其实际规格还是显然要大于当时普通的一个师，例如抗战开始不久蒋介石方面便授予120师师长贺龙中将军衔，正常情况来说一个普通师的师长无法获得这样规格的军衔，由此也可以看出八路军这三个师规格和一个军是一致的。
随着抗战的进行，八路军队伍在战场上杀敌的同时也创立了不少的根据地，由于总体来说八路军的装备和人数都不占优势，所以我们转而采用密切联系群众的方式，以人民战争的作战形式使得敌人陷入到这样的汪洋大海当中，所以在短短几年之后八路军的人数便以扩充数倍，成为了华北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
最初的时候八路军以华北的山西省为主要作战区域，三个师在山西不同地域进行作战，但随着部队的扩充，八路军总部也决定让所辖部队开辟新的战场，所以从四十年代初期开始，八路军下辖的三个师便 朝着不同方向进行根据地的扩大。
例如115师在代师长罗荣桓的率领下穿过太行山开辟山东抗日根据地，而120师则在贺龙的指挥之下西进陕甘宁，一来进行根据地开拓另一方面对于陕北的中枢机关进行拱卫。
但八路军这样的扩张却又带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按照蒋介石最初的规定，八路军一来没有随意扩充部队的权力，二来其部队驻地也有严格的规范，这样一来无异于在客观上授蒋介石以把柄，给了其制造摩擦打压八路军的借口。
为了绕过蒋介石给我们所设置的条条框框，党和军队领导人另辟蹊径地想出来了一种新的方式，既能够不给蒋介石方面留下把柄，又可以在实力上壮大我们自己，那就是在原有部队的基础之上成立各个军区和军分区。
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些军区和军分区并属于“国军”的作战的单位，所以蒋介石方面无权对这些组织实施干涉，所以这些队伍也能够绕开蒋介石的掣肘进行发展。
所以在随后的岁月当中这些军区和军分区都拓展出来了大片的根据地，而一些民兵和群众武装便更加不计其数，而这也是八路军最终取得抗战辉煌成果的人员基础。
等到抗战胜利的时候，一些林林总总的军区和军分区部队已经遍布北方，而这些军区和军分区的军事主官毫无疑问都是由八路军师旅一级的军官所兼任。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八路军一个师长或者旅长所能够管辖的部队已经远超出同级别的队伍，这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八路军在北方抗战时期有着如此巨大的影响力，也能够解释在1955年实行军衔制的时候绝大部分元帅都出自八路军系统。
而在当时和八路军遥相呼应的则是新四军。
1934年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主力红军不得已之下进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然而从当时形势来考虑，并非所有的红军部队都要进行长征，为了掩护主力部队的转移和保留我军在南方的力量，党和军队领导决定留下一支队伍在南方和敌人进行周旋作战，这也就是新四军的前身南方游击队。
在进行了三年的浴血坚持之后，南方游击队于1937年被改编成为了新四军，不过由于其人数相对较少，编制规格并不是路军而是一个军的建制，这样一来和北方的八路军相比新四军则在级别之上要低一个规格。
和八路军相比，新四军被上级赋予的任务并不是大力进行扩充和开拓，而是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对敌人进行牵制作用，这样的使命也就意味着新四军在人数方面无法同八路军一般进行快速的扩张。
除此之外1941年皖南事变的爆发也几乎给新四军带来了灭顶之灾，当时的军长叶挺被蒋介石方面无理扣押，副军长项英同志则是壮烈牺牲。
无奈之下新四军只好在我党的统一指挥之下进行重建，由陈毅同志作为新的军事主官而少奇同志作为新四军政委。
由于皖南事变而导致的一大批新四军优秀将领的牺牲也使得新四军部队多年来处在一种“人才凋零”的窘迫当中。
1955年授衔时候陈毅同志本来已经不在军队系统当中担任领导职务，但考虑到抗战当中新四军系统也要有一个代表性的人物，所以经过讨论研究最终还是授予陈毅同志元帅军衔。
其实回顾那段波澜壮阔的抗战历史，八路军和新四军都为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贡献了自己重要的力量，无论这些将领最终出于何种职务获得何种军衔，他们的功劳都会深深镌刻在人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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