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的一天，在南京国民政府议事厅里，兵败如山倒的蒋介石在听完“总统府国策顾问”陈布雷喋喋不休地“诤谏”后，气急败坏地打了陈布雷一个耳光，并厉言训斥道：“你一个教子无方的人，自己的女儿、女婿都跑到共产党那边去了，你还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大谈国家民族？”这让向来重视名节和人伦、坚决恪守儒家忠君之道的陈布雷羞愧难当、颜面扫地。从总统府出来后，陈布雷的心情糟糕到了极点，他感觉自己正深陷在一个漩涡里无法呼吸，挣扎、呐喊都无济于事，甚至他根本不知道自己何以挣扎？从政二十余载，却越来越看不懂政治；活了几十年，却越活越觉得稀里糊涂。他突然感到无比的绝望和孤独。
他从来都讨厌内战，反对民族内部的自我消耗。自1937年“七七事变”到日本人被彻底赶出中国，八年有余。这八年来国人所遭受的磨难和屈辱，恐为历史之最。国家危亡、民族蒙羞，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以生命守土抗战，好不容易才换取百年来最难得一见的国家和平。政府理应体谅“上天好生之德”，尽快使我民族同胞休养生息、恢复元气，绝不是如现在这般兵戎交锋、相互厮杀。于是陈布雷多次向蒋介石建议休战议和，共建中华。蒋介石骂他所言幼稚可笑，实乃小儿妇孺之见，简直是书生误国；眼看国库已被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吃干榨尽，忠于党国的陈布雷希望蒋介石能够督促其他几位拿出藏匿的黄金，用来改善国人的生活和国家的建设。此言一出，蒋介石极为恼怒。几天后，即1948年11月13日早晨，当国民党中央党部打电话叫陈布雷去参加紧急会议时，秘书和副官才发现陈布雷已经死去。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作为总统府国策顾问、国民党高层幕僚、蒋介石的文胆智囊、被誉为“国民党第一支笔”的陈布雷，一生有五个子女，没有一个是国民党，反而有四个子女最终都加入了共产党阵营。让他最怜爱、最意想不到的，就是他最小的女儿——陈琏，不但很早就加入了共产党，而且还卧底在他身旁，他竟然丝毫没有察觉。
陈琏，1919年10月13日出生在浙江慈溪，她出生后不久，母亲杨品仙就因“产褥热”病去世。丧妻后的陈布雷伤心欲绝、万分悲痛，他把对妻子的所有怀念之情都转移到了对小女儿的万般疼爱上面，于是给她起名“怜儿”，即爱怜之意。1939年，怜儿才正式改名陈琏。尽管如此，旧中国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依然在陈布雷的脑海里根深蒂固，他把儿子们一都个个送进高等学府学习，却唯独不让两个女儿接受高等教育。而且他希望女儿随便念点书，读个师范，将来寻户好人家，做个知书达理的贤妻良母才是最好的归宿。然而陈琏小时候非常叛逆，思想尤为激进，后来她不顾父亲的反对偷偷考入了杭州高等学堂。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陈布雷带着陈琏随国民党政府一起迁入重庆。陈琏在合川国立二中读高中时，中共地下党组织感动于她的新思想和新觉悟，便发展她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陈琏正式入党，并改名“陈琏”。这一年，她顺利考入了搬到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临走时，她到父亲陈布雷的办公室去道别。陈布雷叮嘱女儿眼下时局混乱，要凡事小心。作为国民政府高参的他怎么也不曾想到，女儿陈琏在这时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
在西南联合大学，陈琏结识了她的秘密上线、后来和她相濡以沫、携手一生的丈夫——袁永熙。1940年，23岁的袁永熙已经是一名西南联大的中共地下党支书，后来又担任总支书记。抗日战争期间，昆明西南联大的革命青年思想非常活跃，经常积极组织一些类似“演讲”、“标语、“诗会”等类型的抗日救亡运动。而当时患着肺病的袁永熙，正是西南联大一系列抗日救亡运动的主要领导者。思想进步、信仰一致，陈琏和袁永熙也就自然而然地走了到一起。1942年，陈琏回到重庆父亲身边，并在位于沙坪坝的中央大学就读。由于和父亲陈布雷对时局的看法各异、政见也不相同，回到家的她难免和父亲经常争吵，这让她的心情极为苦闷。后来，她听说有大批青年要从重庆奔赴延安，这个消息使她极为兴奋。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红色革命的摇篮，而她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去延安是梦寐以求的事情。于是她偷偷混进车队里，准备和其他青年学子一道出发。听到风声的邓颖超急忙赶来，并将她带回周公馆。周恩来和蔼地对她说：“陈琏同志，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你的父亲布雷先生又是国民党高级幕僚，一旦你去了延安，你父亲朝我们要人，到时我们会很被动。还希望你以大局为重，继续留在重庆完成学业，也可以适时地影响一下你的父亲，让他多为中国抗战出力、为四万万同胞着想。”周恩来的话对陈琏影响很大，放弃了去延安的念头。她遵照上级的指示，故意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放在父亲的卧室和书房，并希望父亲能从中得到启发，多做有益于人民和国家的事情。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袁永熙回到北平，公开的身份是“敌伪产业处理局”的职员，实际则是“平津南方局”地下党负责人和北平学委书记。一年后的秋天，陈琏大学毕业，也被组织派往北平开展学生运动，并担任贝满中学的历史老师。几个月后，她给远在重庆的父亲写信说，她要准备结婚了。陈布雷很关心女儿的婚姻大事，也很重视女婿的身份，于是暗中委托国民党北平市副市长张伯瑾详查袁永熙其人，最后得报：袁永熙才华人品俱佳。而且朱自清教授和袁永熙的姐夫孙国华相熟，就连他也对袁永熙十分的赏识。陈布雷听完，欣然接受了这门亲事。1947年8月10日上午，位于北平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里张灯结彩、喜气洋洋，饭店大厅里人头攒动，到处充满欢乐的气氛。国民党军政要员、社会名流以及众多亲朋好友纷纷手持请柬，前来参加陈琏和袁永熙在这里举行的婚礼。由北平市市长何思源做证婚人，可谓是场面宏大、级别空前。当时，很多人只知道新娘是蒋介石的贴身文胆、党国智囊陈布雷的千金，但谁也不曾想到他们全是共产党。父亲陈布雷刚刚被蒋介石任命为“总统府国策顾问”，远在南京的他没能参加女儿的婚礼。新婚后，利用“陈布雷女儿”的这块招牌，为他们夫妻俩开展地下工作提供了很多掩护和便利。
婚后不久，就发生了“地下电台台案”，由于叛徒的出卖，国民党特务很快查到北平地下党组织的活动地点，袁永熙成为直接怀疑对象。1947年9月的一天夜里，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扰了正在家里与两个地下党同志开会的袁永熙。凭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和敏锐的察觉，他意识到可能是国民党特务前来抓人。或许出于房内的人是陈布雷女儿、女婿的缘故，国民党特务和巡捕房军警疯狂敲门却没有破门而入。见门半天没开，几名国民党特务只好翻墙打开院门，冲进屋内后，顺势将袁永熙和其他两个人铐了起来，并在家中搜出了“民青（民主青年联盟）纲领”等文件，同时将陈琏“请”到停在大门外的一辆吉普车上，向位于东城区的炮局胡同监狱驶去。
远在南京的陈布雷知道这件事后，十分焦虑，连续几门闭门不出，后来他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信里表明自己忠于党国、忠于总统的坚定决心，还说女儿、女婿的事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不必考虑和在意他的感受。1947年年末的一天，蒋介石在位于黄埔路总统府官邸设宴。散席时，他特意把陈布雷留下说："布雷！你的信我早已看过了，你女儿、女婿的事情我也派人查过了，他们不是共党，是民青。"听蒋介石这么说，陈布雷的心里顿时轻松了许多。1948年1月底，在陈布雷的暗中活动和保释下，陈琏和袁永熙出狱了。他们夫妻二人在南京看望过陈布雷后，就到老家慈溪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回到南京。陈琏被安排在国立翻译馆当资料员，袁永熙则被请到国民党政府中央信托局南京分局“敌伪产业处理科”当了科长。利用工作之便，他们日夜为中共党组织搜集了国民党大量的情报和资料。这时的全国形势，三大战役已经打完，渡江战役即将开始，陈布雷眼看着亲手参与建立的蒋家王朝马上倒塌，自己空有一身“家国情怀”却无力回天。虽然他也多次劝解蒋介石要顺势而为、停止内战，但都无济于事。自从被蒋介石打了一耳光后，传统的“忠君思想”使他没办法责怪蒋介石，唯有整日坐卧不宁，茶饭不思。他把自己关在家里，反锁房门，写了几封遗书后，便吞服大量的烈性安眠药要自杀了，结束了自己二十一年的从政生涯。陈布雷去世后，蒋介石追授他“当代完人”的称号。从此，一代文胆、民国智囊陈布雷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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