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一同与彭德怀受到批判的黄克诚,是我军被罢官次数最多的将军,而黄克诚的每一次被罢官,都源于他与上级不同的看法,可事实证明,黄克诚每次都是正确的,因此在我军中,黄克诚的威望很高,他的名字,也是一个刚正不阿的“黄金招牌”

特殊时期结束后,党中央决定整顿党风党纪,黄克诚被任命为了中纪委的常务书记,尽管再三推辞,但是黄克诚还是被组织一句话折服了,陈云对他说:“现在党和国家处在如此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我们这些老同志都有责任勇挑重担啊!难道你黄克诚真的就不关心党和国家、人民的命运了?”

而让黄克诚没想到的是,他刚上任中纪委常务书记这个职务,就接到了不断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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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底,“渤海二号”钻探船由于工作人员违章操作,造成了船沉,酿成了72人死亡的重大事故,这是一件影响很大的事,当然是越快处理越好,可石油部却很长时间没有向上级反映。

直到8个月后,死者家属写信向中纪委告状,黄克诚这才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很生气,当即派人前往石油部对此事进行彻查,最终,石油部部长宋振明被解职,甚至连分管石油工业的副总理康世恩也受到了记大过处分。

黄克诚雷厉风行的做法,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但黄克诚坚守我行我素,不久后,黄克诚又收到了新的消息,他的老部下杨勇在京西宾馆请客,居然没花钱,他没钱,那不就是花的公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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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时期结束后,邓小平担任了总参谋长,杨勇为副总参谋长,但邓小平身兼多职,忙不过来,实际上杨勇就主持了总参的工作,1979年,邓小平不准备做总参谋长了,但又考虑到杨勇上任总参谋长后对业务有些不太熟练,因而就将杨得志调来,当了总参谋长,杨勇继续为副总参谋长。

1980年,党组织决定将张震调来总参工作,调原副总长李达,张才千两人离开,另作他用。

李达,张才千两人都是二野成长起来的,与杨勇是老战友了,为此,杨勇为了欢送老战友,也为了迎接张震,他便主持着在京西宾馆请客吃了饭,总共花了400元。

也许在今天看来,400元不多,可那个时候是1980年啊,很快,便有人写举报信递给了中纪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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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诚对贪污浪费向来是深恶痛绝,他接到举报信后,并没有因为杨勇是自己的老部下,就对他进行包庇,他反而指示中纪委的工作人员说:“查,就算涉及到天王老子也要查,不仅要查,还要处理。”

黄克诚的大公无私,让杨勇有些不满,他觉得黄克诚有些小题大做,黄克诚得知这件事后,二话没说,直接给杨勇打了电话:“杨勇,你官做大了,老虎屁股摸不得?”

杨勇听到老领导确实生气了,他十分惊慌,此时张震等人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主动向黄克诚提出要求,将钱给还上,但是黄克诚却婉拒,他说:“谁是发起人,就由谁来付钱,任何人都不能代替。”张震只好作罢。

后来,是杨勇主动从工资中取了400元将钱补上,这件事才算了之,与杨勇有着类似经历的,还有当时担任商业部部长的王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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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磊在北京丰泽园多次请人吃饭,他倒不是用公款,而是每次付账时都少付钱,日积月累,他已经欠了饭店120多元,都说“初生牛犊不怕虎”,丰泽园一位年轻厨师得知后,立刻写了一封信送到了中纪委。

黄克诚得知立刻批示要调查此事,后经查实,黄克诚便将此事作为典型向全党发通报,除此之外,《人民日报》还发了关于此事的报道,这件事一经传出,在我党的高级干部中,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有一个老干部觉得黄克诚做得有些过了,黄克诚记住了这位领导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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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开会,黄克诚点名:“XXX来了吗?”此人站了起来:“黄老,我在。”

黄克诚:““听说你对这件事的处理耿耿于怀,是不是打在他身上,痛在你心里啊?.......现在老百姓对领导干部搞特殊不满,不就是因为领导干部不自觉,搞特殊化吗?难道领导干部就不能批评了,做错事就不能见报了?有什么不得了?”

这位领导解释说自己不是不同意对黄克诚处理的结果有意见,而是认为不应该在《人民日报》点名批评,黄克诚不以为然说:“这有什么不合适,我们的领导干部如果连这点批评都受不了,还算什么共产党员?”

黄克诚对他人严格,实际上,他对自己更为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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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黄克诚时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师部师部驻扎在阜宁孙西庄,在这里,他借住了老百姓两间房子,一间当办公室,另一间当卧室,每次到了固定时间,黄克诚都会向房东交钱,但是房东执意不收。

黄克诚并没有将这件事算了,而是记了下来,一年多后,黄克诚带着部队转移,房东收拾房子时,却发现了一封信,上面写着:房租五元请收下,少了些,很抱歉,黄克诚。

不仅如此,黄克诚还有一次为自己的战马向老百姓赔钱。

1945年,三师师部驻扎在南窑村,一天早上,黄克诚在村外散步时,忽然看到一棵柳树树干上少了一大块皮,黄克诚仔细地看后说:“可能是战马咬的。”后经查实,果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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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志们的协助下,黄克诚很快得知这棵被咬的柳树,是本村朱立殿老汉的,黄克诚就拿出两块钱,要给朱老汉赔偿,朱老汉却执意不要,他说:““新四军打鬼子,连命都不要,我树上少一块皮有什么,日本人杀人放火,要不是你们新四军来了,我这把老骨头早打鼓了......”

黄克诚见朱老汉执意不收,只好暂时搁置此事,但他并没有忘记。

后来部队离开南窑村,黄克诚委托村长将两块钱转交给朱老汉,还有他一封亲笔信,上面写道:“朱大伯,新四军纪律严明,损失老百姓一草一木都该赔偿,五个月前,我的小马啃了你的柳树皮,这两元钱,请您务必收,黄克诚。”

战争年代,黄克诚如此严格对待自己,到了和平年代,条件好了,但他初心仍未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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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党中央安排黄克诚前往玉泉山疗养,一次,小孙子不小心将一个茶杯打碎了,黄克诚赶忙问工作人员这多少钱,工作人员说去领一个就行,不用赔钱。

黄克诚坚持要赔,他说:“损坏东西要赔偿,这是我们军队的规矩,什么时候也不能违背,我是个老兵了,不能因为今天当了高级干部就不守规矩,搞特殊化。”

不仅如此,黄克诚还时刻想着为国家省点上门,1986年,黄克诚自感时日不多,他便拒绝服用药物,他清醒时,总是重复一句话:“我已经不能为党工作了,不必为我浪费国家的钱财……”

这一年,黄克诚没能挺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