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北京公安史志》记载，北京市公安局于1950年初破获一起美国间谍案，经过一年多的侦查，牵出了一个让人震惊的“卖国”大案。
据这个被捕的美国间谍王正伯（又名王志奇）交代，张东荪曾经把抗美援朝中国出兵的具体日期以及国家财经预算等信息编成情报，经人送到香港，然后转交到司徒雷登的手中。
国家的军事部署和财经预算那可是国家级的核心机密，岂能透露给美国人？张东荪的这种行为无异于卖国！
1952年2月至9月，张东荪共作了5次检查，最后一次检查中，他交代了通过王正伯向美国提供国家机密情报的行为。
对于这么严重的犯罪行为，按理说应该马上依法逮捕。然而，毛主席得知此事后却指示：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养起来。
这个张东荪是谁？为何要向美国泄露国家机密？毛主席又为何要对他网开一面呢？本篇文章，将一一为大家解答这些问题。
一、徘徊在政治与文化之间的张东荪
要想了解张东荪为何会向美国泄露国家机密，就不得不先了解他的思想和政治主张。
张东荪1886年出生于浙江杭县，他的父亲张上和当了一辈子县令，虽颇有政绩，但因为为官清廉，不愿阿谀奉承，因此仕途无望，于是张上和将兴趣投到文学和对两个儿子的教育上。
张东荪正是受父亲的影响，学习了大量的传统经典，在文学上颇有造诣，却也形成了旧时知识分子特有的人格气质。
彼时的中国，正经历着内忧外患，一些心忧天下的年轻人纷纷走出国门，企图通过学习国外的先进知识和理念，以解救中国于水火之中，张东荪也不例外。
1904年，张东荪获得官派留学的资格，前往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学习。在这里，他一方面接受西方自然科学和哲学的熏陶，一方面也兴起了强烈的入世救国之心。
1907年，张东荪结识了前来日本讲学的梁启超，通过和梁启超的交往，他接受了立宪派的改良思想。
1911年，张东荪结束留学生涯回国。此时正值武昌起义爆发，张东荪时常在报纸上发表政论性文章。1912年孙中山先生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张东荪出任内务部秘书。
不久之后，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孙中山让出临时大总统的位置，临时政府迁往北京。不过，张东荪并没有随着政府北迁，而是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办报、议政。
此后的几年，张东荪评议时局、研究政体，介绍西方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对当时诸多的重大的政治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时间，张东荪成为著名的政论家。
在风雷激荡的近代中国，有着许多不同的救国思路，如实业救国、君主立宪、革命等，作为一名政论家，张东荪的政治见解又是怎样的呢？
这就不得不提起张东荪从小受的思想教育了，受传统的儒家中庸思想的影响，张东荪在政治上既反对革命，也反对专制统治，他始终认为进行社会改良是最好的出路，因此他拒绝参加共产党，而是与梁启超等人宣扬基尔特社会主义（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
1927年后，张东荪有感于“报纸完全变为他人的喉舌不能说自己的话了”，于是彻底脱离报界转入哲学领域，此后，他先后在上海光华大学和北平燕京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哲学系主任。
尽管张东荪下定决心要舍弃政治，专心研究文化，但作为一个富有“救世激情”的知识分子，实际上他始终徘徊在政治和文化之间。
二、不屈服于日本侵略者的淫威，为北平和平解放出力
1937年全面抗战后，张东荪分析了国内外的时局，形成了所谓的“中间性的政治路线”，即调和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共产党和国民党，共同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一直到1941年，张东荪始终留在被日军占领的北平，他一方面在燕京大学教书、写作，一方面与中共地下党接触，介绍学生到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或西南大后方。
珍珠港事件后，日美之间爆发战争，日本宪兵队很快就强占了燕京大学（由美国和英国基督教教会创立），并逮捕了包括张东荪在内的十多名教授。
燕京大学
因为张东荪当时是中国知名的哲学家和学者，又有日本留学的经历，因此日本宪兵试图拉拢他为日本人办事。
在这一点上，张东荪还是坚持自己的爱国立场的，无论日本人是让他做“教育部长”“北京市长”，还是希望他与汪伪政府合作，或者是要求他去“感化”被捕的共产党员，他都找各种理由拒绝了。
1942年2月，张东荪被关进了日本宪兵位于炮局胡同的陆军监狱，在监狱中，他曾自杀4次未遂，并与看守厮打，始终不屈服于日本人的淫威。
后来，在写了一封“出狱后不离开北平”的保证书后，张东荪被保释出狱。但出狱后的3年里，他始终处于日本宪兵的监视之下，甚至外出行动都有日本宪兵跟着。在这种情况下，张东荪只能在家中潜心写作。这期间，他形成了较完整的“渐进的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政治理论。
抗战胜利后，中国又面临着走哪一条路的问题，张东荪既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官僚资本，又不赞同用革命方式推翻国民党统治及剥夺地主土地重新分配的做法，仍然坚持他的“第三条道路”，即“在政治方面比较上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上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
日本投降
不过，随着蒋介石挑起内战，下令解散民盟，张东荪的“第三条道路”宣告破产，他只好重新调整自己的思想，开始倾向于中共方面提出的“新民主主义”。
正是由于张东荪的这一变化，他开始逐步和中共高层接触，这也为他后来促进北平的和平解放提供了条件。
随着辽沈、淮海两大战役的胜利，国共决战的胜负已成定局，驻守北平的傅作义与中共就北平和平解放的问题进行谈判。但由于双方开出的条件悬殊，谈判一时间陷入了僵局。
为了打破这一局面，中共党组织找到了在当时很有影响力的“中间人士”张东荪，希望由他出面，发挥缓冲、调停的作用。
张东荪接受了中共的建议，表示愿意为北平的和平解放效犬马之劳。在和傅作义会晤、谈判的过程中，他将天下大势、傅作义的处境、北平古城的安危等问题一一作了分析，终于使得傅作义放弃了抵抗的念头，接受了和平改编。
张东荪（左二）等民主人士在西苑机场欢迎毛主席进入北平
北平城的和平解放，使得在中间出力的张东荪威望大增，在民盟中的地位也仅次于张澜和沈钧儒。后来，毛主席在颐和园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还当着许多人的面竖起大拇指赞扬张东荪说：“北平和平解放，张先生第一功。”
三、将国家机密泄露给美国特务，毛主席宽宏大量对待
就是这样一个于国家有大功的民主人士，为什么后来会将诸如“抗美援朝军队出兵时间”这等重要的信息泄露给美国呢？这其实和前文所述的关于张东荪始终坚持“中间派”、“第三条道路”有着很大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前后，毛主席在外交上主张“一边倒”（即“全面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而张东荪则坚持“中间路线”，既不亲美也不亲苏，认为中国也不应该与美国发生激烈的对抗。
在这种想法的驱使下，张东荪天真地企图借助他个人的力量，单枪匹马与美国方面进行联系并示好，挽狂澜于既倒。
抱着这种想法的张东荪，恰好就碰到了前来看望他，自称与美国方面有联系，实为美国特务的王正伯。
王正伯告诉张东荪，美国决心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并已经在进行计划了，张东荪得知这一消息，充满了焦虑，他对王正伯说：“能不能把一个意见传达给美国，就是打起仗来千万不要打中国，留着中国，且看将来。”
此后，张东荪又多次和王正伯联系，为了表示自己的份量，他将一份经他画圈认定、可与他“合作”的政协民主人士名单交给王，又将一份尚未公布的政府预算收入来源比例和具体数字，以及中国志愿军抗美援朝的具体出兵日期等国家机密透露给了王。
虽然后来张东荪意识到王正伯的身份后，断绝了与王的联系，但不久之后，王正伯被公安机关逮捕，张东荪的“叛国”罪行随之也被揭露出来。
不过，张东荪始终不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也不承认自己是卖国和叛国分子，他认为自己的主观动机是为了让国家免受战乱。
其实，从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分析，张东荪被扣上“美国特务”“叛国”的帽子还是有一点言过其实，他的动机和行为并没有达到“叛国”的程度。
或许，这也正是毛主席后来对他宽大处理的原因。当有人提议将张东荪逮捕法办时，毛主席指示：“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养起来。”
后来，在和哲学家、社会活动家梁漱溟谈话时，毛主席说道：“彭真要捉起他来。我说不必，这种秀才文人造不了反。但从此我再不要见他，他再不能和我们一起开会了。”
虽然毛主席和党组织宽大处理了张东荪，但张东荪的泄密事件却不得不给所有人敲起警钟：
无论是普通公民，还是领导干部，在涉外活动中必须与中央的大政方针保持高度的一致；
无论是普通公民，还是领导干部，都不应该在保守国家秘密这一领域成为“法盲”；
无论是在网络上，还是在日常工作生活中，都应该提高警惕，不要将机密文件尤其是涉及国家安全的秘密泄露出去。
四、尾声：书生谋国直堪笑
“叛国”案发后，张东荪被开除出民盟，辞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虽然名义上还是北大哲学系教授，但已经失去了上台讲课的资格。他只能赋闲在家，养花莳草，赋诗遣词，打发无聊的时光。
文革爆发后，好人都难免遭罪，作为有黑历史的张东荪，当然更是难逃厄运。1968年，张东荪被捕入狱，连家人都不知道他被关在哪里。
张东荪与孙子张鹤慈合影
1973年，张东荪的家人被通知，88岁的张东荪死在秦城监狱。
张东荪晚年赋闲在家时曾写过一首诗沉痛地自白，其中一句是“书生谋国直堪笑”，或许，这正是对他的“叛国”一案最好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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