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持真境应无取,愿得身闲便作僧。

世情已逐浮云散,到头难与运相争。

当李鸿章和恭亲王奕䜣在寺里你一句我一句的对出一个集句“诗”时,曾经或许有那么一丝“经世济民”理想的袁世凯此时正从朝鲜风尘仆仆的回国逛窑子。这是近几年在网络上获“高分”评价的电视剧—《走向共和》中的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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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大头不知道的是,亲手结束了封建帝制,常把“北洋团结”的口号喊在嘴边的他,在小站练兵带出来的北洋三杰“龙虎狗”和子孙们,在他身后却一个都不听他的话,甚至他们还想勾结帝国主义分裂中国!时至今日,仍有人想给“北洋”时期的统治翻案,可历史终将证明这些都是历史中肮脏的垃圾,黑暗又下作。

(一)

一九一六年,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死了以后,他的嫡系分裂成为两派:一派以段祺瑞为首,因段是安徽合肥人,故称皖系(安徽简称为皖);一派以冯国璋为首,因冯是直隶(今河北)河间人,故称直系。一九一七年七月,张勋复辟帝制失败,段祺瑞以“再造民国”的功臣又当上了国务总理,冯国璋则当上了大总统。北京中央政府的实权操纵在皖系手中,江苏、江西、湖北、直隶等省的地盘为直系所占有。此外,其他各省、各地区的军阀也独霸一方,实行封建割据,如东北是奉系军阀张作霖,山西是晋系军阀阎锡山,西南几省是滇系(云南)军阀唐继尧、桂系(广西)军阀陆荣廷等等。这些大小军阀都有自己的后台老板,如奉系、皖系投靠日本,直系投靠英、美。各派军阀为了争夺中央政权或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进行着连年不断的混战。“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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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割据势力一览图

当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把辛亥革命时产生的《临时约法》和国会看作是民主共和国的象征,极力加以维护。一九一七年七月,孙中山和一百五十余名国会议员先后到达广州,树起了“护法”旗帜,并成立了护法军政府。然而孙中山本身没有实力,为了取得桂系和滇系军阀的支持,非常国会选举陆荣廷和唐继尧两人为元帅,孙中山为大元帅。但是,这两个军阀对军政府并没有什么兴趣都不肯就任元帅的职务,他们在表面上支持护法运动,只是为了利用孙中山的名望来对抗段祺瑞政府,壮大两广“自主”的声势。因此,孙中山和军阀的合作显然是不可能持久的。一九一八年五月,桂系军阀联合非常国会的部分议员,通过改组军政府的办法,实际上剥夺了孙中山的领导权力。五月五日,孙中山发表辞职通电,沉痛地说:“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孙中山离开广州以后,军政府就完全为桂系军阀所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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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之间的矛盾,当时突出表现在直系、皖系等北方军阀和滇系、桂系等西南军阀之间,即所谓“南北对峙”。而在“南”和“北”的内部,也各自矛盾重重。例如西南军阀中的滇军、黔军、川军一九一七年在四川的连续混战;北方军阀各派在对待西南几省的态度上,也出现了“主战”和“主和”的对立。皖系推行“武力统一”政策,主张用兵讨伐;直系唯恐皖系在战争中扩大势力,因此主张“和平”解决,即主张维持西南军阀的现有地盘,以换取他们对北京中央政权的承认。冯国璋通过江苏督军李纯(直系)和西南军阀明来暗往,进行着和议的试探,以掣肘皖系。但是段祺瑞控制着中央大权,他凭借自己的实力,坚持采取武力征服西南的政策,并想在战争中削弱直系的力量。

(二)

北洋军阀统治和他们的混战,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例如湖南,由于地处南北要冲,就成了南北军阀连年打仗的战场,南军、北军来回拉锯,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惨重损失。一九一八年三月十八日,北军第七师开进平江,师长张敬尧(晥系)发布“三天不封刀”的命令,纵容士兵以搜查残敌为名,肆无忌惮地抢劫财物,强奸妇女,杀人放火,无所不为。三天后才颁布所谓安民告示,但残暴行为仍在继续。北军所到之处,妇女们纷纷逃进山洞躲藏,正碰到连日大雨,因而困苦不堪。事后在一个山洞里就发现了三百多名妇女,都已奄奄一息。之后,张敬尧当了两年多的湖南督军兼省长,他和他的三个弟弟(敬舜、敬禹、敬汤),都专横残暴,为湖南人所深恶痛绝。当时的民谣说:“堂堂呼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段祺瑞为了扩充皖系军阀的实力,实现用武力控制全国的目的,加紧投靠他的主子——日本帝国主义,大搞卖国勾当。首先是向日本大量借款,用作内战的经费。据统计,从一九一七年八月到一九一八年九月,段祺瑞政府就向日本借款达五亿日元。一九一八年五月,段祺瑞政府又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中日陆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从而使日本侵略军借口“共同防敌”大批开入中国境内,一方面去干涉俄国革命,另一方面则控制了蒙古和东北的广大地区,并把中国军队置于日军的支配之下。这件事引起了我国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对,首先是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他们纷纷回到上海、北京等地,联合各界人士,反对段祺瑞的卖国行径。到五月底止,回国的留日学生达三千人以上。这年九月二十四日,驻日公使章宗祥和日本外相后藤在交换关于向日本借款四千万日元的公文的同时,又交换了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竟然以“欣然同意”的字样,承认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山东的特权,造成了严重的民族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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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三“杰”:龙、虎、狗

段祺瑞为了使自己的统治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一九一八年三月,在北京西单安福胡同组织了一个俱乐部(即所谓“安福俱乐部”)来操纵选举新议员,组织新国会。段政府专门支出了一千万元的选举费,议员名单事先早已内定。选举时,安福俱乐部成员四处奔走,采用政治高压和金钱收买的办法,演出了一场“选举”的丑剧。如五月二十日江苏省江宁县举行众议员的选举,全城公立学校停课一天,小学生们奉命排队前去投票,前门进后门出;再折回前门进去,后门出来,如此反复循环,才算完成了投票选举任务。八月十二日,皖系一手包办的新国会正式开张。这个国会被称为“安福国会”,它完全是段祺瑞手中的工具。这样,直系军阀冯国璋的大总统显然是当不成了;九月四日,安福系议员们在预先得到一笔“出席费”后,选举了北洋派的老官僚徐世昌为总统。因徐是文人,没有武力,他在内部派系斗争中表面上没有参加哪一派,安福系想利用他来调和直皖两系的对立,妄图实现以皖系为中心的北洋军阀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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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名昭著的安福俱乐部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从战争中脱身以后,又卷土重来。他们对大战期间日本在华势力的急剧增长表示不满,因此要求中国南北议和,实现统一,以对抗日本支持下的皖系所推行的“武力统一”政策。南北军阀在帝国主义策动下,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于一九一九年二月各自派出代表在上海举行“和平会议”。但是,军阀们的这种“和议”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他们之间即使达成妥协也只是暂时的;今天的妥协,即酝酿着明天的更大的战争。

而这些仅是北洋军阀治下黑暗的社会的缩影。

给恶臭的段祺瑞洗地

今天,在各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所谓历史题材剧宣扬下,仍有人以“年少不知李鸿章,长大方知真中堂”为晚清的“裱糊匠”李鸿章击鼓鸣冤;也有人为复辟帝制的袁大头鸣不平;还有以“民族气节”为由给“ 六不总理 ”段祺瑞叫屈。但在叫屈前,先看看他们干的那些烂事,然后再想想他们配不配。

执笔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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