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一个直接原因是1903年前后“拒俄事件”造成的留学生与清廷之间的强烈对立。1903年，俄国与日本在东北的对峙日益白热化，俄国未按照《东三省交收条约》撤军，反而增派军队八百多人来到丹东，重新占领营口，4月27日上海爱国学社联合各界爱国人士在张园召开“拒俄大会”，这在留日学生中产生巨大反响。江苏学生钮永建请求留学生会馆干事章宗祥、曹汝霖组织学生军，但是两人亲近清廷因而拒绝了他的请求。4月29日，五百多名留日学生参加了留学生大会，一方面组成学生军，另一方面联络袁世凯和上海团体，然而就在这时，清廷却发布密喻：“地方督抚于各学生回国者，遇有行踪诡秘，访闻有革命本心者，即可随时获到，就地正法。”这导致了留日学生与清廷之间矛盾的激化，对于清廷的敌意开始在留日学生中蔓延，不少随后回国的留学生参与了革命，其中最有名的是黄兴和龚保铨，他们回国后分别创立了华兴会和光复会，而同时期著名的革命宣言《革命军》则出于早先回国的留学生邹容之手。
其次，报业的发展极大推动了新思潮的传播，而此时的日本则成为舆论中心。清末以来，报业的迅速发展造就了完全不同的舆论环境，而彼时立宪派与革命党最重要的报刊《新民丛报》和《民报》都在日本。辛亥革命后，严复在书信中谈及革命爆发的原因，其中第二条“心怀不满的新闻记者们给中国老百姓头脑中带来的偏见和误解的反响。”并且特别点名了《新民丛报》和《民报》，认为“这两份刊物都畅销,对中国的舆论具有巨大”。特别是1906年前后，《新民丛报》与《民报》进行了一场大辩论，其内容几乎涉及到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全部内容，具体包括：种族革命是否可行；政治革命的目标是立宪还是共和；社会革命是否要同步进行。虽然日本的报业可以通过上海流入内地，但是由于清廷的限制，其流传范围仍然有限，以《新民丛报》为例，根据张朋园的统计，这份梁启超思想最为激进时期的报纸，由于清廷的限制，其四年的销售量共计为9000份，甚至不如戊戌变法之前的《时务报》，因此其辐射范围主要为留日学生。
再次，1905年科举的废除导致传统意识形态瓦解，清廷无力组织起新的意识形态为其正当性辩护。科举的废除导致知识分子传统的上升通道瓦解，那些早已取得科举功名的人可以凭借其社会地位、接受新的思想，从而在地方实业、谘议局等方面继续发挥其作用，然而对于青年学生而言，则不得不考虑新的出路，金冲及指出对于那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而言主要有两条路径，家庭条件较好的可以接受新式教育，家境一般的则更多选择加入新军，同盟会员陈孝芬回忆：“那次募兵结果，九十六人中就有十二个廪生，二十四个秀才。”而无论选择哪种道路，都会受到新思潮的舆论影响。除了留学以外，另一种新的教育途径是新式学堂，到了1909年，，中学有460所，中学生40468人，小学51678所，小学生152万人。然而新式学堂不仅没能为清廷的统治提供一套合法性论述，反而成为革命思潮的温床，留日归来的留学生来到这些学堂任教，而部分革命党则将学堂转变为重要活动地点，以此发展了一批革命党，甚至包括一些新军。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徐锡麟在安庆组织的大通学堂，其与陶成章决裂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徐锡麟不愿放弃大通学堂，在徐锡麟就义后大通学堂被秋瑾接手，由此可见革命力量对新式学堂的影响。
最后，民族主义思潮在二十世纪初的兴起成为革命思潮的主要动力。关于民族主义在革命思想中的定位，在革命党内部实际上也存在分歧，孙中山对于这一问题的态度相对温和，他在民报周年庆典的演讲中特别强调：“有些人认为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但是革命党中也有部分人将“排满”置于“共和”之前，比如朱执信在《论满洲虽欲立宪而不能》中认为：“革命者,以去满人为第一目的,以去暴政为第二目的。”立场最为极端的章太炎更是在《革命之道德》中强调：“吾所谓革命者，非革命也，曰光复也。光复中国之种族也，光复中国之州郡也，光复中国之政权也。以此光复之实而被以革命之名。”然而无论立场如何，“排满”都是革命思想的重要内容，只是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排满”的内涵是不一致的。
说过革命党这边之后再来说一下立宪派，立宪派虽然为清廷的辩护，但是考察他们与革命党的论战，几乎没有什么人认为“清廷是好的”，他们为清廷辩护的理由主要包括两点，其一是“民智未开”，直接实行共和体制不符合当前中国的社会条件；其二是列强环视，暴力革命引起的动荡可能引来列强的瓜分，在这两点上立宪派无疑过于保守，但是其理由仍有探讨的空间，然而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与其说他们所争辩的是清廷本身，不如说是彼时中国的社会环境，换句话说，即使是清廷的辩护者，在此时也已经放弃了清廷，正是因此，在辛亥革命爆发后，立宪派才会迅速参与革命事业之中。
总而言之，在新式舆论和教育的促进作用下，以“排满”和“共和”为核心的革命思潮在留日学生中产生了重要影响，而清廷的强硬举措则成为激化双方矛盾的促变因素。整体而言，清廷在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就已经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财政收入的增长无法满足军费与赔款的开支，更加无力参与兴起的舆论战争，只能依靠慈禧那套帝王术苟延残喘，并最终在1912年眼睁睁的看着袁世凯“只得以国家为前提，以安上全下为目的，以多数舆论为从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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