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毛主席子女众多，然而，其中却有这样一位至今仍是一个谜一般的存在，她便是如今已94岁高龄的杨月花，她被传言可能是毛主席的长女。
1930年1月，贺子珍在龙岩分娩，生下她和毛主席的第一个孩子，当时的环境极为特殊，为了避免暴露行踪，整个接生过程极为简单且隐秘，只有一位老医生和两名女同志在场。医生用粗布小心翼翼地包裹着刚刚出生的女婴，轻轻地交到了贺子珍的怀中，这个女婴，便是毛金花。
然而形势的发展总是超乎人们的预料，2月初的一个深夜，一支国民党搜索队打破了原有的平静，当地的地下党组织察觉到了这一严峻情况，紧急通知贺子珍必须立即转移，刻不容缓。可那时的贺子珍，刚刚经历产后一个月，身体还十分虚弱，根本不适合长途跋涉。
在这般危急的情况下，贺子珍无奈地作出了一个极为艰难的决定：将婴儿暂时托付给当地的同志照顾，想着等局势稍微平稳，合适的时机到来时，再接回孩子。当贺子珍好不容易有机会第二次回去找孩子时，却绝望地发现孩子已经失踪了。
那一刻，贺子珍的泪水夺眶而出，那是怎样的一种心痛与自责，岁月悠悠，一转眼，20年过去了，新中国成立后，一切都在慢慢恢复生机，大家也没有忘记这件事，经过多方打听，找到了一个叫翁清河的补鞋匠，这仿佛让事情有了一丝转机。
在确认寄养地点之前，贺子珍还亲自前往翁清河家中考察，她的心中满是期待，经过反复询问，翁清河才透露说在1930年因为生活困难，将女婴转交给了一个煤矿工人，可对于这个煤矿工人的具体身份，他却表示记不清楚了，这无疑又增添了新的阻碍。
直到1956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出现了，当年参与寄养安排的一位老党员在龙岩煤矿工人村看到了杨月花。这位老党员仔细端详后，惊讶地发现杨月花的长相与年轻时的贺子珍极为相似。
翁清河这才说出当年的情况，原来1930年的一场严重旱灾改变了她的命运。那时的龙岩遭遇天灾，翁清河家境本就不富裕，连年干旱更是让生计变得困难重重，实在没办法，他们只好将这个女婴转托给了当地一位叫邱应松的煤窑工人。就这样，毛金花正式成为了杨月花，在这个煤窑工人家庭中慢慢长大。
在成长的过程中，杨月花也在努力生活着。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此时的杨月花已经8岁了，开始在当地的小学读书。1941年，已经12岁的杨月花因为成绩优异，还被推荐到龙岩城区的中心小学就读，她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在学业上不断进步着。
1957年，中央再次派人前往龙岩调查此事。调查人员不辞辛劳，通过走访当地众多的老党员和群众，试图去理清这其中的一些重要线索。他们逐渐发现，杨月花的养父邱应松确实就是当年的煤矿工人，而且在1930年前后收养过一个女婴，这一点得到了一定的印证。
但无奈的是，不有人有人证实了在1929年初确实接生过一个女婴，而产妇正是贺子珍。
可即便有这些证人的回忆，但毕竟缺少实实在在的证据呀，所以这项工作不得不暂时中止了。
70年代，那时毛主席的身体已经病重。杨月花倒是和毛主席互相写过信，毛主席在信中叮嘱她要好好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言语间满是长辈对晚辈的关怀与期望。1976年，毛主席因病去世，消息传来，杨月花悲痛万分，她想去北京，想去送老人家最后一程，可最终因为各种原因没能去成，只能在家中设立灵堂。
1984年，贺子珍也病重了，她自知时日无多，心中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在临终之前见杨月花一面，然而，命运却总是如此残酷，遗憾的是，还没等杨月花从福州赶到贺子珍的身边，贺子珍便病重去世了。
80年代末，杨月花因为年事已高，有关部门出于对她的关怀，对她的身份予以保护，希望她能平静地生活。1989年，杨月花到龄退休了，退休后的她，依旧居住在原来的工人村，和街坊邻居保持着普通的社交关系，日子过得简单而又质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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