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 | 刘娜
首发公众号 | 闲时花开
每天都会给爸妈打电话。
有时是手机，有时是老家监控的对讲机。
并无什么事，只是闲扯，看看他们穿了什么衣服，吃了什么饭，做了什么事，见了什么人，身体的病患和疼痛如何。
若闲扯中，发现他们有需要我去帮助的地方，会借助自己的能力，帮他们把问题解决掉。
虽然，不能生活在一处，但这样的沟通，让我觉得很心安。
我爸自从去年确诊骨髓纤维化后，一直在接受缓慢而系统的治疗，总体状况还算稳定。
我们陪他从老家、郑州到天津的寻医问诊，还有和他定期复诊、心理建设的陪伴，让他内心强壮起来。
那天，总是陪我爸复查的我妹妹和我说：
“咱爸生病后，反而爱说爱笑了，幸福感比之前要强很多。”
我能理解我妹妹的话。
生病后，我爸得到了我们更多的关注和关爱，对老病也有了确切而笃定的答案，反而更坦然地接受了一切。
没有内耗了，内心强壮了，感到被爱了，也就不怕了。
我对父母的情感，这些年有一些变化。
读书时，因为家庭贫寒，生活不易，我对父母总是充满愧疚。
这种愧疚感，让我在人生大事的诸多选择时，第一时间考虑的往往不是自己，而是父母。
比如当初毕业时，我放弃留校的可能，坚定地要工作挣钱；还有工作时，我希望离父母近一些，留在老家很多年。
这种愧疚，不能说好与坏。
它更像是穷人家的小孩，因过分体谅父母，而不由自主阉割自我需求的隐忍。
其中，掺杂委屈与短视的部分，是一种成长的代价。
再后来，我工作了，结婚了，有了一些能力和钱财，就总想回报补偿父母。
遇到了好吃的好玩的，甚至去了什么地方，都会想带父母一起。
我家先生是城市人家富养大的小孩，对钱看得很淡，总是支持我掏心掏肺为父母付出。
人性的弱点就是这样：
我付出了，就难免有期待。
子女也如此。
所以有段时间，我总想父母按照我的意愿行事。
比如不要再偷偷跑出去做事，挣微薄的二百三百块钱，结果累坏了身体——我爸会盖房子，也爱干农活，六七十岁还背着我们去给别人家收蔬菜；
不要再种地，一分地也不要再种，就在家里闲着，好好养身体——结果家里地承包出去后，我爸妈又偷偷去开荒地；
不要穿破破烂烂的旧衣服，不要吃剩了几顿的剩菜，不要再买一大堆烂掉扔掉的便宜货——结果他们还是顽固地保留抠搜了几十年的坏习惯，把我的话当耳旁风。
因为我爸妈偷偷种地，总是吃剩饭，生病了还干活，他们累倒病倒，一次花的医疗费，比他们种一年地挣的钱还多，我曾怨憎过他们。
为他们的陈旧且有毒的认知，也为自己出力不讨好的付出。
但后来，我又变了——
我不再年轻后，历经了一些人事，亲证了一些道理，对包括父母在内的其他人的认知，又开阔了一些。
父母非要种地，自己家的地承包出去，也要开荒种地，一定是他们有内在的需要，需要这样保留自己的劳动习惯，需要证明自我的价值。
——他们需要，我凭什么要剥夺？
他们非要吃剩饭，就算闹坏了肚子，一次两次记不住，但三次四次他们就记住了，下次再吃时，他们也会有考量。
——我要允许他们为自己的选择买单，并承受代价。
他们老了，病了，需要治疗，他们内心一定也有恐慌和不安。
尤其看人到中年的子女不停为他们的病患奔走时，他们甚至认为自己拖累了子女，有着无法言说的内耗与焦虑……
——我不可能强求他们看开一点儿，我只能寻找方法和爱，对他们耐心一点儿，让他们安心一点儿……
习得这样的认知后，我忽然发现自己之前犯了一个致命错误，那就是：
自以为自己比父母高明，所以总想强行改变他们，让他们按照我的意愿行事。
当我以“父母没有我高明”的思维，去强行改变父母时，就等于把自己放到了高位，把父母置于了低位，就是站在俯视的角度审判父母。
但是，他们是我的父母啊。
他们生育了我，有着七八十年的人生体悟啊，他们就算没我读书多见识广，但我就能以俯视的视角，强行改变他们，审判他们，控制他们吗？
仅仅因为我自以为是的高明。
我的答案是：
不是的。
一旦意识到我并不比父母高明，我不能站在高处评判他们，我要做的是把他们的生活还给他们，把自己的生活经营好。
我内心关于父母的郁结和不满，全部打开，全部消弭。
我只管爱他们就好了。
余生这一天天怎么过，他们自己说了算。
哪怕这会给他们带来病患和痛苦，但这是他们的人生。
我要允许。
允许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怎么放松就怎么放松，怎么开心就怎么开心。
这一两年，当我彻底走出“改变父母”误区，以平等的视角待父母，给他们更多宽容和接纳，并从物质到精神毫无怨言地支持他们后，我惊喜地发现：
我爸妈也在改变。
他们在我的接受与肯定中，反而渐渐懂得了量力而行，知道了健康饮食，明白了照顾好他们自己就是对子女最深切的考虑……
是的。
那句话是对的：
一个人是不会真正改变的，除非他感受到自由而宽容的爱。
周五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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