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奇渊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副所长
以下观点整理自徐奇渊在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94期）上的发言
本文字数：3375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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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朗普第二任期的一些新变化
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和明年第二任期的区别来看：首先，特朗普的第一任期（2017-2021年）期间，2017-2019年美国和全球普遍处于低通胀状态。然而，疫情爆发后，全球通胀中枢已经发生了变化，美国的通胀水平与之前相比有了显著提升。其次，在疫情之前，全球特别是发达国家在财政政策上并未形成共识，即是否应实施扩张型的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但在本次选举中，民主党和共和党对于明年上台后的财政政策都倾向于宽松，哈里斯的宽松政策表现为增加开支，而特朗普则体现为减税。这表明，与特朗普第一任期相比，两党在财政政策上都摒弃了对“财政悬崖”的担忧。这些也将支撑总需求扩张以及通胀的粘性。
从目前情况来看，明年特朗普为首的共和党执政，共和党同时掌控了国会、最高法院。所以，特朗普是近年来少数几位在司法、立法和行政三个面高度具有高度掌控力的美国总统。但实际上，他的权力仍然会受到一些制约条件的限制。一方面，从国内政策的角度来看，共和党内部的纷争和矛盾已经凸显出来，这些内部矛盾将取代两党之间的矛盾，成为更为突出的问题。另一方面，美国国内的通胀对其加征关税政策也构成了制约。2017年美国的通胀率较低，那时加征关税是可行的策略。然而，目前美国的通胀粘性高于预期，如果再次加征关税，同时保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宽松，会导致通胀的惯性继续存在。
二、不能靠汇率贬值、补贴或企业让利来应对关税冲击
基于此，我国可以积极扩大内需，在美国政府施加关税之前，利用好这个时间窗口摆脱通缩风险、尽量使通胀回到正常区间。在过去的五个季度中，我国GDP平减指数连续为负。从这个全口径通胀率来看，我国面临的通缩压力较大。未来几个季度内应尽快使物价回归到一个温和上升的区间。3%的通胀率是过去政府工作报告中经常提及的目标，从-1%的全口径通胀率上升到3%，这4个百分点的提升对于全球大宗商品市场以及美国的通胀率都将构成新一轮的支撑。因此，不论是从国内经济自身的挑战来说，还是面临外部关税战的风险，扩大内需都非常紧迫。
部分美国经济学家认为，向中国加征60%的关税对美国影响并不大。理由有三点：首先，人民币汇率会贬值；其次，中国政府可能会向企业提供补贴；最后，中国企业可能会让利。如果这三件事情发生，确实会明显缓解关税对美国通胀的影响，从而证明特朗普加征关税的正确性。这实际是间接地补贴给了美国的消费者和进口商。因此，对这三种政策我们一定要审慎考虑。而且实际上这三种政策也做不了。第一，汇率因素。根据《经济学人》杂志发布的巨无霸指数，日元、人民币等货币大幅低估了，因此美国不能指望人民币汇率显著下行来明显缓解关税对物价的传导压力。第二，当前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非常紧张，很难再补贴出口企业。第三，目前工业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的利润空间已经非常有限。
所以，不能依赖汇率贬值、补贴或让利等手段来应对关税问题，这些措施实际上是在补贴美国，最终可能会使美国的通胀率保持稳定。因此，上述政策必须经过审慎评估。
另一种方法是将出口转移到中间国家。但如果对美国出口大幅下降，数千亿美元的出口涌向其他中间国家，这些国家将面临极大压力。近期我们对部分中间国家的调研，一些国家已经在抱怨其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因此，在短期内将对美出口大量转移到其他国家可能会引发新一轮针对我国的贸易保护主义。
从当前我国的贸易伙伴来看，我们对160多个经济体中的120个国家保持着顺差。这些国家当中，很多都认为在对华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稳外贸和扩内需这两者是一致的，扩大内需可以对稳定外部经贸环境起到重要作用，真正实现多赢、共赢和互惠互利。
三、要重视名义汇率计算的GDP，这对企业来说很重要
购买力平价衡量的GDP肯定是重要的角度，特别从消费者福利来看，购买力平价很重要。但是在国家横向比较方面，购买力平价的作用不宜高估。比如，从购买力平价角度来看，过去的几百年间，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相对落后的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其货币汇率总是被低估，发达国家的货币汇率则相对高估。经济学中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指出，在经济增长率越高的国家，工资实际增长率越高，实际汇率的上升也越快。所以，发展中国家的物价水平普遍偏低，其货币普遍被低估，而发达国家的可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较高，导致其实际汇率升值，在长期中形成高估，这种高估是技术进步、可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持续较高的一个结果，恰恰是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的体现，也是贸易条件的改善。过去几年，美国在多个前沿技术领域的突破，支撑了名义汇率的强势（当然也有经济周期、地缘政治等原因）。
购买力平价的合理性在于它反映了居民部门，即普通民众的购买力。相同的钱，在中国和美国的购买力不同，在中国可以获得更高的福利水平，这是购买力平价的含义。但名义汇率对应的GDP同样重要，尤其是对跨国公司而言。跨国公司在进行全球布局时，不会根据购买力平价来进行决策，他们不是消费者，而是会根据名义汇率计算的GDP来考虑——这个口径才是跨国公司瞄准的市场蛋糕规模。比如美国的名义GDP是欧盟的1.6倍，那么在拥有相同资金的情况下，肯定会更多把资金投入到美国这个规模更大的经济体。按GDP收入法也可以理解，名义GDP对应了企业的利润、银行的利息、工人的工资、土地的租金、政府的税收等等。如果所有跨国公司都采取上述这种策略，那么名义汇率的GDP规模扩大得越快，跨国公司利润越高，投资就越多，这个国家经济活力就进一步得到提升，反之亦然。
美国进入降息周期后，美元指数仍可能保持强势。首先，地缘政治的重估是一个重要因素，当前的国际局势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和平稳定。在过去几年，日元也失去了安全货币的功能，美元作为安全货币的角色变得更加稀缺。尽管购买力平价显示日元被低估了50%，但日本在过去数年中已经失去了其作为安全资产和安全货币的角色。在俄乌冲突和哈以冲突爆发时，日元都呈现贬值趋势，至今持续走弱。更多的国际资本为了寻求安全资产最后流向了美国国债资产。其次，从一些前沿技术进展，以及主要经济体的发展来看，各国经济基本面的重估也对美元指数有重要支撑。
四、也要看到中国的有利条件
我们要客观地评估美国的经济实力，同时也要认识到中美博弈中对中国有利的因素。正如上述所提到的，美国国内通胀的粘性等因素会对美国关税政策形成制约，这对中国是有利条件。此外还有一些有利条件：
在第一轮加征关税的2018年和2019年，当时部分中国企业已经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东南亚、拉美等地。而近年来，中国向其他国家的产业转移成本显著上升。主要有两点原因。第一，拜登政府采取措施，试图限制中国企业通过这些地区进行绕道贸易。例如，2024年耶伦访问墨西哥，要求配合美国过滤掉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第二，自2023年疫情管控措施放宽以来，中国企业对东南亚和墨西哥等地的投资大幅增加。目前这些中间国家的承接能力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瓶颈，出现了饱和状态。以越南为例，其纺织服装业已经开始二次外迁至柬埔寨和老挝等地区，因为越南国内出现了劳动力短缺、基础设施不足等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特朗普政府再次加征关税，中国企业再次向其他国家产业转移的难度加大、成本更高。对应美国而言，其通胀压力可能会进一步上升，因为成本的缓冲机制减少了。
对中国来说，目前最关键的仍然是做好自己的事，专注于自身发展。关于关税的反制措施，如果中国的反制行为触发了连锁反应，导致美国进一步升级关税措施，中国也不得不随之升级反制措施，最终可能演变成多次重复博弈，正如2018年所发生的情况那样。所以，在采取反制措施时，我们应当保持克制，不必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而是要从更长远的角度，从全面、宏观和整体的角度来冷静应对。面对新一轮的关税战风险，中国应当采取的态度是“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
文章仅作为学术交流，不代表CMF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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