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水新营
在张爱萍的革命生涯中，有较长一段时间是在彭德怀领导下工作。无论是在军事指挥上，还是在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上，以及在为人做人上，张爱萍都深受彭德怀的影响。张爱萍曾说过：“彭德怀教我做人，周恩来教我做事。”对彭德怀，张爱萍始终把他作为自己的严师诤友。对张爱萍，彭德怀也一直赏识有加。
长征路上相知深
1934年9月，张爱萍从红军大学毕业后，被派到红3军团第4师12团任政治委员，这是他第一次在彭德怀领导下工作。当时，国民党军队正向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虽然这次在彭德怀直接领导下的时间只有一年多，但他们之间相知很深。
不久，在中央红军长征中，通过敌人第二道封锁线时，张爱萍所在的12团为红3军团的先头部队。一天傍晚，军团通信员送来了由军团长彭德怀签署的一道命令，让12团为前卫，拂晓前出发。张爱萍由于疲劳过度，一时睡熟，醒来天已大亮，贻误了军机！后见到彭德怀，本以为一定要挨彭德怀痛骂，忙作检讨请求处分。哪想到，彭德怀竟连批评的话都没讲一句，只是向他布置了战斗任务。当晚部队宿营时，张爱萍又接到了彭德怀签发的一份命令，要求今后各级通信员夜间送命令、文件时，必须把接受命令、文件的首长叫醒，并且要等首长坐起来看完一遍后再离开。张爱萍这才知道，原来传说中动辄骂人的彭德怀其实是很通情达理的，对干部是非常体谅和爱护的。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后，张爱萍被调任红4师政治部主任。
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彭德怀向来都是身先士卒，靠前指挥，激励着各级指战员。在攻打汝城时，他亲临前沿阵地，还亲自打迫击炮。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后，红4师奉命掩护中央机关和大部队过湘江。师首长刚刚把师指挥所选定在湘江西岸岸边，彭德怀就到了，他对张爱萍等人说：“军团指挥所设在这里。”军团指挥所前移到师指挥所的位置，对彭德怀来说早习以为常了。
在1935年初的遵义会议上，彭德怀和周恩来、张闻天等一道，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批判与纠正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遵义会议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会后，中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张爱萍所在的红4师根据彭德怀的命令，担负了掩护中央机关撤离遵义的任务。后因部队减员严重，红3军团缩编为四个团，张爱萍担任红11团政治委员。
在第二次攻占遵义城的战斗中，红3军团参谋长邓萍不顾危险，匍匐着来到前线，侦察敌情。他卧在张爱萍与团参谋长兰国清中间，向他俩发布指示，不幸为流弹所中，当场壮烈牺牲。张爱萍强忍着悲痛，拿起电话，准备向彭德怀报告。已得到消息的彭德怀在电话中向张爱萍吼道：“猪养的狗养的，你们这些不怕死的，统统给我死了算了！”彭德怀这样张口骂人，是因一位得力助手与亲密战友的牺牲而悲愤至极，心在流血。张爱萍这时不但没感到受委屈，反而深深地为彭德怀的悲痛而感动。彭德怀所讲的“你们”实际上也包括张爱萍在内，因为彭德怀多次告诫过他：“你不要总是往前跑，要注意安全，减少牺牲。”他因而也深深感激彭德怀对他的了解与关怀。
1935年9月9日，是一个极其难忘的惊心动魄的日子。当时，张爱萍是红3军团改为军之后的红3军第13团政治委员，团长是彭雪枫。夜里11时，彭德怀来到他们住的帐篷，告诉他们：张国焘以红军总政治委员的身份命令红四方面军南下，并想强迫中央红军停止北上而随他南下，还可能武力劫持坚决反对他的错误方针的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因此，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中央领导机关迅速脱离险境，率领红1、3军单独北上。彭德怀交给红13团的任务就是：立即在巴西河岸上布防，掩护中央机关北上。在张爱萍和彭雪枫的精心指挥下，红13团圆满完成了任务。
9月12日，在俄界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同意中央关于红军继续北上的战略方针，并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同时把北上的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红3军改为第2纵队，彭德怀兼司令员。第2纵队下辖10、11、12、13大队，张爱萍任由红13团改编的13大队政治委员，陈赓任大队长。
当时，第1纵队司令员林彪想从第2纵队调一个大队到1纵，彭德怀决定让13大队过去。彭德怀说：“1纵的任务重，部队应该多些。”又对张爱萍和陈赓说：“虽然都是红军，但两支部队的管理方法、作风可能不同。你们、特别是张爱萍，到了那里要尊重领导，搞好团结，虚心向1纵的同志学习。他们有什么好的做法，你们可以回娘家来传授传授。”张爱萍问：“我们还回来吧?”彭德怀说：“还讲什么回来不回来的，都是共产党的部队，在哪里不都一样。”
陈赓和张爱萍搭档时，曾说彭德怀偏爱张爱萍，常对张爱萍搞过“大会餐”之后还给“开小灶”。所谓“大会餐”，指布置集体行动，所谓“开小灶”，指给特别任务、特殊关心、个别交待。从2纵调到1纵，也是彭德怀给张爱萍开的小灶。难怪彭德怀当时就对陈赓说：“我这小灶呀对谁都开，只是没有好吃的，有时候还硌牙。”
张爱萍的13大队调到1纵没几天，一次全纵部队集合，13大队按时到达，而其他大队却先期到达。主持会议的纵队领导厉声批评13大队迟到。张爱萍很愕然和愤懑，在会后他找到那位领导，批评那位领导“无中生有，借题发挥，护己排外，不是共产党员的作风”。气得那位领导半晌说不出话来。这事让彭德怀知道后，他找来张爱萍，大发雷霆：“乱弹琴，怎么可以顶撞上级呢?批评你几句怕什么?……”
红军长征到达吴起镇，彭德怀指挥少数疲惫饥饿的红军部队迎击尾随之敌。得知敌军被全部击溃后，毛泽东高兴万分，写了一首诗送给彭德怀，就是那首著名的六言绝句：“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彭德怀看后，把最后一句改为“唯我英勇红军”，将诗还给了毛泽东。得知此事，张爱萍对彭德怀更加深了一层敬意。
不久，张爱萍在红军大学学习时，彭德怀去看望他和也在那里学习的彭雪枫。彭德怀和这两员爱将一道在校园里散步，交谈战事国事。彭德怀突然说：“我这个人呀！你们是知道的，高山上倒马桶，臭名远扬，好骂人是出了名的。”还说，“我们在一起工作时，也可能骂过你们，骂错了的，我向你们检讨，也请你们批评。”张爱萍说：“我觉得你有时候的骂不能叫骂，那是严格要求，那是关心爱护。”彭德怀说：“哪有骂不叫骂的道理。不管怎么说，骂人是不对的。今后你们常给我提个醒儿。”
和平时期情义重
新中国成立之初，张爱萍在华东军区任职。作为志愿军司令员的彭德怀曾想把他要去当参谋长，但因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认为华东军区的工作离不开他而没同意，张爱萍失去了一个为彭德怀当助手的机会。
1954年9月，彭德怀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当时的总参谋长是粟裕，张爱萍与张宗逊、李克农、陈赓等一道任副总参谋长。张爱萍负责军事行政工作，有些工作粟裕常让他直接向彭德怀汇报。彭德怀也常找张爱萍研究些问题，后来就让张爱萍也搬到自己的办公室旁边，和他在同一层楼办公。随后一个时期，两人可以说是朝夕相处。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张爱萍深感解放军总部的八个部以及独成系统的军、政统率部门，机构太多，分工太细，机关臃肿还互相扯皮，就建议改掉这完全学苏联的一套。尽管个别同志有不同意见，但彭德怀还是原则接受了这个建议。后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审核确定了组织体制的调整方案，解放军的八总部体制又改为三总部体制。
1958年秋，张爱萍自福建前线组织炮击金门归来，向彭德怀汇报时，谈及沿途所见的浮夸风、大炼钢铁风及吃公共食堂的共产风等情况。此前，彭德怀也听说过类似的情况，就表示出很大的忧虑。不久他又亲自到南方考察，还特地到他的家乡湖南湘潭县乌石寨，去倾听乡亲们的心声，耳闻目睹了生产遭到破坏、群众怨声载道的景象。联系到全国各地这一普遍问题，就坚定了他要“为人民鼓咙呼”的决心。
在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上，张爱萍因有别的事耽搁，直到会议开了好几天之后，才上了山。到了山上，也没有人向他介绍会议的进展情况，只是把彭德怀写给毛泽东的那封长信的印刷件发给了他。张爱萍一边看信，一边在心里感慨写得好，认为实事求是，分析透彻，而且言辞中肯，体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关心及对国家建设的忧虑。特别令他兴奋的是，这封信中还引用了他提供的一些事实。张爱萍对彭德怀上书中央、直陈毛主席的行为由衷钦佩。大会上不少同志也都有同感。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还都在小组会上发言支持彭德怀的观点。张闻天并提出，要发扬民主作风，使下面敢提意见。
张爱萍没想到，7月23日，毛泽东召开大会发表谈话，说现在是党内外夹攻我们，把我们讲得一塌糊涂。并对彭德怀信中的意见逐条批驳，说彭、张等人在帝国主义压力之下，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于是，大会主题一下子由纠“左”变成反“右”。少数人别有用心，推波助澜，矛头直指彭、黄、张、周。一种泰山压顶之势，使张爱萍对彭德怀等欲批不忍，不批又不行，勉强凑了两条问题：一条说彭德怀不该讲毛主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另一条则是把毛泽东批彭德怀请苏联顾问的“教条主义”的错误揽在了自己身上。“文革”时，有人批判张爱萍的这个讲话是替彭德怀讲话。张爱萍说：我是替他讲话，可惜讲得不够。
庐山会议后不久，三总部和各军兵种集中批判彭德怀、黄克诚，批彭的会由罗瑞卿主持。批黄的会，罗叫张爱萍主持，张说：“我不适合，你让别人主持好了。”罗说：“你怎么不适合呢?”张说：“我自己有错，批判不了别人。”罗说：“你不要乱讲，这是组织决定的。”张爱萍只好服从。但他只宣布开会，不作任何说明，谁愿发言谁发言。其中有的人发言是随波逐流，有的则无中生有、恶毒攻击。张爱萍后来说，那一次大批判给他长了不少见识，认识了一些熟悉的生人。
“文革”爆发后，张爱萍被冠以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漏网分子，彭德怀的黑干将，自然在劫难逃。在一次批判彭德怀的大会上，张爱萍被弄去陪斗。批斗会是由解放军三总部、海空军、各兵种、各军事院校、国防科委等联合组织的，一起被斗的还有彭德怀的老部下黄克诚、杨勇等人。张爱萍想到年迈的老领导被如此残酷批斗，心在煎熬。
1972年4月，张爱萍在囚禁中折断了左腿，被匿名保外就医，住进解放军301医院。当他听说彭德怀被监禁在楼上时，就想一定要去看看彭德怀。他刚动过手术，硬拄着双拐爬上去。在门口，被哨兵拦住。张爱萍装作找错了房间，故意大声喊:“我是张爱萍!这不就是我住的房间吗?为什么不让我进去?我是张爱萍啊!”吵闹声惊动了专案组和院方保卫部门的人，他们硬将张爱萍架了出去。张爱萍后来说:“也许彭老总能听见我的声音。”张爱萍是多么希望彭老总能知道，他没有被忘记，他的部下在想念他，哪怕仅仅是带给他一丝的安慰呢!……
直到1972年11月，张爱萍被解除监护，所谓“张爱萍专案组”给他下的结论中，尽管别的罪名都一一否定，但还留了一个“犯有美化、吹捧刘少奇、彭德怀的错误”的尾巴作为结尾。
晚年岁月思念浓
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不幸在北京含冤病逝。1978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彭德怀同志追悼大会。会后张爱萍仍悲痛不已，为在彭总蒙难后未能见上最后一面而深深抱憾。第二天，他连夜赋词《鹧鸪天·怀念彭总》，以寄托自己的哀思。词曰：“平江春雷半壁天，井冈星火信燎原。横刀立马中流柱，同拯神州换人间。卫真理，何惧权!刚正与民共尘缘。春风吹散庐山雾，元元追思万斯年。”
不久，著名诗人臧克家主编《毛泽东诗词鉴赏》一书，特专函邀请张爱萍写一篇对《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的鉴赏文章。张爱萍欣然应诺，写出了包括记载毛泽东撰写该诗前后经过在内的一篇美文。其中写道：这首六言诗，语言简洁，而内涵博大，感情浓烈，却明白晓畅，形象鲜明，又气势磅礴，在写人的诗中堪称一绝。写给的是一位将军，昭示的是万千志士。这是诗人感情迸发的颂扬诗，又是领袖由衷赞扬的嘉奖令，还是毛泽东主席亲手为彭德怀元帅树立的一座巍巍丰碑。
1993年5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纪念《彭德怀传》出版暨彭德怀诞辰95周年纪念大会，张爱萍作了即席发言：彭老总为党为国为民所做的巨大贡献，是世人共知的，刚才军委两位副主席讲得很多了。这里，我谈一点个人的感受。彭老总的丰功伟绩及他的为人，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他算得上一个真正的人。要做一个真正的人不容易，而他，做到了！他是一个真正的人！像彭老总这样的人，我们的国家多几个更好。对他的怀念，是不尽的……
称誉彭德怀为“一个真正的人”，这是第一次，张爱萍是第一人。自此，“彭德怀是一个真正的人”的说法犹如煦风细雨润及大地，为人们所接受和称赞。不久，彭德怀传记组即以此为题，编撰出版了《一个真正的人——彭德怀》。
张爱萍认定彭德怀是一个真正的人，他更认定：我们的社会十分需要彭德怀这样的真正的人。因此，他总是自觉自愿而持之不渝地以“一个真正的人”的标准规范自己，并在各种场合倡导要做一个真正的人。
离休后谢绝了一切任职的张爱萍，在1998年尽管已经88岁高龄，却为筹办彭德怀诞辰100周年的各种活动兼职最多，用心最大。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准备拍摄一部反映彭德怀生活的电影，请张爱萍担任顾问，并请他给有关单位写信提供方便。他慨然应允，并就电影的内容及注意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随后又给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写了信。
彭德怀的侄女、总政治部纪检部部长彭钢，就纪念彭德怀100周年诞辰活动及铜像落成问题，两次向张爱萍汇报，并请他向有关领导提提建议。他欣然同意，并同她一起商量了实施方案。
原彭德怀办公室主任王焰在筹备彭德怀百年诞辰纪念活动时，请张爱萍担任“纪念彭德怀诞辰100周年书法美术展览”筹备委员会主任，并请他亲书展标，再提供作品，还写篇纪念文章。他均一一应诺，并很快全部落实。其间，他还真正履行主任职责，多次听取汇报，疏通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张爱萍在思考如何写一篇纪念彭德怀的文章时，他想到跟随彭总南征北战的岁月，追随彭总整军建军、设置海防的情景，以及彭总本人身经百战、治军建国的卓越功勋，还有他刚正不阿、光明磊落的优秀品质，都值得写，也应该写。但如果都要涉及到，那就要成宏篇巨制了。想来想去，又聚焦到他久存心中的一个看法：一个真正的人。
张爱萍为彭德怀百岁诞辰所写的文章，最后仍用了《一个真正的人》这个题目，他在文中写道：“彭总具有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意志和顽强的革命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创造幸福，忠心耿耿报效祖国。”“彭总的一生，刚正不阿，光明磊落，坚持真理，敢于直言”，“他为了真理和正义，赴汤蹈火，义无反顾。”“在枪林弹雨中，他向来都是身先士卒，靠前指挥。”“他只是对领导干部要求严格，只是对那些不正派的人不留情面”，而“对部下、对同志体贴入微、关怀备至”。
这篇文章先后在1998年10月19日《解放军报》、10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读者反响十分强烈。不少了解张爱萍的老同志说：“这是张爱萍的自我写照。他受彭德怀的影响极大，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有人说得更干脆：“张爱萍是第二个彭德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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