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79年，我和战友李文光一起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在一次战斗中，李文光舍身救我一命，从此我们成了生死兄弟。
可世事无常，1999年李文光遭遇不测，英年早逝。家庭生活陷入了困顿，无奈之下，他的妻儿上门求助，我却只能避而不见。
几年后，李文光的儿子大婚，他带着妻子向我叩头致谢，场面感动了无数人。
我叫徐文华，1960年出生在川北一个贫穷的农村。
家里穷得叮当响，我上了小学后，就开始回家务农了。
1978年春天，征兵通知到了公社。几乎所有的适龄青年都跃跃欲试，想要去部队搏一份前程。
虽然我对自己的身体条件很自信，但面对激烈的竞争，心里也没太大把握。
幸运的是，这次来征兵的是坦克部队，对兵员的身体素质要求很高。
我就这样好运气地进了部队，成了一名坦克兵。
在新兵营，我认识了同乡的战友李文光。我和他并不在一个公社，以前也并不认识。
但独在异乡，老乡加战友，让我们也逐渐熟络了起来。
相比较我的沉默内向，李文光是一个很开朗阳光的人。
虽然他的家里条件也一般，但他却不为此所累，没有一点点自卑，很快就与战友们打成了一片。
我很羡慕他的这种洒脱与自信，也想尝试像他一样，但始终做不到。
下连队时，我和李文光又分到了同一个连队，这下关系更近了。
坦克兵的训练很辛苦，我也是适应了两个月，才逐渐习惯连队的训练强度。
1978年底，南疆战云密布，大家纷纷议论：要打仗了！
针对这场战斗，新兵们的态度很复杂。有恐慌的，也有打了鸡血的，认为对方不堪一击的。
但老兵们大都认为，这场仗不好打。
毕竟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多年，而敌人正经历了两次战争，部队得到了血与火的训练。绝非和当初闹事的“阿三”一样，一触即溃。
团政治处派出了干事，下到各个连队，给大家开动员会，紧张气氛拉满。
1979年1月下旬，我们开始机动至边境。2月17日凌晨，战斗正式打响。
果然如老兵们所言，敌人不是软柿子。各种伏击、冷枪，加上地方不熟，原始丛林密布，一开始损失很大。
几天后，大家渐渐熟悉了环境，按照制定的计划缓缓行军。也遇到了敌人多次的小规模袭扰，但都击溃了敌军。
2月22日凌晨，正当我们和后勤部队交接物资时，又遭遇了敌人的偷袭。
仓卒应战之下，我的大腿中了一枪，直接扑倒在地。
跑又跑不掉，这时候我几乎陷入了绝望。
关键时刻，李文光挺身而出，冒着被冷枪袭杀的危险，将我拖回了掩体。
可就在快要抵达掩体时，一口鲜血吐在了我的脸上，李文光受伤了。
事后，我们被转移到了后方医院。
我的情况还好，没有伤到要害，养养就能好。
但李文光的情况有些不妙，他被打穿了肺部，危在旦夕。经过军医的抢救，人陷入了昏迷当中。
我躺在病床上，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担心着他的情况。
五天后，我终于能拄拐下床了，我迫不及待地去看李文光。
他虽然醒过来了，但时而苏醒，时而昏迷。肺部受损，导致他还无法自主呼吸，得靠仪器辅助呼吸。
看着他躺在病床上，我心如刀绞，恨自己拖累了李文光。
好在吉人自有天相，李文光最后恢复了过来。但也因为心肺功能受损，不可再从事高强度运动，他要提前退伍了。
送他离开时，我心里十分悲伤。我相信凭借李文光的实力，和人际交往能力，他本应该在部队上更有前途。
但如今，却是我这个不如他的留在了部队，而他却只能黯然退伍回家。
我向李文光表达了歉意，他倒是看得很开。相比较我的一条命，他认为这一切都很值得。
1981年春天，我服役期满，退伍返乡。
到家后，我第一时间就去了李文光家里。他退伍后，被安排在公社工作。
这活比较烦躁，但不需要重体力，整体来说还是适合他的身体情况，我心稍安。
我则是去了老家附近的水泥厂上班，主要负责安全事项。
虽然挣得不算多，但能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这就已经很让人满足了。
1985年，我俩先后结了婚。婚后，也都有了孩子。李文光生了一个儿子，而我家则是一个丫头。
这些年，虽然都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柴米油盐中，走动频次也没以前那么高。
但我们都知道对方过得还行，有什么事了，也会互相通知一声，这就够了。
时光如流水，进入1986年后，社会的发展一日千里，让我们都有些看不懂了。
先是李文光工作的公社，后来改为了乡镇，再后来大量的工作人员辞职下海。
后世要被挤破头的体制内工作，此时仿佛成了鸡肋。
地方财政紧张，李文光虽然努力工作，但他还是有些捉襟见肘。
特别是他的儿子，小时候身体不好，经常看病吃药，这让他经常无法周转。
我得知情况后，亲自上门，埋怨他为何不跟我说。
李文光不好意思地说，我家里老父母身体也不好，负担也重，他实在不好意思开口。
我生气说道，咱大人能苦，但孩子不能耽误啊！
此后，李文光周转不开的时候，就来找我借钱，我也是倾尽所有。
一来二去，妻子也有意见，认为我只顾外人，不顾自己家。
我头一回和妻子发脾气，李文光对我有救命之恩，现在这点钱能比得上这份大恩吗？再加上他又不是借钱不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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