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研究生毕业的胡鸣山，入职南山科技园一家知名互联网外企半年有余。一年前，他憧憬的职业还是基金经理。
转行是无奈之举。胡鸣山读金融专业，本科、研究生均就读于名校，去年在金融行业求职却是屡屡碰壁。进入这家互联网外企前，胡鸣山先后在两家金融机构实习过，都未能转正。这两次实习犹如挤门缝，“两家公司都是招一堆实习生，然后从中挑一个最优秀的转正。”
对于多数金融专业毕业生来说，这个行业成了名副其实的“窄门”，胡鸣山只是大多数中的一个，猎聘网去年3月份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金融行业的人才紧缺指数近年来始终处于低位， 2022年2月更是低至0.55，这一数字代表着人才供给是企业需求的2倍。
陶喻在金融行业工作9年左右。她双非本科，大学毕业后顺利进入北京一家金融企业，“按现在的学历门槛，我可能都进不了这行”。从这一点上，她认为自己比现在的毕业生幸运。
只是，金融业接二连三的裁员潮今年轮到了陶喻头上。失业后，看着一片惨淡的行业环境，她也决定转行。“我觉得金融业，所有的人应该都非常焦虑。即便还没有被裁，日子也不好过。我了解的情况，行业普遍降薪幅度在30%到50%。跟我同龄的从业者，大部分都背着房贷，压力是很大的”，陶喻说。
被迫转行
陶喻算是吃到过红利的金融人，“前几年市场行情不错，你运气稍微好一点点，跟的领导靠谱一点，一定是能赚到钱的。”
过去两三年，陶喻感觉到了行业的疾速变化。她前公司业务主要依赖地产行业。地产行业在烈火烹油的阶段，对资金的需求体量极其庞大，围绕地产业服务的金融业务在整个行业占据了一定比例。“这几年地产业的震荡，加上政策影响，对金融业，尤其是地产业辐射到的领域，冲击是非常大的。”
好日子不再，在陶喻的周围，降薪、裁员成了最常见的话题。一开始是降薪，公司业绩不好，不再发放提成、奖金，到手的只剩下基础薪资，“这行所谓的百万年薪，里面提成、奖金占了大头。只发基础薪资的话，我们的收入没啥竞争力”。
面对收入大幅缩水，“大多数同行都是忍”，陶喻也一样，就算知道行业很难再恢复如初，她也愿意守着这份工作，收入降了，工作压力也小了一点，她愿意接受现状，“大家都差不多，只要薪资还能支撑生活，能苟就先苟下去，毕竟工作不好找。如果真的支撑不下去，就一边上班一边投简历，基本不会裸辞，就熬着呗。”
“苟”在写字楼里，谁都知道绕不开“裁员”二字。百分之几的裁员名单，公司会定期公布，“轮到你了，那就谈判，争取更多的赔偿金，拿到钱以后，再去考虑下一步怎么走。”
陶喻也是失业之后，才开始考虑转行。准确来说，陶喻不是被裁掉的，她是收到降薪或者停薪数月的通知后，主动与公司协商离职事宜。幸运的是，由于前些年她在公司里业绩出众，最终能拿到一笔补偿金离开。
没能挤进金融业大门的胡鸣山，去年一年背负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他研究生就读的专业，属于金融与互联网的交叉学科，临毕业前，其他研究生同学大都在寻找互联网行业的机会。胡鸣山选择了金融业，毕竟他本科学的就是金融，况且他在本科阶段就非常向往基金经理这一职业。
胡鸣山在学校听过一场企业宣讲，宣讲方是一家基金机构，对方在讲台上向学生们描绘了这份职业金光闪闪的未来——“你提供研究策略，公司根据你的策略去投资，如果赚到钱了，就给你分红。刚入行，公司不会给你的策略投太多，大概投一个亿，你的策略赚钱了，你有经验了，公司的投资就可能是10个亿，那你的分红就可以翻十倍”。至此，基金经理成为胡鸣山的梦想。
去年年初，胡鸣山开始在基金机构寻找相关的职业机会，“先做研究员，积累经验成为基金经理”。整个求职过程可谓坎坷，多数金融机构的学历门槛高得令人咂舌，除了要求硕士或更高学历，很多企业对本科院校背景也有特别要求，“C9以上，或者华东五校以上，有些头部机构只要清北本科”。他进入第一家公司实习时，发现很多同事的学历非常光鲜，要么是常青藤名校，要么是清北。
胡鸣山在两份实习中也留意到，实习生想转正，光有学历也不行，“还得能帮公司赚钱”，有些实习生在前一份实习中就参与过投资项目，有些实习生掌握了资源，这才是公司青睐的毕业生。办公室里，除了名校毕业生，家世优渥的同事也不少，跟胡鸣山一起实习的一名实习生，经常光顾单人消费1000元左右的高级餐厅，还跟同事分享说，自己在美国花了3000美元买了只猫，“这些在我看来非常的不可思议”。
看过一些招聘机会后，胡鸣山发现，自己的学历背景，能找到的机会集中在私募机构。他看过深圳、香港、上海的工作机会，最终把目标放在了上海，“上海同类的机会更多”。
去年四月份，胡鸣山收到上海一家机构的实习机会，抱着能转正的期待，他去了上海。在第一家机构实习了两个月，上司告诉他，公司不会给他提供正职。“当时没想转行，只是觉得可能是自己欠缺经验，所以才没能转正，那会儿想的还是得赶紧积累经验”。
继续投简历、面试，奔波两三个月后，胡鸣山得到了另一家金融企业的实习机会，“待了三个月，又没能转正”，当时已经临近年底。
整整一年时间，胡鸣山没有找到一份正职，在金融业实习的几个月里，他能感触到行业的寒意，“很多私募基金2023年之前收益都不错，年化30%是可以实现的，到了2023年就急转直下，大量基金亏损。应届生的工资也比前两年低了两三成。”
职场也显得格外动荡，去第一家公司实习时，这家公司刚刚进行过一轮裁员。他发现，自己待过的两家机构，频繁裁员早已是常态，“你进了公司，一段时间没做出成绩，公司就会毫不手软地把你裁掉，可能同行都是这样”。在他实习的两个月里，公司又裁掉了一个投资团队。
公司里的同事，也常拿裁员做调侃，“比如这个人登不上公司网页了，他就讲笑说我是被裁掉了吧。”他发现招募大量实习生，实际上也是公司降低人工成本的一种手段，“我们的收入，可能只有正职的三分之一”。
第二份实习转正失败后，惨淡的现实浇灭了胡鸣山的职业热望，他开始自学编程技术，读书时他自学过相关知识，有一定的基础积累。从去年年底开始，前后大概自学了半年时间，他顺利拿到了互联网外企的offer，成为一名前端程序员。
新的职业期望
陶喻的转行过程，不如胡鸣山这般顺畅。一番考量之后，她决定寻找实体企业总经理助理的岗位机会，这个选择“有一半是不得已”。
陶喻在金融行业的岗位是项目管理。失业后，她看过投资经理、资产经理等行业内的职位，可惜招聘平台上此类岗位机会少得可怜。金融业的颓势让她心生退意，“我感觉行业大环境近三年不会有起色，熬三年赌未来的机会，还不如转行找新的机会。”她把目光转向实体行业，实体企业的薪酬不算高，但胜在稳定。
考量了自己的经验、能力之后，陶喻认为总助一职，算是她眼下的最优解。招聘市场上，总经理助理一职的门槛高低不一，有些总助岗位更接近于行政，有些总助岗位的工作侧重于公司战略和项目运营，对能力要求较高，“类似于业务口的副总监”。
陶喻只考虑后一种，这类职位门槛更高，薪酬也更高，职业发展空间也更大。她判断，金融业积淀的阅历和见识，会成为她应聘时的特殊优势，“工作这些年，见过很多不一样的企业，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风格，你能看到各种竞争方式。如果去了传统企业，把这些东西带过去，人家可能也会觉得这是你的特殊能力。”
真正下决心去找工作，陶喻立马就能感受到就业市场的寒意。她用的招聘软件是boss直聘和猎聘。boss直聘与大多数招聘平台的简历投递机制不同，应聘者要先向意向职位的hr打招呼，招聘方有回应后，才能发送简历。陶喻大概打了200多次招呼，收到20多个回应，最终收到5个面试通知。猎聘上她投递了大约100份简历，收到了八九个面试通知。
对于boss上的低回应率，陶喻判断是“找工作的人太多了”。“我猜测，招聘方每天收到的招呼可能太多了，估计hr都不会一一点开去看，所以收不收得到回应，可能有很大的运气成分。”
面试环节的种种迹象，似乎也在印证陶喻的判断，“从这一轮面完，到收到下一轮面试通知，中间隔的时间，要比以往长得多，如果不是选择很多，企业没有必要拉长这个周期。”
社交平台也在向她传递求职焦虑，从找工作开始，平台就不断地给她推送“工作很难找”、“什么人在上班”等内容，“感觉互联网上的信息也好，群体情绪也好，都在给你一种所有人都在卷着找工作的错觉”，陶喻说。
陶喻年龄超过了30岁。庆幸的是，今年找工作期间，她没有明显感受到面试者对婚育年龄女性的歧视，她判断，这份幸运，与她身处的职场环境，以及面试的岗位有不小关系。"我在北京，总助这个岗位的职业门槛比较高，如果是在一个比较小的城市，或者是一个门槛不高的职位，我可能也会遭遇性别歧视和年龄歧视"。
陶喻面试过一家公司，对方确实考虑到她的女性身份，最终选择了一名男性候选人。不过她觉得，对方这个选择，更多是出于工作需要的考量。“这个岗位要协助的是一名女性高管，需要频繁出差，行程中涉及到的体力活，比如行李搬运，以及夜晚出差要考虑的安全问题，男性做助理可能更合适。”
求职那段时间，陶喻会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的面试经历。她曾面试过一份国企文职岗位，在这一面试的分享贴下，年轻人小A留言，“这个职位真的好吗，刚毕业在国企做文员，快要熬不住了”。陶喻回复对方，“我们的年龄和阶段不同，考虑的重心肯定不一样”。
陶喻有朋友在国企综合办公室做文职工作，她大概清楚此类岗位的工作内容，“说白了就是个文员”。她愿意去争取这个“文员”机会，看重的就是稳定性，“那家国企的行业前景很好，我知道薪资不会很高，但稳定性很高”。
稳定，是陶喻今年求职过程中，最看重的要素之一。每个面试中，招聘方会习惯性地问她“对企业有什么诉求”，她的回答都与稳定性相关。“我相信，每一个像我这样30+转行的女性，都希望有一个平稳的过渡，如果去这家公司干了3个月，它倒闭了，我很难接受”。
11月下旬，陶喻入职了一家国企，她对这个机会相当满意，公司所在行业的前景很好，她跟直属领导在面试阶段聊得很投契，企业最后开出的薪资也超出了她的预期，“大概能跟上一份工作的基础薪资持平，其实就算低一点，我也可以接受”。
与留言的小A一样，作为刚毕业的年轻人，胡鸣山不是那么在乎稳定性。在现在这家公司，同小组一些工作三四年的同事，已经开始讨论30岁以后的出路，“他们想回老家，找一家小公司上班”。入行半年多，胡鸣山正处于一切都新鲜的阶段，“公司工作氛围很好，加班也不多，大家都很接地气，有什么问题领导也是委婉地指出来”，他决定在互联网行业扎根，“开弓没有回头箭嘛”。35岁即失业的行业焦虑，还不在他的考虑范畴内。
去年，胡鸣山金融行业四处碰壁时，他还背负了另一重压力，父母一直打电话催他回老家考公。他没有考虑过考公，如果考回老家，衣食住行都在家里人眼皮底下，他觉得太过束缚，“交朋友要管，吃什么、玩什么都要管，太不自由”，如果上岸一线城市，他觉得体制内的收入，永远都追不上高房价。高收入，是他现阶段更看重的东西。
回望金融业：看上去很美
对比身处的互联网职场，金融机构留给胡鸣山的印象要更“高大上”一些，前同事们的学历背景、高消费水平，都是光鲜的标记。
在金融业沉浸9年的陶喻，对这行的滤镜已不剩多少，“你西装革履，很多时候不还得守在客户楼下，等人家给你一个业务，求着说‘哥、姐，快饿死了，还有业务给我们做吗’，说白了，销售永远是销售，做项目永远是做项目，跟其他行业没有本质区别。”
“金融业那些纸醉金迷的花边传闻，可能主角就在隔壁公司，但那种生活方式，距离我们这些普通的从业者，是很遥远的。”
金融职场复杂的人际关系，也给陶喻增添了许多精神压力，“挣得多，要考虑和要化解的东西就越多。除了业务本身，你要权衡人际关系，同行竞争……有些同行确实会抢你的业务，这都是一些很直观的烦扰，你又不得不去应付”。
陶喻也观察到，行业遇冷，收入下降或者失业，对一部分同行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陶喻算是求稳型，在收入可观的年头也没有做过太冒险的决策，但一部分同行不一样，“前些年赚得多的时候，很多人对未来非常乐观，冒险精神非常强，高消费，高杠杆买房、投资很常见，尤其是2019年到2021年，我身边涌起过一股买房热”。
陶喻分享的面试帖子下面，也收到过同行留言，对方情况与陶喻相似，也处于失业期，但高收入阶段形成的消费习惯，一时又很难转变过来，“特别焦虑”。“习惯了享受生活，由奢入俭难的例子我见过太多了，以前名牌包包，人均四五百的餐厅，每年要出国游，现在大家都不吭声了，这其实是个非常直观的表现。”
“当时的薪资水平，确实是可以覆盖这些债务和消费的。但经历降薪裁员之后，这些人就撑不下去了，高额负债、境况特别糟糕的人也有不少，这是个挺迷幻的行业。”
行业震荡还未停止，仅就以高收入著称的证券行业来说，据东方财富choice金融终端和上市券商年报数据，券商从业人员今年上半年人数减少了10371人，降幅为3.39%。
成功转行后，陶喻庆幸自己在好年景里的持重与冷静，“前些年透支太多的话，你在行业萎缩的时候，是要承担一些损失和后果的。甚至有些后果，你根本承担不了。”
文丨黄小邪
本文由深圳微时光原创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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