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我叫崔新民,老家在丘陵地区。

我是1967年出生的,我们家人口比较多,我有兄弟姊妹七个,我排行老五。

我的童年时代,那时候在生产队里,由于我们这里是丘陵,主要种地瓜和高粱,还有少量的花生等。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和母亲似乎从来没有年轻过,他们的脸上皱纹丛生。

我母亲一直在脑后挽着一个发髻,穿着蓝色的大襟褂子,裤腿用一根黑色的带子扎着。

我的小学是在本村里读的,初中的时候去了公社的联中上学。

那时候放了学的时候,我就想在家里写作业,可是我哥和我姐总拉着我,让我去生产队里帮忙,虽然我不能挣工分,但是队长只要看到了,在分给我们家粮食的时候秤上会高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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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家劳力也不少,可是分的那点粮食还不够吃的。

我记得每到深秋,生产队里把地瓜和花生都收完了以后,我们这些小孩子就挎着篮子,拿着小撅头去地里拦地里剩下的地瓜和花生。(就是把地里剩下的花生和地瓜找出来。)

大哥给我们分配任务,我和弟弟妹妹每天必须拦2斤花生或地瓜,否则就不给我们饭吃。

运气好的话,在地瓜沟里偶尔会拦到一个大点的地瓜,几个就能凑成二斤。

可是想拦花生就难了,半天也找不到几个。

有时篮子空着,回家以后,我们就吓得溜墙根走,生怕被大哥看见。

其实,我知道大哥并不是真不给我们饭吃,他只是想让我们干活扎实一点。

大哥和二哥结婚以后,我们家的日子更难了,他们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得挣饭给老婆孩子吃。

家里就靠父亲和两个姐姐在生产队里干活了。

我的学习成绩很好,初二那年我考了全公社第一名。

那时候我们县里一共有三处高中,两处重点高中在县城,另一处普通高中离我们家30里远。

中考的时候,本来我的成绩够了重点高中的分数线,但是我却上了普通高中,因为我们家离县城太远了,大约有八十多里路。

那时候我们家没有自行车,也没有钱坐车,如果我去县城上高中就得步行,回来一趟太远了。

家里人都决定让我去读普通高中,我也同意了。

1982年,我成了一名高中生,平时是住校的,只有周末的时候回家拿饭。

每当星期六中午放了学的时候,我的肚子饿得咕咕叫,可是还得步行30里回家。

那时候我们村子里也有几个同学,他们约着我一起往回走,可是我都拒绝了,因为我有个事不好意思说出来。

为了近一些,我都是抄小路,不走公路。

我走出学校不远,我瞅瞅前后没人,就把鞋子脱下来拿在手里 赤着脚往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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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知道母亲给我做一双布鞋很不容易,母亲的眼睛有白内障,看不清东西。

母亲先把布铺在地上,抹上浆糊,晒干了会硬邦邦的,这叫打阙子,然后把阙子剪成鞋样子,再一针一线缝到纳好的鞋底上。

母亲眼水头不好,常把手扎破,鲜血直流,我非常心疼母亲,就不想浪费鞋子。

到村子口的时候,我擦擦脚底上的泥土,再把鞋子穿上。

弟弟就比较调皮,上墙爬屋的穿鞋子特别快,几天的功夫就能把一双鞋子顶破,露出大脚趾。

我母亲常对弟弟说:“你看你五哥,他穿鞋子都不变样,你就像吃鞋子一样。”

我心里就美滋滋的,我不想让母亲知道我这个秘密。

我回家拿饭时,母亲会给我烙上一包袱煎饼或者蒸上窝窝头,再炒上一罐头瓶子咸菜。

母亲心疼我,炒咸菜总是尽量给我在锅里多倒上点油,让咸菜油汪汪的,同学们都非常羡慕 。

我知道很多时候家里炒菜只是放几滴油,甚至不舍得放油,吃水煮菜。

有的同学直接从咸菜缸里捞起一块咸菜疙瘩,晾干就装进了书包里。

我暗暗给自己打气,一定考上大学,让家里人顿顿都能吃上用油炒的菜。

在那个年代里,花生油是非常金贵的。

我们家每年种上几分地的花生,打了油之后,母亲都是把油坛子高高的放在厨顶上,生怕被我们碰翻了。

花生油一到天冷的时候就凝结,非常浓稠,弟弟和妹妹经常偷着把花生油抹进煎饼里,再卷上一根大葱吃。

念高中时我特别努力,但是毕竟普通高中的师资力量有限,再加上我的英语成绩到了高二的时候,渐渐落下了,我非常焦虑,无论怎么学,成绩就是一般偏上。

高考的时候我以五分之差落榜了,当年我们班里只有一个同学进了专科线。

落榜以后,我心灰意冷。

上初中的时候,我学习成绩那么棒,可是上了高中却趋于平平,我知道自己的短板是英语学科,不管什么原因,我只能接受落榜的事实。

父亲难过地对我说:“你上了这些年的学也没有考上,怎么办呢?现在弄得庄户不庄户,学户不学户的,以后怎么办呀?”

父亲的话,让我非常愧疚,这些年父母供我读书非常不容易。

我蔫头耷脑地走出了家门,来到我家的花生地里去蒿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