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9日，阎锡山从成都乘坐国民党最后一架飞机逃向台湾时，关于他不顾飞机超重，同僚安危，拼命朝飞机上塞黄金的说法，一直在坊间流传。
学者出身的杭立武晚年在接受采访时，曾讲述过那一天的情景——
“（民国）38年12月9日，我随行政院长阎锡山在成都新津机场乘最后一架飞机撤退来台 ，同机尚有政务委员陈立夫、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秘书长贾景德等到人。记得那日，我赶到机场上登机时，见阎锡山坐在一口箱子上，身体摇摇晃晃的，神情若有所思。朱、陈两人对我说：‘我们的生命全操在他坐的那两口箱子上。’原来，这两口箱子里装的全是黄金，重量超重，对飞机安全构成威胁。陈、朱两人认为我和阎百川的交情比较好，要我说服阎，不要带黄金走。我想，这是不可能的事，阎携带这些黄金，并不是为了他个人，而是为了山西人的生活着想。我于是向陈、朱二位建议，劝阎放弃这些黄金，而由我与陈、朱三人签字保证，于抵达台北后，请蒋先生补偿他同额的黄金。陈、朱认为做不到。”
在杭立武的讲述中，阎锡山逃向台湾时，随身携带了两箱黄金，但陈立夫在其回忆录中却是另一种说法——
“我奉命陪阎院长飞台，同行者有朱家骅等数人，晚间出发飞经大陆去台。不料飞抵四川与湖北交界处，遇到寒流，飞机两翼结成厚冰，往下坠落七百余尺，不能前飞，仍回成都。是时飞机师将情形宣布，余见城市电灯明亮，疑为汉口，在手提箱中取出手枪准备自戕。听报告后，始知返回成都，一场虚惊始得过去。后来方知飞机上满载金条数十箱，为阎院长所带行李之一部分，昨夜坠落原因，为所载超重有关。次日再飞，飞机师告我，最好飞机不超重，以免发生危险。我乃商诸阎院长，阎宁可减少卫士数人，而金条非带不可，幸一路平安飞抵台湾。后来知道随阎从山西出来之人不少，均靠阎接济，故金条对阎确是十分重要，唯我等之生命，几因此而遇险，不亦冤乎！”
白纸黑字，杭立武所说的两箱黄金，到了陈立夫这里就变成了十箱。但陈立夫的回忆，除了这一点，其实还是给阎锡山留了情面的，当天的具体情景，他只是寥寥数语，点到为止，但那一天同机的朱家骅等人就没有那么含蓄了。
在朱家骅等人的回忆里，陈立夫听了飞行员的报告，曾与阎锡山商量，希望他少带些东西，比如那些金货，此时系非常时刻，人命比金条值钱。
阎锡山听了，很不高兴地说：“我的财产在山西带不出来，现在就剩这点积蓄，跟随的家人、佣人，还有已到台湾的亲戚，过去的老部属，将来都要靠这些东西生活，丢不得，万万丢不得！”
陈立夫、朱家骅等人听了阎锡山的“大实话”，私下里不以为然地说，阎老西尽说假话。
原来陈立夫、朱家骅等人都知道，早在4月份，山西省驻京办事处从南京搬到上海南京西路静安新村4号时，阎锡山就叫内弟徐士珙从上海偷偷运了大批金银到台北市怀宁街34号，然后由徐士珙以做生意为由转运去了日本。
cc系分子、山西去台人员苗培成等人得知此事后，特地利用阎锡山6月8日赴台奔丧之机（阎母陈秀卿先期来台，不久病故），跑到怀宁街34号，要求阎锡山将钱财分一些给他们。
阎锡山不同意，他声称带出来的这些钱系山西人民的，以后还要带回山西，归还山西人民，现在不能分。
苗培成等人认为阎锡山纯属胡扯，他们在台湾大骂，你是山西人，我们也同样是山西人。你可以带回山西，我们还不是可以带！
为了搞阎锡山手里的金条，之后苗培成带着一帮人，在台北街头散发传单，历数阎锡山在山西横征暴敛、盘剥人民、中饱私囊的事实，并扬言阎锡山如不满足他们的合理要求，他们还要在报上公开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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