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西北军是由冯玉祥一手创建的庞大军事力量,其人数在巅峰时期达到了三四十万之巨。因其长期在西北地区活动并割据一方,故而得名。然而,这仅仅是人们对这支军队的通俗称呼,其正规番号则包括中华民国、国民军、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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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让我们来探讨一下冯玉祥是如何踏入军界的。冯玉祥的父亲冯羽茂是清末的基层军官,在父亲的安排下,少年时期的冯玉祥投身保定淮军,并得到了军队上司陆建商的赏识。陆建商不仅视他如己出,还将妻子的侄女刘柱珍许配给冯玉祥,从而形成了世交与亲缘的双重利益关系。民国建立后,陆建昌(作为袁世凯身边的得力助手,位高权重,自然也没有忘记提拔冯玉祥。冯玉祥后来组建了自己的部队——陆军第16混成旅,这成为了西北军的最早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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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谈谈西北军是如何登上历史舞台并崛起的。我个人认为,这其中有三个关键节点,分别对应着铺垫、定型、成熟三个阶段。

第一个节点是1921年8月,冯玉祥的部队被扩编为中央陆军第11师。在北洋时期,军队分为地方陆军和中央陆军。通常只有达到中央陆军师长级别的人,才有资格在行政上晋升为某省的一把手,即督军,其地位相当于今日的省委书记。例如,王善荃担任护北督军前,军衔是中央陆军第二师师长;曹锟在担任直隶督军前,是中央陆军第三师师长;而著名的奉天督军张作霖,在此之前则任职中央陆军第27师师长。这些人都因为有了足够规模的部队,才能维持他们对一省的统治。因此,在陕西陆军严孝文服毒自杀后,驻防陕西的冯玉祥就顺势接替了他的职位。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部队虽然名义上是国家军队,但往往带有明显的私家色彩。以中央陆军第11师为例,其师长是冯玉祥麾下的旅长李明忠,而张志江、陆忠林等人为旅长,韩富举、孙连仲、韩卓峰、石友三、佟麟阁、刘汝明等人为团长,他们全都是冯玉祥从清末民初时期就开始培养的老部将。其中,陆仲麟等五位旅长后来成为了西北军的“五虎上将”,而孙连仲等十三名团长则是大名鼎鼎的“十三太保”。因此,可以说在这个时候,中央陆军第11师的组织关系已经为日后西北军的领导框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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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冯玉祥担任陕西驻军,标志着他正式成为了一省封疆大吏,在兵家必争之地,他的部队在技术上又获得了可靠的征兵筹饷的独立地盘,割据性油然而生,军阀的身份也悄然成熟。冯玉祥的铁杆部将、时任陕西督军署参谋长刘季就评价冯玉祥这次入陕,是他的政治生活中从坎坷不平的道路走向飞黄腾达的一个转折点。

然而,冯玉祥在陕西陆军的时间其实非常短暂,任期只有九个月。次年五月,他通过第一次直奉战争的军工做投名状,得到了直系军阀的扶持,当上了河南督军。究其原因,我曾发表过一篇论文进行论述。主要是因为当时陕西政局分裂,受到自然地理因素的影响,分为陕北、关中、陕南这三个地缘政治区块。陕北地方民团割据严重,而最富庶的陕南则是北洋部将吴新田的地盘。冯玉祥的势力范围,仅在西安附近的十个县左右,财政收入与活动空间都岌岌可危。冯玉祥的军兄、政治部主任简玉文曾劝他,陕西贫瘠且军政复杂,不易应付,不如另寻发展。要想成为真正为国为民的大军,还是应该冲出潼关,到中原地区闯荡。这迫使冯玉祥决心换地盘,将目光投向了中原大省河南。他在誓师大会上的讲话中,曾甩掉自己的鞋子,表示他弃督军如敝屣。

在陕州任内,冯玉祥曾抱怨说,最不合理的事情就是看公文。每天早晨起来,案头上就摆着二三十捆的等银奉子的公文。这些文件表面上都是关于蝗灾等事务的,但其中90%都是无关重要的例行公事,而军队的事情却被丢在一边。繁琐的公文令冯玉祥心神疲惫,头痛不已。

尽管冯玉祥首次督陕的任期极为短暂,但他在此期间推行的一系列新政却在当地民间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为他日后重返陕西、以陕西为大本营征服大西北,以及他的部队最终发展为名副其实的西北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个关键节点发生在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北京政变,并宣布将自己的部队改组为中华民国国民军。

当时,冯玉祥虽然投靠了直系军阀阵营,但一直受到直系二把手吴佩孚的排挤,连河南驻军的位置也没坐稳,任期不到四个月就被调往北京,担任了一个有名无实的陆军检阅使。然而,直系领袖曹锟却对他颇为器重,希望将他彻底纳入自己的麾下,于是安排他驻守北京南苑安心练兵。冯玉祥在此期间韬光养晦,以中央陆军第11师为基础,又发展出了中俄陆军第7、第8、第25混成旅以及第4、第5边防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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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在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大战之际,冯玉祥对直系军阀发动了倒戈反叛,将大总统曹锟囚禁起来,导致前线的直系军队人心涣散,作战失利,为盟友张作霖的胜利入关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发动北京政变时,冯玉祥麾下仅有以中央陆军第11师为主的5万余人,充其量只是个中上体量的高级军官。要

知道,此次直奉大战,张作霖和吴佩孚派往前线的兵力各有10多万之众,而且冯玉祥此前并不独立,还要从属于直系军阀首脑曹锟、吴佩孚的指令。然而,通过倒戈反叛,冯玉祥趁机收编了大量直系军队。从1924年10月到1925年1月这个关键时期,他一举将部队扩编为15万人。麾下的陆松林、刘玉芬等旅长新将部队扩编为师,韩复榘、刘汝明、佟麟阁等步兵团长则晋升为旅长,苏连中的专门炮兵团、冯治安的专门卫队团也均扩编为旅的规模。

这次政变不仅使冯玉祥的部队规模迅速扩大,还改变了他原来从属者的身份,使他悄然从政坛上的棋子转变为旗手。在冯玉祥发动政变的过程中,有两个关键人物起到了重要作用。一位是胡景翼,陕西陆军第一师师长,他随冯玉祥一同出陕征战;另一位是孙岳,他是曹锟的干儿子,也是冯玉祥的挚友,当时任职中央陆军第15混成旅旅长,代理北京卫戍司令。

政变成功后,为了巩固胜利成果、团结友军成员,冯玉祥决定将自己与胡景翼、孙岳的部队统合起来,不再采用北洋政府、中欧陆军或地方军的编制,而是效仿张作霖的东三省自治部队序列,打出了独立的番号——中华民国国民军。冯玉祥任总司令,三人的部队分别改编为国民军第一军、第二军、第三军。

在部署方面,冯玉祥任命盟友胡景翼为河南督军,孙岳为直隶督军,麾下的“五虎上将”之一陆仲麟为天津警备司令,张志江为察哈尔都统,宋世元为热河都统,李明忠为绥远都统,刘玉芬代理甘肃督军。这标志着冯玉祥初步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政治军事集团,成为北洋后期与吴佩孚直系集团、张作霖奉系集团、孙传芳东南五省联军集团势均力敌的国民军系集团。随着手下军队的急速膨胀,冯玉祥也从一个大将演变为能左右全国政局的中央核心人物。后来,他积极参与了中央政府的组建,与张作霖一手扶持起了段祺瑞执政府。这背后不仅体现了他的政治野心,也预示着他的地盘需求在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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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东北、华北、东南等具备相应土地与经济资源的地盘分别被张作霖、张宗昌、吴佩孚、孙传芳等军阀割据把持。环顾全国,唯有茫茫大西北还有一方空余的生态位。这注定了冯玉祥及其部队开往西北发展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