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1872年5月18日—1970年2月2日），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分析哲学的主要创始人，世界和平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195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并被授予英国嘉行勋章。罗素不仅在哲学方面有划时代的贡献，其思想对公共领域也有深远的影响。
“以一种聪明审慎的态度去采纳西方的知识，中国一定能够走进一个光明伟大的新时代。”
——罗素
写给中国人看的文字，似乎应注重他们自己所能做的事，而不宜注重外国人应该怎样帮助他们获得外国提倡的那种行为，那是不中用的而且也是不应有的。
因为一则易流于寄生的习性，再则别人毕竟是靠不住的。“匪今斯今，振古如斯。”世界上不自私自利的国家，恐怕很难找。中国是能以自己的力量自救的国家，我相信中国所有的爱国志士，个个都很希望中国能慢慢地自己奋发起来。
▌“假使我是一个中国人”
假使我是一个中国人，当我自问应该如何救国的时候，那么，我觉得应当有两个方针：一个是保守，一个是改进。因此，一方面应该保存那些从中国古代文化遗留下来的精粹，并且是西方所没有的精粹；另一方面，也需尽量采用和传播西方从科学上得来的知识和技能，以辅助中国文化的不足。
要想调和这两个方针，本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关于中国的各种问题，我所要提出的主张，就是尽量使这两个方针不发生冲突。
关于中国人的第一种优点，我以为是用活动的目的去判断活动，而不只是以活动所费力气的多少去判断行为的习惯。
我们居住在西方的人，常常都朝着这方面想：以为力气这东西，它自身就是好的。我们很赞美动乱和战争，但是简直不能做任何有理性地享受一点安适的闲暇。我们的文化，越来越趋向于丑恶、粗陋和堕落，所以它将有自己毁灭自己的可能。如若不然，除非有些企图实现一些理想的事，能够来代替那些无目的的碰运气才好。
在中国的古代，已经对优美高尚的理想有了一种尊敬，就是现今的中国人对于行为的决断，也要预先有一个动机，然后才肯开始行动。这一种优点就是中国的美学和中国人爱好和平的来源，并且也是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能够明确一致的原因。
不幸沉思这种美德，在实际做事上，有相伴而来的迟缓和懈怠的毛病。假如中国还能实行闭关主义，那倒不要紧，但是处在许多更加有力的国家支配之下，不和他人发生关系的独立，是万万不可能的了。
中国受外人的管束，无论是武力的也好，经济的也好，或仅是精神方面的也好，总是很倒霉的事。要想避免这一层，只有革新的中国人努力奋斗才能办到。但是，对于一切的先决条件，必须要保证国家的独立。没有独立，什么都说不上，自然更别谈建设“新中国”了。
▲罗素（前排右一）在中国讲学期间
▌未来中国应该如何建设
假如中国的独立保持了，那么，中国人应该自己依次完成下列四项重大的工作：
1. 公德和群力的增长；
2. 好政府和稳固政府的建设；
3. 普通教育和专门教育的扩充；
4. 用中国的资本和技能去开发中国实业上的财富。
现在让我们一个个地依次讲下去：
1. 中国积习相沿的道德是私德。它的根基在家庭，不在社会。社会上的种种罪过，例如贿赂、勒索与玩忽职守，等等，一般人都视为无足轻重，不甚介意。但从事实上讲，在现今这个世界上，不讲公德的害处比不孝要多得多。
依我来看，介绍一种较高于现在所流行的诚实和勤于公务的标准到政界去，到一切公共机关去，是那些受过新式大学教育的人所特有的职责。倘若腐败的官僚存在一日，富有资财的外国人，就一日可以利用金钱来引诱他们去出卖国家的利益。同时军阀们的横行和扰乱，也不能阻止他们不继续下去了。
所以要改造中国，还需要一大批诚实的人、光明磊落的人、能专心而且肯卖力的人去从事于政治和行政。在这一批人里，应该以留学生作为他们的中心。
2. 只要那些有团体精神和维新思想的人，要想肃清中国全国的纷争和扰乱，就可以成功；要想建设良好而且有条不紊的政府，也可以成功。
政府不稳固坚强，什么事情都不能办。如果一个国家在政治上软弱无能，对外则外侮不能抵御，对内则军阀们横征暴敛的行为也不会停止，那么，以中国人的经营去发展事业上的财富，也是不可能的。
假如公立的教育经费无着落，那么所谓扩充教育也不能达到目的。总而言之，良好稳固的政府是绝对重要和必须的。就是那些与政治关系初看似乎很远的事，没有这样的政府，也是不行的。
我以为这是很明显的事实：中国稳固的政府，必须建设在联省自治上。各省的自治范围可以让它很广。关于这件事情，我认为1912年的宪法起草委员铸成了一个错误。差不多和美国相仿的宪章，比较单一制的约法，大概成功的机会大得多。现在要紧的事儿是必须得找出一种为大多数舆论所能拥护的政体，并且加以宣传。这种政体是什么，据我看来，恐怕一定是联省自治了。
▲罗素（前排左二）在中国公学留影
3. 除非是有教育上的进展陪伴着，否则任何国家的进步都不牢固、不结实。要想中国真能达到稳固坚强的境地，有两件必需的事情，而这两件事都是非靠教育不可的，那就是民主政治和工业制度。
民主政治之所以必要，一则因为它自身就是好的；再则还是避免少数又蠢又倔强、居于领袖地位者的唯一方法。工业制度本身虽然不好——因为在它的自身，我把它当作祸患看待，但是对于维持中国的独立，是绝对的需要。不过在中国人有自己经营实业的可能之前，必定要有一批受过特别训练的专家和精巧的工匠。
我有时这样想：留学欧美的中国学生，多是太偏于理论方面的研究。举个例子来说明：研究经济学的人虽然不少，但学习怎样实际经营大规模的实业的人，则寥寥无几。其实说起来，研究怎样实际地经营实业，对于中国的用处较之于只学理论的经济学或许还多得多！
偏重理论的情形，也可以从请到中国的外国教员中看出。两相比较，实业家总是比讲空理论的人少。当我在北京演讲哲学的时候常是很难过地觉得我所给的知识，远不如一位矿业工程师或者一个精于钢铁工业的人所能给的有价值和有益处。这样的实业家，依我的意见是应该多多地请到中国来教导那些能实地去应用知识的人。
要想中国成为一个西方式的民主国家，普及初等教育，是万不可少的。但要实现普及的初等教育，必须有两件现在还没有办到的事情：一是充足的税收；一是教师适当的供给。
赋税的收入，在稳固的政府成立以后，可以源源而来，但绝不能在那样的政府未成立以前，就能实现普及的初等教育。储养师资的师范学校虽已开办，但是还需要增加。其增加的程度，应该以能供给每一个乡村一位适宜的教员为标准。也许如此大规模地增办师范学校，也要在民主立宪政府成立以后才能做到。
▲伯特兰·罗素（1872年5月18日—1970年2月2日）
4. 实业的财政收入，特别是铁道和矿山，是维持中国独立的命脉、全局的要点。中国是富有矿产的国家，外国的企业者，久已垂涎三尺，想来开发它了。只要矿权和路权一旦落在外国人的手里，就一天没有法律的保障来维护中国真正的自由。倘若实业的资源能够完全存留不用，那么，工业制度在中国还不必急于采用，但这是绝不可能的事情。
关于经营实业这方面，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中国人自己开发；二是外国人来“越俎代庖”。我极希望中国人能够自己经营，不顾及外人来“染指”。因为中国的文化，是我素以爱慕和钦羡的。假如经济大权掌握在西方人的手里，不管是属于私人也好，或是属于国家也罢，中国的文化势必不免为西方所代替。
我们西方的文化，已经受了工业制度的改变，故实业一经发达起来，中国文化将起相似的变化，是自然而然的道理。我虽然热爱中华，但并不盼望中国完全没有改变。中国此时颇有大大的根本改革的需要。不过我希望此处所谓改革顺着中国前进的轨道，顾及中国的历史，从中国的过去走出来，而不应该先是以西方的思想和行为去做不分青红皂白的代替。
我相信，以一种聪明审慎的态度去采纳西方的知识，中国一定能够走进一个光明伟大的新时代，并且还能够解决许多本文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在那些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中，或者对于我们的一个根本问题，如工业制度如何才可以使它成为人类的仆役，如何才可以使它不至像现在成为残酷的魔王，也许都会有相应的解决。
中国蕴藏的能量非常大，所以无须大量的军备，也无须极端的爱国主义去抵抗外人的侵略，就可以成功了。但是，这两件事稍微来一点，予以相当的提倡，却是必要的，不成问题。本来这是一种祸患，不过这种祸患的责任应该由西方的国家和由它们所教出的大弟子——日本来负。
我希望中国不要过多地提倡国家主义，只要足够自卫，就可以了，切不可过多。从中国人的品性上看，达到这样的结果，我想是不会使我失望的。他们一定不至于会成为人类的灾祸。但是，在达到自卫的过程中，假如中国被逼迫去除知识以外的东西，什么都要模仿西方人，那我就悲伤叹息了！因为中国人的人生哲学，我相信，一定是高于我们西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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