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领袖地位绝对不是天上掉下来给他的，更不是哪个让给他的，而是他身上具有的三个优势，决定了他就是领袖的不二人选！
总有人把毛主席的成功归结为集体领导的功劳，这话其实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我们必须承认集体领导的确是有功劳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任何一个集体领导能不能建立功劳，以及能建立多大的功劳，往往取决于这个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是不是真正杰出和英明。
如果这个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不杰出、更不英明，或者很杰出、却不英明，那么这个领导集体不但不能建立功劳，反而会拖历史前进的后腿；只有这个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既杰出、又英明，那么，在他的领导下，这个领导集体才能建立功劳，而且是建立很大的功劳！
第一次到第四次反“围剿”，前三次是在毛主席和朱德的领导下，取得了非常骄人的战绩；第四次毛主席被排挤出红一方面军，但好在还有周恩来和朱德的领导，他们沿用毛主席的“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战中各个歼敌”的作战原则，也取得了很不错的战绩。
第五次反“围剿”前夕，毛主席不但遭到进一步的排挤和打压，“左”倾错误的临时中央更是直接从上海转移到了中央苏区，他们对中国革命从在上海遥控变为直接在一线干预甚至到最后直接领导，这就导致了中国革命和红军的深重灾难了，他们把革命带到了濒临覆灭的边缘。
在第五次反“围剿”之前，红一方面军连续4次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围剿”，红军队伍的发展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顶峰，中央苏区也大为巩固。敌人则是连遭失败、损兵折将。再加上“福建事变”完全打乱了敌人的阵脚，在这种大好形势下，本来，完全可以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
但历史没有假设，进入中央苏区的临时中央三下五除二就把军事指挥权牢牢抓在手里，然后交给了德国人李德，此人完全照搬苏联那一套，对红军和实际情况根本不了解，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面，在地图上勾勾画画，这样指挥红军作战，红军怎么可能打胜仗？
好不容易熬到了1935年1月，红军攻占遵义后，1月中旬，就在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此次会议成功地纠正了“左”倾错误的临时中央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初步确立了毛主席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
当时，有不少人甚至是红军高级指战员对于遵义会议只解决军事路线问题而不涉及政治路线问题感到不理解，尤其是没有完全明确毛主席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而深感不安，他们都担心事情又随时会变卦，毛主席又有可能随时被排挤出领导层。
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成为党的负责人，其实，张闻天起初非常坦诚地希望由毛主席来做党的负责人，但被毛主席婉拒了。很多人就是这里看不懂，直到几个月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会师，张某人仗着兵强马壮、人多枪多而野心膨胀，一意孤行地分裂党、分裂红军。
在同张某人的分裂主义行径作斗争的过程中，大家才猛然省悟过来，毛主席看得比所有人都深远——他在遵义会议上不涉及政治路线的是非问题，会后又婉拒张闻天，是因为当时在短时间内不可能解决得好政治路线的是非问题，直到几年后的延安整风才具备了解决的条件。
而当时极为危急的战争状态也不允许党的领导层因为政治路线的是非问题而争论不休，当时最紧迫的问题是军事问题，是怎样带领红军活下去，只要解决了军事问题，能够挽救红军就能够把革命力量保存下去，就能够挽救革命。
而且，暂时不涉及政治路线的是非问题，也更有利于团结那些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人，就能有力地维护党中央的团结一致。后来张某人闹分裂，几乎所有中央领导人都和毛主席站在一起，与张国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张某人完全陷于孤立，才没能最终成功。
直到与张某人的分裂主义斗争取得胜利后，许多人才猛然醒悟过来，这就更加深受震撼，震撼于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上只解决军事路线问题而不涉及路线问题的处理方法是极为英明、极为有远见的。这表明，毛主席的第一个优势是非常有能力。
至于在遵义会议上就已经暴露出来的政治路线的是非问题，毛主席并不是视而不见，而是一直在等待条件成熟的时机，这个时机就是几年后的延安整风，那时才具备了解决政治路线是非问题的所有条件。条件一成熟，毛主席就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实现了党的高度团结。
5月初，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到川南地区。红三军团强攻会理未克，还遭到不小伤亡，只好撤围，就在会理附近驻扎下来了。5月12日，中央召开会理会议，会上，毛主席对刘少奇、林某和彭德怀进行了严厉批评。
前不久，林某曾致信毛主席，要求由彭德怀指挥部队，因为他觉得毛主席指挥“四渡赤水”走了太多弯路。毛主席批评林某和彭德怀，说他们这是违背了遵义会议决议，企图改变中央的军事指挥。刘少奇认为革命处于低潮，提议不要在贵州一带打圈子，而受到毛主席的批评。
毛主席认为刘少奇的这种观点是对革命丧失信心，是右倾机会主义。毛主席非常有个性，只要是他认为错误的观点和事情，一定会及时纠正，没见过哪个遇事只会妥协、视若无睹、和稀泥的人成领袖，非常有个性是毛主席的第二个优势，这也正是领袖所必备的素质和特点。
6月12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在达雅附近地区胜利会师。16日，中央红军全部抵达懋功地区，两大主力红军终于胜利会师。此时的中央红军只有2万余人，而且个个衣衫褴褛、人困马乏、装备不整，红四方面军见此情形，内心大失所望。
尤其是张某人，他率领的红四方面军正是鼎盛时期，兵力近9万人，兵强马壮、人多枪多，几乎在一夜之间，他的野心急剧膨胀，不再把中央红军放在眼里，自此开始，张某人再也不愿听从中央号令，反而处处掣肘，妄图抢夺中央领导权和军权。
任由毛主席等人一再挽留和争取，张某人还是铁了心地在分裂党和红军的路上越走越远，直至最后另立中央。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当时有人提出要开除张某人的党籍，毛主席不同意。最后，会议作出了《关于张某人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这一《决定》把红四方面军与张某人区别开来，有力地把红四方面军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最终成功地战胜了张某人的分裂主义。在与张国焘的斗争中体现了毛主席的远大格局，这是毛主席的第三个优势。正是这三个优势，决定了毛主席是领袖的不二人选！
参考书目：
《黄克诚自述》：黄克诚著，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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