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争年代里，情报战在狭义上被定为敌我双方为获取对方情报、防御敌方收集我方情报而展开的对抗活动，被认为是隐形战场。
古今中外不少战略家、军事家都十分重视正确的情报在战场上的应用。
春秋时期，《孙子·计》一书中便有提出“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的情报斗争思想。
随着大量高新科技的发展和应用，在二战期间及战后，情报战作为一种特殊的军事斗争形式被应用在各大领域，隐形战场日益激烈，各种情报和反情报手段层出不穷。
中国军队从建军起便高度重视情报战，吸纳古今斗争经验，不断创新发展情报战手段，对敌方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情报和反情报活动。
在二战时期，没有无线网络的情况下，我军与敌对势力开展了激烈的情报战争，在窃听我军通讯30天后，外国汉语专家却汇报道：中国人“没说”中国话。
二战中的情报战
二战时期，世界各国情报信息部门都相当关注情报战，在抗日战场上，除却日本外，美国与加拿大同样重视对亚洲战场情报的获取。
在当时，情报战的基本手段包括保密与隐蔽、反间谍、欺骗、打击与破坏、群众检举等，发展到现在，又加入了电子战、电磁战、网络战和信息战等各种手段。
由于二战时期没有无线网络，情报的传播路径基本上只有广播电台和手机电话。
因此，对通讯设备的监控、窃听，成为当时各国信息部门获取情报的主要手段。
作为收集情报的特殊装置，窃听器在战场上被广泛应用。
受影视剧误导，窃听装置被蒙上一层高大的影子，但实际上，其技术原理十分简单，甚至只需一部座机便能打造出一个窃听装置来：插好电话线，拆下话筒，接长拾音器后方的线，分出一条线，将其装到需要的地方。
在拨通电话后，只要座机一直保持接通状态，那么，不管什么人在话筒边说话，都能被窃听到。
而二战时期的窃听装置更简单了，只需要买个播放器，再接个麦克风，便能拿出去当窃听装置。
只不过窃听装置简陋，接线超过百米便无法窃听，因此负责窃听的特工需要找一间距离窃听目标最近的房间来安装窃听装置才行。
二战时期，有时候甚至为了接收重要情报，特工们甚至还会使用装着钢丝的录音机，将内容录下来。
这种装置是有线装置，使用起来存在一定风险。
如电影《风声》中，真正的特工老枪与老鬼发现了窃听装置后，两人配合将三个有线窃听装置全部贴上胶布，使得窃听器失灵。
二战中使用的窃听装置便是如此，本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再加上这种有线的窃听装置很难随身携带，很快，无线窃听装置便登上了战场。
二战时期，我方士兵为窃取敌方情报，创造性地制作出自己的收音机来。
与普通收音机有别，士兵们用火焰灼烧热刀片使其成为半导体材料，再将其与铅笔中的石墨结合，便能造出一个简易整流器。
如此一来，便能放大收音信号、改善音质。
由于制作粗糙，这种收音机并不能总发出声音，但它可以利用地下环境的共振效果，通过检波实现对广播信号的接收，因此我方士兵总是隐蔽在地下，利用这种收音机来窃取有用的信息。
在当时，无线通讯在整个空间都是开放的，只要找对频率便能接收信息。
因此，在传送信息时，各国都会使用自己的加密方式对信息进行加密，以防止情报外泄，我国窃取到信息后，还需要对信息进行解密，才能获取到有关情报。
至于能够随身携带的窃听装置，在发光二极管都算高科技的二战战场上，这种窃听装置尚未发明出来，代表当时最高技术水准的摩托罗拉电台也必须大包小包带一堆砖头。
除此之外，被当作窃听装置的还有听诊器以及人。
在二战战场上，许多美女间谍守在街头、咖啡馆，她们扮作是各式各样的名媛、服务生等，与来往的水手套近乎，以此窃听有用的情报，因此，在当时，水手间有句俗语“松懈的嘴巴会沉船”。
二战时期我国的反情报方式
二战期间，美国虽然没被卷入战场，但为获取亚洲战场的情报，他们委托加拿大培训了一批情报专家，对汉语进行了深入学习，以便分析中国情报。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国土上也出现过不少汉奸，他们为日本人做事，通过这些人，日本侵略者了解到了中国文化习俗和汉语知识。
为了窃取中国情报，有大量号称汉语专家的外国情报员不远万里奔赴中国战场，一顿操作猛如虎，却没有收获任何有用的情报，还得出了这么个结论：中国人没说中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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