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两次发出通电，愿意和平解决，只为能够联合国民党共同抗日。
面对日寇的疯狂打击以及老蒋的被软禁，很快，国民党方面表示愿意和谈，讨论共同抗日的问题。
而日本人为了能够破坏中国人的大团结，也派了很多日本特务前来暗杀谈判的相关人员，妄图破坏国共第二次合作。
在这次和谈中，我党有一个十分火眼金睛的同志，他多次从市井百姓中找出来前来暗杀的日本特务，为了国共合作抗日作出了突出贡献。
那么这个火眼金睛的同志是谁？他又是如何发现特务的？新中国成立后他又经历什么？
火眼金睛斗牙医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步步紧逼，蒋介石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遭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排斥，尤其是东北军的张学良和西北军的杨虎城。
这两位爱国军人为了民族大义，在1936年12月12日凌晨扣押了蒋介石和诸多国民党高级官员，同时第十七路军控制整个西安，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西安事变”。
12月17日，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坐上专机到达西安，罗瑞卿作为周副主席的警卫随同出行。
罗瑞卿很早就展现出自己极高的警惕性，后期经过不断参与反特反谍斗争，因此练就了非凡的洞察力。
那时候周副主席被安排在张学良自己的一处公馆里，周围也是重兵把守，看起来这里警戒森严。不过经过罗瑞卿的细致观察，发现这里到处都是漏洞，特别适合特务们行动。
首先东北军官外出和检查十分松懈没有严密的规章制度，外人很容易混进去，其次张公馆附近特别繁华车流量极大，小商贩也多。
这样糟心的安保情况让罗瑞卿忧心忡忡，为了保护周副主席的安全，他每每乔装打扮在附近观察。
很快一个新开的牙医馆进入罗瑞卿的视野，牙医馆里只有一个老大夫，平时客人也不多，不过老牙医看病经验很是丰富。
当时他们队伍里有一个同志正好牙疼，经过老牙医的治疗，竟然很快就好了。
虽然这个老牙医看病没问题，不过罗瑞卿还是觉得不对，这么繁华的街头租金和装修恐怕是一笔极大的支出。
身逢乱世很多人吃饭都是一个大问题，怎么会有闲钱去看牙，牙医馆开在这里恐怕只会赔钱。
为了进一步验证自己的猜测，罗瑞卿打算自己亲自去探一探。为了有一个合适的理由，罗瑞卿专门把自己的牙磕出血，然后捂着嘴走进牙医馆。
牙医馆规模小，设备也十分简单，大堂里只有一个50岁左右的老大夫，戴着一副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的。
那老大夫看见罗瑞卿这个样子赶紧招呼他过去，然后用一口地道的东北口音，询问罗瑞卿病情。
罗瑞卿没有露出异常，只是不动声色地观察老大夫的一举一动。
他此时发现这个牙医不仅面色红润而且动作也很敏捷，这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还是很少见，为了进一步验证自己的想法罗瑞卿开始套话。
罗瑞卿从东北口音入手话家常，而老牙医听罢也随口聊起了东北：“我是东北人，自从日本人占领了东三省，我就逃难来到西安，靠着这门手艺糊口”。
罗瑞卿随即就看到了墙上挂着一幅画像，上边画的是药王孙思邈。孙思邈是唐朝名医，有《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等不少著作。
可以说孙思邈在医生心里地位极高，于是罗瑞卿话题一扯就问起了画：“这幅画画的是谁？”
老牙医不假思索地说道：“这是孙思邈，医学造诣很高，是我们学医的祖师爷。”
“哦，那这个祖师爷是哪个朝代的？”
老牙医听罢有些慌乱，不过还是语气镇定地说道：“他是秦朝人”。
“那他是哪个地方的人？”罗瑞卿状似好奇地继续问道。
老牙医这次十分肯定地说道：“陕西韩城人，韩城那里有他的墓。”
罗瑞卿又聊了两句就告辞了，回去后他迅速组织人手对老牙医进行抓捕，不过老牙医很是不服气，他一个劲地喊冤叫屈，直到罗瑞卿指出他的三个破绽后他才安静下来。
第一个破绽是孙思邈是唐朝人，第二个破绽是孙思邈的籍贯是耀县，第三个破绽是老牙医说的话一多，东北味里还掺着日本方言。
经过一系列的拷问，老牙医最终招供，他是日本特务，接到上级任务特地过来刺杀周恩来的，意图破坏此次国共合作。
经历了此次事件后罗瑞卿更加小心了，在他的火眼金睛下其他的特务也纷纷露出马脚，这次国共谈判也顺利进行。
而关于罗瑞卿的革命经历，得从他小时候说起了。
开国大将罗瑞卿
罗瑞卿原名罗其荣，四川南充人，从小家境富足早年在乡里的私塾学堂里学习，后来考入南充县里中学，在校期间他学习优异且十分有主见。
不过那时候各地并不太平，军阀之间战乱不断，各种苛捐杂税也是层出不穷，压得普通百姓没有一点活路，比如他们所在的县城就流行一种“佃当捐”的赋税。
面对这样恶劣的情况，校长张澜等进步人士为了帮助本地老乡反抗军阀的横征暴敛，以学校进步学生为主力，积极动员当地民众共同反抗政府的这种乱收税的行为。
虽然很多学生被地方军阀带走了，不过军阀迫于校长张澜的威望，并没有对学生进行伤害，后期校长张澜更是亲自上阵为学生讨公道，地方军阀经过再三考虑最后只能妥协。
后来，军阀更是在舆论和外界的压力下离开南充县，这次学生反军阀的斗争也取得完美的胜利。
这次反抗行动也让罗瑞卿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必要性，他立志要改变中国的现状，还老百姓一个朗朗乾坤。
此后他积极阅读进步书刊和结交进步的同学，也积极地关注国家的每一件大事。
1924年全国正处于国共第一次正式合作期间，罗瑞卿第一次接触到共产党员吴玉章。
他一些进步人士的带动下开始参与工人运动和开展爱国演讲，那时候他还正式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思想。
1926年一心向往革命的罗瑞卿不顾家人反对，投笔从戎报考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为正式参加革命积蓄力量。
不过在他入学期间武汉市也并不太平，就在1927年的5月份的时候，叛军夏斗寅率领军队进攻武汉国民政府，企图联蒋反共破坏国共第一次合作。
武汉分校学生自发组织志愿军，和叶挺独立团相互配合一起对抗叛军夏斗寅，并在这次军事行动中取得了巨大胜利。
1928年罗瑞卿在上海正式加入共产党。后来在中央苏区参加了五次反围剿行动，因为他优秀的指挥能力和不畏牺牲的革命精神，被组织授予二等红星奖章。
1936年全国抗日活动逐渐走向高潮，中共中央为了进一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创立了红军大学（抗大前身），罗瑞卿被任命为教育长。
红军大学自成立以来，为抗日战争培养多名优秀的军政干部，更是为军队政治工作建设作出突出贡献。
他携着抗大总校等数千名教学员前往敌后华北地区去做政治工作，期间多次协助彭德怀和朱德等人开展敌后的斗争和根据地建设。
1942年5月，罗瑞卿离开革命后方，来到前线参与指挥八路军的反“扫荡”，在他的领导下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机关转头向东突围，最后躲进复杂的太行山脉。
这次决定彻底粉碎了日军的“铁壁合围”阴谋，而罗瑞卿也受到来自中央的表扬。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罗瑞卿更是如鱼得水，他先后参与指挥了众多战役，为晋察冀军区的稳定打下基础。
在平津战役时，罗瑞卿所在的第2兵团和东北野战军打配合。轮到罗瑞卿出场时，他带领战士抄近路过冰水，最后在新保安成功全歼了国民党第35军，军长郭景云兵败自杀。
这是平津战役的第一个胜利，也为后期防止傅作义集团外逃打下铺垫，平津战役也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最后一个有决定意义的战役，此战役后北平和平解放。
筹建公安部
1949年，解放战争进入后期，局势越来越明朗起来，毛主席和周恩来就国家未来进行了细致规划，其中就有公安部门，毕竟这个部门肩负着打击犯罪和维护治安的重任，马虎不得。
很快十分有洞察力的罗瑞卿成为最佳人选，不过罗瑞卿最开始还想在前线建功立业，经过周总理的开导后，他也明白了公安部门的重要性，并且立即着手准备相关工作。
1949年7月周总理特地选出两天为公安部门的设置问题进行公开讨论，会议上还着重强调让李克农全力协助罗瑞卿把公安部门的前期工作运转起来。
1949年10月份，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特意在北京正式召开了全国公安工作高级干部第一次会议，会议着重强调一定要警惕特务们对我国高级领导人的暗杀。
国家安危系于一半，说的就是公安部门和军队一样，共同支撑起整个国家政权的运作。
罗瑞卿通过这次会议后也把“国家安危系于一半”当做整个公安部门的座右铭，时时刻刻警醒自己。
此次会议罗瑞卿通过和周总理细致沟通最终确定了警察和解放军待遇一致，包括服装也很相似，只是公安的右臂上多了一个臂章。
直到1958年这种服装才做了更换，不过公安以国徽为帽徽还是作为传统留了下来。
罗瑞卿深知自己肩上的责任有多重，除了严格要求自己他也多次向公安干部学校的学员强调：
“公安是光荣的，他们是保卫革命胜利果实的前沿，也是国家安全的堡垒，一定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最前面。”
后来为了彻底和旧社会做决裂，罗瑞卿带领公安同志开展了一系列清扫行动，比如禁毒、改造妓女、镇压反革命等。
行动结束后，整个社会风气焕然一新。
罗瑞卿除了加强公安同志的内部建设，同时他也积极地发挥爱国群众的积极性，多次开展了警民联防工作，比如川东分场的很多犯人出逃，都是当地民兵和群众帮忙抓捕的。
1951年初，罗瑞卿为了配合全国各地清除反革命分子，成立了很多治安保卫委员会，负责群众的安保工作。
随后为了让治保会更好地履行职责，并于次年8月份发布《治安保卫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治保会作为公安早期联系群众的桥梁也得到了健康发展。
后期随着社会安定下来，以北京为例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比较典型的就是交通违规，交警同志面对这些行为态度上也很是强硬。
处理手段也大多数是训斥、扣执照、扣车子，不过当时很多人都接受不了这样的处理结果，闹出了很多矛盾，为了加强警民团结，罗瑞卿想出了新主意——纠正违章先敬礼。
这项活动意在减少警民矛盾，加强团结，同时树立交警文明执法的形象。后期随着媒体的介入和监督，整个公安机关的形象再次得到提升，也逐渐成为人民的守护神。
这些来之不易的信任背后都是罗瑞卿一点一滴积累的，因为他和整个公安部门的努力，才让“有困难找警察”的口号深入人心。
如今我们生长在和平年代，不仅衣食无忧而且十分安全，这是罗瑞卿等老一辈革命家用生命为我们撑起的一片天，我们要永远牢记这段难忘的历史和这些无私奉献的革命先辈。
谨以此文，向罗瑞卿将军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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