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遵义会议上，有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反面”角色。这个人就是曾挖苦教员不会打仗的凯丰。
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扩大会议上，教员、张闻天和王稼祥作报告，把矛头对准博古和李德，批评他俩不会打仗乱指挥，还搞军事独裁，导致部队损失惨重。
对于这段历史，在陈云手稿里有着明明白白的记载：“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
凯丰何止是不同意，简直是激烈的反对。
当时，教员不是单纯的指责李德不会打仗，而是作了一个非常长的报告，从军事层面，详细论述了红军的仗应该怎么打。
这个报告的主要内容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一部分。
听了教员的意见后，凯丰站起来反对教员的观点，还挖苦教员：“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三国演义》，你的军事战略都是从哪里来的，现在用不着了。”
当时凯丰才29岁，很年轻。
面对这样的质疑，教员没有陷入自证陷阱，反而主动出击，用凯丰的逻辑反问他：
“凯丰同志，你读过《孙子兵法》吗？你知道《孙子兵法》有几章几节？第一句是怎么说的？”
凯丰一下就懵了，不知该如何反驳。
随后，张闻天宣读了遵义会议的决议案，拿掉了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面对这个结果，凯丰还是不服气，留下了一句：“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
后来一提到凯丰，就会提到上面这段历史。
凯丰也成了党史上有名的背景板，就好像是电视剧里的“反面配角”，专门负责拱火营造氛围，把衬托主角形象的台词讲完后，就杀青下线了。
至于这个人后来去哪了，干了什么，一概不知，也不感兴趣。还有好事者，仅凭借这段历史，就把凯丰归类为打倒对象。如果你是因为凯丰曾经挖苦过教员，而不喜欢他。
那当你了解到他在北上时期，在延安时期，都曾坚定支持过教员，并成了教员在宣传方面的得力助手后。
我想，你对他的印象，会有改观的。
凯丰这个人的存在感，的确不强。
这跟他从事的工作有很大的关系。
凯丰原名何克全，江西萍乡人，跟张国焘是老乡。
1926年，北伐军打到萍乡。
凯丰此前受到革命报刊的影响，思想比较进步，就在老家帮助北伐军组织农会，他的文笔较好，担任过农会的宣传干事。
1927年3月初，凯丰通过所在学校武昌中山大学，加入共青团。
不久后，老蒋就发动四一二政变了。
当时凯丰是一个很有前途的青年，组织安排他转移到上海，随后给了他去莫斯科留学的名额，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这个时候去莫斯科学习，后来又回国参加工作的中国留学生，基本上都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凯丰也不例外。
他是1930年秋回国的，回国后才经博古介绍入党。
凯丰跟博古年龄差不多，他俩的关系很好，要不然凯丰也不会在遵义会议上，坚定支持博古。
遵义会议上的氛围是非常严肃紧张的。
教员、张闻天和王稼祥发表完讲话后，所有人都不讲话，博古迫于压力之下，还承认了部分错误。
结果就凯丰一个人站出来，旗帜鲜明的反对教员，支持博古。
据杨尚昆回忆：“除凯丰外，没有一个人站在博古这一边。”
你注意关键词，“没有一个人”，这说明凯丰很有勇气，这种勇气甚至有点孤注一掷的感觉。
当时的凯丰因为缺乏阅历，满脑子都是立场，没有分清对错的能力。
但这就是凯丰进步飞速的原因。
不管哪个大佬，在起步阶段，都不能是个首鼠两端的人。
首鼠两端的人，基本上在第一集的时候，就得领盒饭。
所有成功者，在还是菜鸟的那十几年里，都是押宝站队伍的，或者说，都是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
那么小的本钱，你没法分散的，如果再分散，那回报会低的可怜，最后的结果就是哪怕你把把都压中，但也得100年才能成功。
100年后才能用的巨款，对你来说还不如没有，省得闹心。
凯丰是抱着博古的大腿上来的。凯丰回国后，基本上没有干过什么具体的工作，一回国就当了领导，成了团中央巡视员，随后被派到香港巡视两广团的工作。
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后，王明上台，凯丰从香港回来参加了相关会议，随后被任命为两广团省委书记，又被派回香港工作了。
团是党的预备队后备军，党内很多大佬，都曾经在团组织历练过，比如任弼时。
按照正常的晋升渠道，凯丰在两广团省委书记的职位上历练一番后，就会提拔他到中央工作。
结果凯丰刚到香港，就因为叛徒出卖，被捕入狱了，一关就是一年多。
因为是叛徒出卖，敌人知道了凯丰的身份，对他进行了严刑拷打，年轻的凯丰经受住了考验。
我们前面说凯丰有立场，在关键时刻依然选择站博古，这不是政治投机，他要是只会投机，最后赢得的也会凭实力送回去。
所以结论很清楚：凯丰不是忠于博古，他只是忠于自己的理念和信仰。
忠诚这个话题，我觉得是个伪命题。
人和人之间谈的不是忠诚，是共同的信仰与长久的感情。
只有在目标一致的时候，感情才显得重要，因为这能有效降低建立信任的成本。
而凯丰和博古之间恰好就有这层关系。
1932年8月被营救出狱后，凯丰就被博古弄到了身边工作，开始提拔他。
随后凯丰跟随中央一起去了教员所在的江西苏区。
到了江西苏区后，凯丰还是负责共青团这一块的工作，不过升职为团中央书记了。
1934年，在六届五中全会上，凯丰顺理成章进入中央委员序列，还成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再升一级，就是妥妥的大领导了。
凯丰的晋升通道真是畅通无阻，别人苦熬多年才能升职，结果他一年一个大台阶，28岁就是候补委员了。
果真印证了那句话，不怕你入职晚，就怕你没大腿抱。
但从这个履历看，凯丰除了搞宣传工作，跟青年学生接触比较多之外，基本上没有在其他岗位上历练过。
这导致凯丰本人保留了很浓厚的学生气。
凯丰的转变比预想的要快很多。
遵义会议后两个月，凯丰就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他自己讲：
“因当时对过去中央苏区所犯错误还不了解，在遵义会议上坚持了错误的方向，现在想起来是幼稚可笑的。经过中央的批评，在很短的时期内就了解了自己的错误（大约两个月光景）。在威信的干部会时，就实行了对自己错误的初步批评。
在红军第二次回遵义时，党中央又派我到九军团工作。”
凯丰这个人确实有意思，当初撂下“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这句话的时候，是如此的桀骜不驯。
结果刚走了两个月，就主动认错了。
这就是能人，一个不普通的人。
在关键时刻坚定站队，证明自己不是首鼠两端的人，在后续的学习中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又体现了自己的党性。
凯丰在党内能留下了“知错改错”的美名，不简单。
重点不是知错，而是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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