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村宁次的情报科长白井竟是我党日籍特工，他不出事左权未必牺牲|中西功|冈村宁次|左权|情报|日籍|白井|西里龙夫|近卫文麿

日军华北方面军，是日本侵华时期的一支主要部队，日军又称之为北支派遣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是冈村宁次，可是谁又能想到冈村宁次司令部的情报科长白井行幸，竟然是我党埋下的日籍特工，并在1940-1941年间传递出一系列重要情报。可惜的是后来受佐尔格案件牵连，不幸被捕，否则以其所处的重要位置，必将为我党的抗战作出极大贡献。

一、白井行幸是谁？

白井行幸，上海东亚同文书院1927届学生。1930年参加中国共青团、中国问题研究会、日支斗争同盟。不久被捕，押回日本。释放后，又从日本到大连，进入满洲评论社编辑部，多次来沪与西里龙夫联系，以后又与中西功联系。据中西功说，白井行幸很有才能。1940年任岗村宁次司令部情报科长，获得重要情报时，设法报告中西功然后转给特科。1941年就改由尾崎庄太郎转交景若南（钱明）了。

没错，白井行幸也是在我党特科领导下的著名的日籍特工之一，而且职位极其重要。

我党隐蔽战线的开拓与领导者周恩来同志曾高度重视“日籍同志”组成的情报网，赞誉他们为中国的“国宝”。他们的重要成员包括：

东京的尾崎秀实：上世纪20年代以记者身份来沪，与鲁迅、王学文等交往密切，思想进步，对中西功等人影响很大，成为近卫文麿首相的私人顾问后，不断为中西功小组提供情报。

上海的中西功：“满铁”上海调查处负责人、日中支那派遣军司令部顾问、日中支那方面军特务部顾问，情报小组核心成员。

南京的西里龙夫：日驻华派遣军司令部报道部顾问、汪伪中央联合通讯社指导官，中西功小组核心成员。

北平的尾崎庄太郎：“满铁”北方经济调查所经济组长，协助中西功工作。

太原的白井行幸：日北支派遣军司令部情报科长，协助中西功工作。

以上几位“日籍同志”都在日军的核心岗位工作，都配有一名以上中国同志专门辅助其工作，情报系统的运作高效有序，屡建奇功。

三、日籍党员被特科发展的传奇过程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仅给中国人民能带来了马列主义，整个东方各民族的底层人士都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希望。在日本，共产主义的萌芽和思想与军国主义同时在滋生、发展。日本共产党和朝鲜、中国党一样，同属于共产国际远东局的管辖。

不过，中西功、白井行幸等人并不是日本共产党员，居然直接加入的就是我党，是不是很神奇？这里必须要提一下传奇故事的来源地——上海东亚同文书院。

东亚同文书院，它的前身是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它的余脉是至今仍存在的日本爱知大学。是由日本在1901年创立于上海的以进行“中国学”研究为专务的高等间谍学府。

同文书院在1920年之前只招收日本学生，组织历届学生对中国进行的长达四十余年实地调查，旅行线路700余条，遍及除西藏以外的中国所有省区，内容涉及地理、工业、商业、社会、经济、政治等多方面，成果除了作为毕业论文的第一手调查报告书，还有各考察小组的纪行的《大旅行志》及大量考察报告，均作为当时日本对华决策的重要依据。

在这所学校里，出现了很多上世纪前中叶影响了亚洲的人物。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历任院长如下：

毕业于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知名学生有：上海日本特务机关“岩井公馆”创始人岩井英一、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大儿子近卫文隆、满洲鸦片大王里见甫、朝日新闻社驻京记者大西斋、每日新闻社驻京记者波多野乾一、汪伪时期76号魔窟头目李士群。

除此以外，学生中当然不乏有与魔鬼打交道的人，比如朱家骅秘书沙孟海的弟弟沙文汉（也是我党重要特工），有主动打入魔窟给日本间谍当老师的红色特工王学文（我党特科重要人物），日籍我党党员有西里龙夫（26期生）、尾崎庄太郎（26期生）、安斋库治（27期生）、白井行幸（28期生）、中西功（29期生）等。

王学文，我党特科早期重要成员，直接受潘汉年领导。因为早年曾留学日本同文书院，后入京都帝国大学攻读，因此受到“东亚同文书院”院长近卫文麿的邀请，当上了上海同文书院的教授。他充分利用教学的便利，发展了思想进步的中西功、西里龙夫、白井行幸、尾崎庄太郎等人加入我党。抗战全面爆发后，王学文奉调返回延安工作，任八路军总部敌工部部长。

二、日籍党员传递了哪些重要情报？

据不完全统计，在日籍党员情报小组成功运作的三年中，共计传递出百余件重要情报。其中经由潘汉年系统从上海传递到延安的，包括并不限于以下内容：

东京御前会议、内阁会议密定的对华政策与国际政策；日本军政高层的内部分歧；日本战略物资匾乏状况;侵华日军的兵力配备与军事动态；日军板垣司令“诱蒋扶汪，坚决反共”、“南攻北剿，巩固华中”的战略部署；汪精卫与日本签订的《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帝国陆军作战纲要》等绝密文件；日军将于1941年12月7日（美国时间）突袭美国的准确情报（中西功侦得这一情报，并经吴成方、潘汉年认同后，曾设法转报在重庆的军统负责人戴笠，再由宋子文转报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可惜却末得到美国高层重视，致使日军对珍珠港奇袭成功。）

其他的情报还包括：一、日本政府对汪伪和“兴亚院”的指示；二、满铁公司每月的月报；三、日军对我八路军、新四军每次举行”大扫荡”的重要军事行动，都能在一个月之前获悉，而且非常具体。如师团番号、兵员数量、从何处调来、部队长姓名、作战计划、扫荡路线。坦克、大炮、卡车有多少等等；四、日本大本营会议和御前会议的机密内容也能及时获悉。如关于日本陆海两军争论北上、南下问题。在1940年年底就获悉大本营决定：如德苏发生战争，日本将不北上攻取乌拉尔，而是南下夺取英美在西南太平洋的广大资源地区，先把这块肥肉抢到手，然后再伺机行动；五、1940年8月，日军拟袭击我从山西根据地前往河北敌后开展斗争的100多人干部队伍，情报转出后，八路军立即调整行军路线，并在敌必经途中设下埋伏。结果，日军不仅扑了空，还遭遇八路军的伏击，损失惨重。

其中，第三条有白井行幸的重要功劳。可以说，如果不是佐尔格小组在东京出事，牵连出了我党日籍特工小组，日军1942年华北大扫荡的情报必然也能够顺利转出，八路军总部（主要是后勤和卫生部门）被包围的惨剧未必会发生。

四、白井行幸等日籍党员的结局

1941年9月14日，潜伏在日本首相近卫文麿身边的尾崎秀实从机要局弄出来了一份绝密情报：日本决定于10月下旬向英、美、荷发起进攻。得到情报后的佐尔格判定，日军海军将向南攻击南太平洋，陆军不会攻击西伯利亚。

但是佐尔格需要更多的佐证来证明这份情报的真实可靠。1941年10月18日，佐尔格在得到确切证据后向莫斯科发报：日本将进攻美国和英国，对苏联的威胁已经过去。同时，在这份情报之后又附加了佐尔格的四个佐证：

其一、日本的石油主要分配给海军而不是陆军。其二、日本关东军并无向北移动的迹象。其三、日本国内正在大量采购冰箱、雨衣、水靴、蚊帐、清凉油等物资。其四、日军在国内大肆征用民用船舶。

至此，潜伏日本的佐尔格小组最重要的使命已经完成，佐尔格甚至提前打好了请调回国的报告。可没料到，就在发出情报几个小时后，佐尔格就被捕了。佐尔格暴露的原因众说纷纭，有说电台频繁发报导致暴露的（从发报专家克劳森后来的回忆看，可能性不大）、有说佐尔格的情人花子误拿了伪装成打火机的照相机被特高科查出来的、甚至有说是佐尔格厌倦了漂泊生活完成任务后自爆的。

不过暴露原因并不重要，因为佐尔格确实已经完成了关于日军北上还是南进的战略情报任务，这个情报被美国人战后誉为二战中最有战略价值的两个情报之一。而且，佐尔格在被捕后，隐藏了很多过往情报工作的细节，使得最开始的抓捕工作只是局限在日本本土的宫木小组和尾崎小组，掩护了我党的日籍特工小组在这之后继续存在了8个月。

经过特高课长时间的追踪和甄别，直到1942年6月16日，中西功才在上海的家中被抓捕。同一天，西里龙夫在南京被捕。之后，尾崎庄太郎在北平被捕，白井行幸在山西被捕。

中西功等人被捕后，上海情报科考虑到他们角色的不可替代性，在其身份尚未最后暴露时，为了保护他们，下令所有我党党员坚守岗位，不准撤离。随后，发生了1942年我党特科史上的重大损失，陈一峰、汪锦元、李德生、张敏、郑文道、程维德、以及“满铁”上海办事处调查室“特别调查班”里的程鸿钩等党员和积极分子共二十多人先后被捕。仅南京站的张明达、北京站的钱明（景若南）侥幸逃脱。

1944年11月7日，一代谍王佐尔格没有等到救援，被日军绞死，一同被处决的还有尾崎秀实。1945年8月，中西功等人被判处死刑，等待9月份执行。幸运的是宣判后不久，日本无条件投降。盟军释放了西里龙夫、中西功、尾崎庄太郎等人，但是白井行幸却不幸在1944年4月间已经病死，年仅34岁。下面这张二战后的照片，四员大将独独缺少了白井行幸。

值得一提的是，中西功和西里龙夫等人出狱后都坚持了自己的信仰，成为日本共产党的成员，中西功曾担任神奈川县日共委员长、西里龙夫曾担任熊本县日共委员长。

1973年，中西功病逝。至死他都还在念叨着曾经为之奋斗的土地，想去看一看那里的胜利者如何建设自己的国家。1982年，西里龙夫应邀访问中国，见到了他以前的战友汪锦元等人，也了解到了中国战友曾为了他们坚守不退所做的牺牲。

1984年，中西功的兄弟中西笃和夫人政子到上海访问。他们秉承其兄的遗愿，带来两封各附4万元人民币的慰问信，一封是给受到不公正对待的诸老友被婉谢（建国后，钱明等特科人员受潘杨案牵连，囹圄24年）；一封是中西功夫人方子托他们带给“程和生（即郑文道，为掩护中西功而跳楼自杀）未亡人”。信中表示这是微薄的心意，望务必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