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有些坑的老大哥|王明

这篇......居然超过了五千字！

第一百一十八章：人民军队历程录（12）——中美建交秘闻录（一）

本小系列为大家介绍中美建交的前尘往事吧。

从哪里说起呢？

毛主席于1949年8月18日，在新华社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别了，司徒雷登》。

文中有这么一段话非常知名：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

那么司徒雷登想要捞的这一把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也真是说来话长了，从哪里开始说起比较好呢？

既然该事件是中美建交中的一个重要插曲，那么中美走近的源头——中国共产党与苏联老大哥在民国时期的互动说起吧。毕竟新中国与美国之所以产生互动，苏联老大哥‘功’不可没嘛。

先说一个小故事吧。

返回延安的羊毛车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的某一天，延安城的南门安澜门内外人头攒动，早早聚集于此的延安民众无不是一脸好奇与兴奋的表情望着南方。连沿路负责清空街道维护秩序的八路军战士也都被感染，时不时地偷偷向南方瞟一眼。

“来了！来了！羊毛车来了！”

随着人群中扩散开来地兴奋叫喊声，南方的天际线上隐隐腾起了烟柱。随着守在安澜门前人们兴奋之情地升腾，那烟柱变得越来越醒目和实在。

终于，那烟柱之下显出了它的真身——‘羊毛车’队。当然羊毛车只是它的诨名，它的真名叫吉斯5，这种卡车公路载重3吨，土路载重2.5吨。

它之所以会被称为羊毛车，是因为抗战时苏联按贷款协议给民国发送的援助物资，大多都是由这种汽车从陆路运送到兰州，然后民国再转发往各地。而民国偿还苏联贷款的重要物资之一便是羊毛，为了大家省事，于是民国在兰州设立了羊毛厂。所以当这些吉斯5卡车返回苏联时，常常都满载着羊毛，因此中国人民便形象地称它们为羊毛车。

这一路上风尘仆仆北来的‘羊毛车’队，正是八路军西安采办委员会下属的汽车队，它们满载着苏联老大哥给延安的援助物资，向着安澜门疾驰而来。

八路军所拥有的这些‘羊毛车’，是抗战期间苏联援华物资之一。

根据1938年2月7日签订的《军事航空协定》，苏联向民国提供了多笔低息贷款。这些贷款主要以物资和装备的形式体现，也就是说民国需要什么苏联先给民国送到兰州，然后民国慢慢用资源偿还。

苏联在贷款中给了民国巨大的优惠，不但运到兰州的燃油钱苏联全部自己贴了，而且民国购入的这些装备和物资，苏联一概按市价打八折。

据统计抗战期间，据统计，苏联在抗战前中期向中国提供的物资装备包括了飞机900余架、坦克100余辆、火炮1100-1300门、炮弹 200万发左右、机枪万余挺、机枪弹1700余万发、步枪10万支、步枪弹1.67亿发、各式车辆1526辆、飞机炸弹4000余颗。

另外苏联还派出了2000多名空军飞行、地勤人员，3365名军事顾问，数千名的军事教官、军工技术人员来华协助民国抗战。

1938年-1941年，苏联与民国签署的经济和军事贷款协议总额超过5亿美元（1937年美元币值）。不过因为1941年德国闪击苏联，苏联因此再无余力援助民国，所以这些贷款并没有完全落实。抗战时期民国实际上得到的苏联援助物资和资金，总计约为3.6亿美元。

1937年美元的购买力是非常可观的。

一辆吉斯5卡车苏联给民国的友情价为1120美元，按照苏联给民国的物资是以市价打八折计算下来，一辆吉斯5卡车的正常售价也才1400美元。而著名的T-34/85坦克造价约为2万美元（官方汇率），同期德国的黑豹坦克造价约为2.8万美元（官方汇率）。有意思的是，没前两个哥们能扛能打的美国谢尔曼谢馒头（1942年型），造价居然是6.7万美元。

所以，汇率这玩意真的很不靠谱。

吉斯5型卡车是苏联援助民国抗战的急先锋，1938年1月还没有与民国签订正式协议时，苏联政府赠送给民国政府的500辆吉斯5型卡车组成的浩荡车队便已经出发，它们满载着民国政府从苏联紧急赊购的1500多吨汽油，从新疆进入中国后，随即便奔赴中国各地。

仅在1938年3月22日签订的苏联援华第三笔合同中，民国用苏联贷款购买的装备中就包含有吉斯5型卡车400辆。抗战时期民国先后购入的吉斯5型卡车总数超过了千辆，是苏联援华的主力车型。

说远了，说远了，还是说回正题。

当兴高采烈的接车八路军军官看到押车八路军军官时，他不禁有点懵。押车八路军军官脸色阴沉地对着身后的吉斯5卡车努努嘴，感到不妙的接车八路军军官赶紧爬上车去查看车上的货物。

“怎么全是纸啊？武器呢？弹药呢？”

“老大哥就给了这些！”

带队的八路军军官闻言脸色变得有些难看起来。

从1937年至1942年，苏联老大哥在向中国抗战提供支援的期间，除了给八路军、新四军数量不明的几十辆汽车外，另外武器就只给予了一批轻武器和相应的枪支弹药。至于飞机大炮坦克什么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从头到尾那是一个都没捞着。

抗战期间苏联对民国政府大力援助，对敌后援助稀少，虽然有民国政府从中作梗的因素，但是这温差也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一场抗战打下来，对比苏联老大哥对自己和对民国的热度，中国共产党这个小老弟对于这个老大哥，多多少少心里有些疙瘩也很正常。

其实中共与老大哥之间的心结，早在抗战前就已经结下了。

中国共产党能早期能快速壮大，与苏联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有着因果关系。由于当时新生的中国共产党还太年轻，因此对于苏联老大哥的决定都是非常信任坚决贯彻。但是苏联老大哥的很多决定是出自苏联本身的国家利益，因此他做出的决定并不与中国共产党这个小老弟总是利益一致。

码字的就为大家举几个显例吧。

中山舰事件

1926年3月18日，广州国民政府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接到了，刚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不到一个月的蒋介石的电话，电话里蒋介石对他发布了一个口头命令——宝璧、中山舰到黄埔港听候调遣。

由于当时广州国民政府很多事情都不规范，这种口头调遣军舰的事情十分稀松平常，因此李之龙不疑有他，按照命令调遣宝璧、中山两舰开到黄埔码头候命。

可是当宝璧、中山两舰驶入黄埔码头后，蒋介石却突然打来电话。李之龙拿起电话后，电话另一头的蒋介石戏精上身，他气势汹汹地质问李之龙为何擅自调动军舰到黄埔，这是要干什么！

李之龙被蒋介石这一出弄得是一头雾水，紧接着，广州街头巷尾便传出了苏联人与中共合谋要扣押蒋介石的谣言。

随即蒋介石以调查宝璧、中山两舰擅自驶入黄埔的借口，悍然逮捕了李之龙，并以谣言为依据，强行软禁了大批共产党人，同时派兵包围苏联领事馆监控苏联顾问。

虽然最终蒋介石折腾了一番，并未能掌握所谓中国共产党与苏联要谋害他的实证，却还是提出了诸如要中国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等无理要求。

对于蒋介石这种公然背叛革命的行为，以周恩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要求坚决予以还击，彻底粉碎蒋介石的野心。然而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领导者陈独秀却主张对蒋介石妥协让步，不过陈独秀的书生之见在党内并没有获得太多的支持。

可是此时在广州的苏联代表布勃诺夫站出来支持陈独秀，由于苏联老大哥表明立场，因此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出于对老大哥的信任，最终还是接受了蒋介石的无理要求。

这就是著名的中山舰事件。

该事件不但使得蒋介石气焰大炽，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更是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其后北伐的过程中，蒋介石将硬骨头吴佩孚丢给了共产党人众多的第四军等部去啃，而他则率领第一军等去打内部组织松散的孙传芳。因此在北伐中，蒋介石通过招降纳叛实力急速膨胀，而由于共产党员大多撤出了第一军，这使得蒋介石的势力扩张得不到遏制不说，还因此失去了预警，导致蒋介石成功发动了四一二叛乱。

克劳白夫其人其事

中山舰事件尚还可以归为当时蒋介石面目没有彻底暴露，但是其后发生的另一事件则是让中国共产党与老大哥之间埋下了深深的心结。

1925年3月12日，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去世。

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苏联于1925年10月7日在莫斯科设立了“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简称中山大学，该大学设立的目的是专门为中国培养革命者。

首批入学者中有个俄文名字叫做克劳白夫（意为鸟）的学员在课上特别积极活跃，这引来了中山大学副校长巴维尔· 亚历山大罗维奇· 米夫对他的好感，两人逐渐成为了好友。在克劳白夫的协助下，米夫还得以成为了中山大学校长，因此米夫对克劳白夫十分感激，一心想要找个机会回报。

莫斯科中山大尽管在1930年便已经停办，但它在这数年间培养出了一批受苏联影响很深的中国共产党人，姑且就称他们为留苏派吧。

1930年末米夫率领共产国际代表团造访苏区，并出席将于1931年从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米夫率共产国际代表团访问苏区是带着苏联老大哥明确任务的，要督促中国共产党必须按照共产国际的路线行事。

这件事件的起因牵涉到了留苏派与当时中共领导人李立三之间的路线之争，米夫率领代表团来华其实就是为了给留苏派站台。

正是由于苏联老大哥的这次出面干涉，李立三主张的组织全国武装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被废止，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日常工作也得以恢复。所以苏联老大哥的这次干涉应该说还是很及时的并没有错，有助于中国革命少走弯路，但是这无疑开了苏联老大哥深度干涉苏区事务的先河。

由于这个原因，加上在中山大学时的师生之谊，克劳白夫等留苏派人员与来华的米夫一直暗通声气。米夫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争取党中央同意了，15名包括克劳白夫在内的非中央委员参加上海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不说，还要求党中央给予了这15名非中央委员与参会的中央委员同等的发言和表决权。

党中央同意这种要求，显然是米山利用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对苏联老大哥的崇敬之情，也钻了苏区与共产国际联系不畅的空子，让他这个与会的旁听者摇身一变成为了主导者。

经过米山这么一番操作，他的好友克劳白夫——王明，实质上一跃成为了中央委员之一。

在米山的鼎力支持下，原本资历浅薄不具备成为中央委员资格的王明，在六届四中全会上不但补选为了中央委员，还一步登天成为了中央政治局委员。由于时任总书记向忠发对于苏联老大哥言听计从，没有什么基层斗争经验的王明就此实质上掌握了中央大权。

同年6月向忠发被捕，王明正式接替向忠发成为了总书记。

王明在成为总书记后便想模仿列宁在国外遥控指挥布尔什维克党的模式，所以自荐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并与1931年10月启程离开了中国。王明留下博古作为自己的代表掌控党，而他则在莫斯科遥控指挥。

原本靠反对李立三冒险主义路线上位的王明大权在握后，他反而继承了李立三的冒险主义路线，要红军向国民党势力强大重兵囤积的城市发动进攻；红军进攻失败后，他又要求红军与前来围攻的优势国军硬碰硬打阵地战、消耗战；对于反对他错误战略的毛泽东、贺龙等红军领导人排挤打击。

王明的一系列不顾实际隔空指挥的举动，都明显是在照抄苏俄布尔什维克的成功经验。即便是已经被事实证明这些经验并不适合中国的现状，但是王明为了向苏联老大哥表忠心也坚决不愿意改弦更张。

毕竟他人在国外，成了回来摘桃，不成他继续留在莫斯科就行。

长征期间一件事情对中国革命影响甚大——在红军颠沛流离的过程中，与共产国际的通讯联络中断了。这意味着，博古没有王明这个太上皇撑腰了，这为遵义会议纠正之前的路线错误，建立以毛泽东为首的新领导集体创造了先决条件。

1937年底王明从苏联回国，他一直在党内散布他的主张，对党统一思想造成了很大的干扰。尤其是王明要求中共屈从民国政府指挥的提案，对党内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但是由于王明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以及他背后的苏联背景，所以为了维持与苏联老大哥的关系，党中央并没有对于他采取什么强硬手段，只是就事论事对他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指正。

公道自在人心，王明被历史证明错误的路线受到了众人的唾弃，王明眼见自己的影响力日薄西山，于是自1941年10月开始便称病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