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国民党中统的早期领导者之一，担任过“中统”的总干事、二号人物，在30年代的两党斗争中，扮演着重要的反共角色，而且成果颇丰。西安事变后，他力主国共合作，摒弃前嫌，一致抗日，与周恩来结成了莫逆之交，多次在紧要关头护卫周恩来的生命安全。1941年在国共关系恶化的风雨飘摇之际，意外染病离世，年仅38岁，真实死因成谜，周恩来在其葬礼上痛哭流涕......
一、早期的反共干将，一手策划了伍豪事件
张冲，字淮南，1904年生于浙江乐清，国民党CC系、中统的代表人物。早期毕业于哈尔滨法政大学，曾短期留学苏联，精通俄文。1929年，张冲赴南京，由同乡同学萧铮、郑亦同等引荐，始受知于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先后担任国民党哈尔滨党部特派员、天津市党部委员、南京特别市党部书记长等职。30年代初，升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前身）总干事，主管情报事务，成为一名反共的特务分子。
1931年，顾顺章事件之后，张冲亲自带队到上海抓人，特科在上海中统系统的卧底杨登瀛首先被捕。在随后三天的大搜捕中，除了个别隶属于军委情报系统的地点不为顾顺章所知外，所有的中央秘密机关、领导人住地、特科据点均遭破坏，“有800多名共产党人被捕。”
在这之后，我党中央原有人员基本上就在上海呆不下去了，陆续撤往苏联和中央苏区，周恩来就是在当年12月抵达中央苏区的。张冲之前一直希望能在上海抓住周恩来，那段时期出了很多叛徒，张冲几度差点就抓到了周恩来，中统整个系统的“战果”极其辉煌。
没能抓到周恩来，张冲又生一毒计，炮制出一份“伍豪声明”来造谣抹黑。1932年2月中下旬，国民党伪造所谓《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启事》，在上海《时报》《申报》以及国内其他城市报纸大肆刊登，伍豪是周恩来同志在上海时期的化名。虽然我党在第一时间发文进行了澄清，但消息混乱的年代也让人很难分辨真伪。这件事对周恩来的伤害之大，一直到了晚年，还要被江青等人逼迫就“伍豪启事”一遍一遍的检讨。
二、与我党秘密合作，身份角色成疑
1931年6月，牛兰夫妇事件后，共产国际指示要全力营救，只因牛兰夫妇是共产国际远东组织的负责人，掌握了太多的机密。当时，共产国际在上海的情报负责人佐尔格（就是一代谍王佐尔格），这家伙是个情报天才，对人的心理的判断和把握极其精准。
为了营救牛兰夫妇，佐尔格指示下属的情报员通过浙江老乡的渠道寻找国民党CC派的关系。很快，佐尔格的助手张放（即方文）提供了下线柳忆遥的关系，柳的一个亲戚郑空性是浙江人张冲的中学同学，好友加同桌。佐尔格很快从张冲的履历中判断出，此人留过苏对苏联很熟悉，未必是一个死硬的反共分子，可以接触。
后面的故事，就是共产国际花了三万美金从张冲处获得了牛兰的亲笔字迹，确认其被国民党秘密关押在南京。这张字条上的内容，被登载在欧美进步报刊上，之后国际友人如爱因斯坦、罗曼罗兰纷纷发表声明，要求国民党政府公布牛兰夫妇的“罪行”。彼时，蒋介石正在争取帝国主义的经济援助，负面舆论的曝光给牛兰夫妇的营救带来了转机。
三万美金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目，只有共产国际才拿得出这笔钱。而且还是派了两个人各“人肉”背负了2万美金到的上海，其中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奥托布莱恩（洋顾问李德同志）。李德后来没回苏联，赖在上海碰到博古开始祸害红军这是后话。
佐尔格将三万美金给了张冲，还对张冲索要三万美金给出了精彩分析：一是张冲的脱身之计，国民党贪污受贿是家常便饭，但如被认为暗通共党，就格杀勿论。他试图用贪财来保命。二是他用索高价的办法，就可以探明牛兰夫妇的背后主使，只有共产国际拿的出这笔钱。我们出了这笔钱，就奠定了他和我方的关系，也等于我们已收买他为我方的情报员了。
三、国共以及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杰出代表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全国人民同仇敌忾要求抗日。国民党高层中也有一些有识之士感到是停止内战、团结御侮、一致抗日的时候了。张冲便是其中一位。
当时，国民党通过几条渠道寻求同我党秘密接触和谈判。比如：派邓文仪去苏联，与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联系；通过宋庆龄派董健吾与陕北我党中央联系；从南京通过谌小芩直接与我党北方局周小舟、上海临时中央局联系。最后，以潘汉年和陈果夫在南京的会谈级别最高，成为主要渠道。陈果夫是CC系头子，下属张冲即成为国共谈判的主要参与者。
据不完全统计，两年间仅张冲出面的谈判就先后有12次：
——1935年11月在莫斯科，张冲在办理对苏复交时，寻找打通联系我党的渠道。
——1936年5月在上海新亚饭店，张冲同周恩来、潘汉年谈判。
——1936年7月先后在香港 南京、上海，张冲同潘汉年谈判。
——1936年9月在上海张冲同潘汉年谈判。
——1936年11月在上海沧州饭店，陈立夫、张冲同潘汉年谈判。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张冲秘密赴延安，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接见，竟夜长谈。
——1937年2月在西安，顾祝同、贺衷寒、张冲同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谈判。
——1937年3月，先在杭州西湖，继登避暑胜地莫干山，蒋介石、张冲同周恩来谈判。
——1937年4月在南京，宋子文、陈立夫、张冲同潘汉年谈判。
——1937年6月在江西庐山，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张冲同周恩来谈判。
——1937年7月在庐山，蒋介石、邵力子、张冲同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谈判。
通过频繁接触，周恩来对张冲的评价是：“为商两党团结事，几朝夕往还，达三四月。彼时，甚至以后，参与其事者固不仅先生（指张冲）一人，唯先生为能始终其事。”乃有“一登莫干，两至匡庐，凡所奔走，靡不与闻。因先生之力，两党得更接近，合作之局以成。”。
1937年8月，《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签订。11月，张冲又作为赴苏“实业考察团”（实为军事代表团）副团长（团长为驻苏大使杨杰），奉命直接与斯大林会谈，议定苏联援华办法。深居简出，很少与外人接触的斯大林单独约见张冲达6小时之久。这次出访，争取到了大批军援，如后来保卫大武汉时唯一的一支国际空军部队，就是由苏联空军组成的。张冲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又立殊功。
四、逐渐从反共到亲共，死因成谜
周恩来和张冲二人也在谈判中结下了深厚的个人友谊，彼时张冲给周恩来打电话的口气是，“喂，我是淮南，你是恩来吗？”，关系融洽可见一斑。
其实对于张冲在南京收了三万美金的事，周恩来是心知肚明的。彼时，上海特科、军委情报系统都是在周公的领导之下，周恩来也多次亲自会晤佐尔格，与共产国际共享军事情报。所以，张冲究竟是为共产国际所发展还是被我党策反，其真实身份是存疑的。
后来，周恩来在重庆工作期间，因为特务横行，屡次身犯险境，张冲只要知道必定挺身而出，卫护周恩来安全。最为人熟知的一次是：1941年皖南事变后，重庆《新华日报》被国民党收缴，新华日报社在交涉未果情况下，请周恩来出面。周恩来把张冲也叫上了，为确保安全，张冲亲自将周恩来送回周公馆。当天下着雨，两人共打一把伞，从上清寺中山四路路口，一路走到周公馆。
张冲的亲苏、亲共行为受到了蒋系顽固派的忌恨。
张冲的第二位妻子娜丹是他哈尔滨法政大学的同学，一位漂亮、性格开朗的苏联姑娘。1927年，身为国民党哈尔滨市党部委员的张冲，被张作霖逮捕入狱，羁押期间，娜丹时而送饭送衣，时面参加营救工作，张冲一出狱，两人就结婚了。但是蒋介石对他的这位苏联夫人却极不放心，对张冲说，“你在我身边工作，（有她）难免不泄密。”，后来蒋介石给了娜丹一大笔钱，打发她回苏联了。
与苏联有如此多的渊源，在国民党顽固派眼中，张冲是绝对亲苏、亲共的。在一次高级会议上，当张冲阐明应继续与共产党合作的观点时，与会的一个死硬派人物竟破口大骂，猛然还将茶杯向张冲掷去，幸而未中。张冲遭此侮辱，颇为灰心，加之对时局的担忧，自感回天无力，心情沉重。
1941年皖南事变后，张冲对形势更加忧心忡忡，常有心力交瘁之感。他曾对亲随说：“顽固派对我在国共两党间的折中很有意见，近来我的行动已受到监视，说不定哪一天会被他们暗杀。我一旦身遭不测，你必须把保险箱里我和周公历年往来的信件全部烧毁，不能留下一书半纸。”
但是，不幸还是来临。1941年6月，张冲积劳成疾，感染了伤寒，后又转成恶性疟疾，终于在当年8月1日病故，年仅38岁。正值壮年，意外离世，不由得人们怀疑背后有没有人下毒暗害张冲，戴笠是当时的重点怀疑对象。只是，真相如何时至今日也未能解开。
张冲死后，按蒋介石收买人心的习惯，葬礼极具哀荣，国共两党都给了极高的评价和治丧规格，周公曾在其葬礼上痛哭流涕。只是斯人已逝，国共合作壮志未酬。
幸而我党在解放后没有亏待这位“老朋友”，他的女儿张春梅担任过温州地委的宣传部副部长，女婿邱清华是我党党员，官至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正如周恩来所说，“张冲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他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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