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项英向国民党和延安方面发电报，说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反革命”。
然后，重庆的回电到了，“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
此时延安的回电还没到
结果，项英二话不说上报军部，直接召开大会处决高敬亭。
事发后，新四军有近千名战士产生了悲观情绪，脱离队伍。导致新四军损失了一大批战士。教员十分不满，胡服和伍豪也赶到新四军军部严厉质问此事。叶挺、项英、邓子恢等作了深刻检查。
1975年，高敬亭的女儿向教员写信，反映高敬亭事件。
1975年11月30日，毛泽东主席亲自批示有关部门重新审查高敬亭一案，并于12月14日在审查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澄清了高敬亭的问题。1977年4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对高敬亭的功过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正式宣布对高敬亭给予平反，恢复名誉。
高敬亭若是没死，1955年起码得个中将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
事变前，延安多次电令新四军军部向苏北转移；叶挺服从命令，项英以各种理由推脱。教员最后都急眼了，直接给项英发电报；指明了方向。项英还是以各种理由推迟不前。
事变爆发，新四军9000人部队只有2000人突围出来。
项英作为副军长，竟然带着副参谋长周子昆和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私自脱离部队突围。最后全部牺牲。
凭这事，项英别说授衔了；建国后地位估计还不如陈昌浩。
陈昌浩: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陈昌浩被增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并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西路军失败后，他跑到南方红军游击队拉队伍，谁也不理他。他这才回到延安，到了延安没多久，到苏联治病，直到1952年才回国。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是周恩来为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死难烈士写下的挽词。此次事件新四军九千多人，除了两千人突围之外，大部分牺牲或被俘，军长叶挺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途中被叛徒杀害。在军事史上是我军的一次重大损失。
事件发生之后，很多人都把皖南事变中国民党军队总指挥上官云相视为这次惨痛事件的罪魁祸首。
上官云相山东商河人，北伐时投奔蒋介石。并在浙奉战争中活捉奉系老将施从滨而成名，从此成了中央军“悍将”一枚。皖南事变中，上官云相全权负责指挥。几天几夜不睡，实在挺不住了他竟以鸦片提神，就这样，以优势的兵力、武器在不到十天的时间内让新四军损失惨重。
上官云相与叶挺将军曾是保定军校六期同学，这次事件中叶挺将军就因为轻信这位老同学前去谈判才被扣押。
然而这次事件的发生，国民党是如何准确知晓新四军的行动计划和新军路线的呢？这里不得不提及一个人-沈之岳。沈之岳，浙江仙居人，先后在南京中央军校第八期、中央警官学校、陆军参谋大学毕业。1933年加入军统。
1938年4月年在经过系统的特务训练之后，在戴笠的命令下化名沈辉潜入延安，此次任务就是潜伏到党的核心部门搜集情报；二则趁机会刺杀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
他随着一个教授访问团来到延安，几天之后访问团准备离开，沈之岳却以被延安的革命热情影响坚决要求参加革命。由于他之前的精心准备，熟读马列、对于一些爱国运动讲起来也是头头是道，善于沟通。在访问期间由于爱好运动经常和一些干部打篮球，一系列的表现都是一个精气神十足的“革命青年”。当时延安的进步青年很多，真要是想留在延安，参加革命，在当时审查过程相当严格。
负责审查工作的周兴、王范多次与沈辉谈话，由于准备的特别充分，籍贯、履历都设计的没有丝毫破绽，因此最终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学习期间成绩特别突出，而且各方面能力表现的淋漓尽致，被当时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所赏识，期间沈之岳顺利入党并且之后又经过层层严格审查没有问题后做了毛泽东的秘书。此后两年的潜伏时间，除了寻找暗杀党的重要领导人的机会，他还利用他的身份和便利条件搜集了很多重要情报传递给了戴笠。
1937年国共合作期间，江南游击队被蒋介石编制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也就是当时的“新四军”。由于沈之岳在延安的出色表现，1939年受毛泽东委派去新四军第三支队协助司令张逸云的日常工作。
就这样，这位潜伏延安长达三年之久的间谍安全的离开延安。在新四军部，他继续自己的潜伏任务，为戴笠提供各类情报。皖南事变国民党能够精确得知新四军的行军路线和计划无疑沈之岳的功劳是最大的，他应该是皖南事变中真正的罪魁祸首。而上官云相只不过就是他的替罪羊而已。
皖南事变之后，沈之岳回到军统之后，他潜伏延安是国民党的王牌间谍才最终为人所知。戴笠死后，他被称为“军统的第二谍王”。他也是绝无仅有的混入延安并且黯然脱身的特务。
1941年1月8日，皖南事变的第三天。当天下午，国民党军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严令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务必将新四军皖南部队“包围于现地区，限电到12小时内一鼓而聚歼之，勿使逃窜分散。”晚上，上官云相给围攻新四军的部队下达了总攻击命令：“务于明日正午以前．包围于现地区而聚歼之。”
新四军军部获悉这一情报，立即研究决定，迅速脱离现地，经高坦返回茂林，再向北由铜陵、繁昌之间直插江边北渡。具体部署是：第1纵队继续在榜山一带坚持，牵制第40、第52师；第5团坚守高岭，阻挡第79师；新3团为前卫，老3团和军部、直属队跟进，特务团随后跟进。前卫部队刚刚到达高坦，即与顽军第144师第430团展开激战。
经过一个晚上的血战，新3团巩固了高坦阵地，并夺占了高坦以北的制高点。但由于前方的茂林有顽军第144师的主力重兵把守，部队难以继续前进，军部制定的经茂林，再由铜陵、繁昌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受阻。就在部队前受阻，和顽军形成胶着，处于对峙，且遭敌四面围攻这种万分危急的情况下，新四军的最高领导人，副军长项英（虽然在行政职务上是副职，但他是军委新四军分会的书记），居然跑路了！
1月9日凌晨，项英、袁国平（政治部主任）、周子昆（副参谋长）、李一氓（秘书长）等人赶到高坦之后，和大家一起站在路边淋雨。这个时候，新3团和顽军第144师正在战斗，从茂林方向传来的枪声非常密集。何去何从？
作战参谋叶超建议军首长一起研究一下，周子昆他们不愿意主动去找叶挺，而是让叶超去请军长过来。叶超来到百米之外的徐家祠堂，见到军长正和副官、侄儿、警卫员在里面烤火。叶超汇报了一下情况，说明项英等人在路边，建议首长们研究一下怎么办，但不敢说是周子昆要叶挺过去。
叶挺听了之后，相当气愤地说：“还有什么好研究的，只有坚决打出去。”叶超知道这是军长对百户坑会议作出的的原路返回的决策不满意，不敢再讲下去，就蹲下一起烤火。又过了好一阵子，叶超才以查看情况为由出去，到项英他们原来站的地方及其附近，都没有找到人，便回到徐家祠堂将未见项英等人的情况向军长作了报告。
项英在路边等不到叶挺，面对危急环境束手无策，丧失了信心。于是，他把随身所带文件交给警卫员夏冬青烧掉，又用自己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亲身经验说服了袁国平、周子昆、李一氓等人跟他一起寻找小路突围出去。就这样，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李一氓带着少数警卫员，放弃指挥，不辞而别，擅自离队，开了小差。
项英一行人于黑暗中，在外潭仓到里潭仓之间的竹林里，向北面的山坡上爬去。那天夜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大雨下个不停，寒风呼啸，他们在山上转来转去，到天亮才发现只走了一里多路，里潭仓就在脚下。此时附近山头枪声不断，此起彼伏，大雾弥漫，难以行动，于是他们走进一间棚子里，警卫员生了一堆火烤衣服。他们边烤火，边商量如何突围及突围路线。不知不觉天黑了，疲劳不堪的他们靠在火堆旁边睡着了，一觉醒来已是10日早晨。
这个时候，忽然听到山下有人吹号，懂得号谱的周子昆高兴地说：“是我们的号声，是调5团1营1连的。”他们往山下一看，见整齐的队伍正从里潭仓经过。周子昆说：“我们还有这么多队伍，我们下去吧！”项英也高兴地说：“好，我们下去吧！”他们一行十几个人的小队伍，在离开部队一天半之后，于10日下午回到了军部所在地石井坑。
得知项英等人临危脱队后，军部机关人员大为震惊，纷纷来找叶挺。叶挺激动地说：“你们关心全军突围，这种责任心很宝贵。我们现在处境很困难，很危险，这是由军部来负责。但现在不是评论谁是谁非的时候。现在需要的是我们团结一致，坚定地战斗下去。”叶挺严肃而坚定地表示：“如果我叶挺临阵脱逃，你们随时可以把我枪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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