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7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毛儿盖草原，这里人烟稀少，是藏民的聚居地。由于语言不通、自然环境恶劣，部队面临与民争粮的困境。在艰苦的环境中，中央严令部队遵守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当地的民俗习惯，如有违反者军法处置。
当时部队普遍吃不饱饭，每天为筹粮绞尽脑汁。藏区的庙宇较多，吴法宪的回忆录中就讲到红军饿到去吃庙宇里面的贡品面菩萨的事，但不是每支部队有这样的运气。比如，主席的小舅子、贺子珍的亲弟弟贺敏仁，时任红一军团红一师的司号员，因为肚子实在饿极了，于是和几个战友偷偷地溜进一座喇嘛庙，结果喇嘛庙早已人去楼空，一点粮食都没有。贺敏仁在失望之余，就捡了掉在庙宇地上的一百多个铜板，准备去集市上买点粮食。
不料，他的这一举动被举报了，说他违反纪律进寺庙偷银元。于是，保卫干部将瘦小的贺敏仁捆起来，事情一直闹到师政委黄甦处。黄甦是工运干部出身，担任政工职务多年，就下令以违反纪律的名义将贺敏仁枪决。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但后来就有人说黄甦是中央委员，是中央一级的干部，所以胆子大，连毛泽东的小舅子都敢枪毙。但事实是这样的么？
一、黄甦不是六届中央委员
中共七大之前，中央委员数量很少，如果属实确实可以认定为中央一级的干部。但中央一级的干部，当时至少是红军的军团一级领导，怎么会担任师一级的干部呢？
从权威处（人民网）查阅了六届四中全会的名单：1931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补选9名中央委员：博古、陈云、韩连会、刘少奇、王明、沈先定、许畏三、王克全，另外补选了4名候补委员：夏曦、沈泽民、王荩仁、曾炳春。根本没有黄甦的名字，而且上述人员和黄甦完全不在一个级别上。
会不会是六届其他几次会议补选的？笔者查了，没有。会不会是其他届的？笔者也查了，没有。那么，说黄甦是中央委员是如何以讹传讹的呢？
二、疑是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之误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在175人的中央执行委员名单中，有黄甦的名字。
中央政府执行委员和中央委员，四字之差，级别差的可不止一丁半点。在175人的中央执行委员名单中，有不少担任苏区县委书记、县长职务的委员，也有和黄甦一样的师一级军队领导如陈阿金等，符合黄甦当时的身份地位。
三、级别不够无损红军纪律严明的形象
黄甦后来在长征结束时的直罗镇战役牺牲了。虽然级别不是中央委员，但执法严明的原则性还是应该肯定，只是可惜少了一些灵活变通。性格决定命运，和同样工人运动出身的陈阿金一样，牺牲时非常壮烈。事实上，红军能够在艰苦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到后来战无不胜，也是依靠的铁的纪律和执行力的。
后来到了延安，贺子珍对贺敏仁当年被枪决有三点质疑：
其一，举报者既然声称自己亲眼目睹了贺敏仁盗窃，为何没有当场制止战友，反而要在事后以举报的方式将此事闹大？其二，贺敏仁仅仅拿了100多个铜板，绝非举报者所说的一千多个银元，1000块银元有50斤重，贺敏仁拿不动也藏不了。其三，长征中，党内斗争很激烈，会不会是因为他与主席的特殊关系，导致有人拿贺敏仁出气？
只是当事人都已牺牲，主席也只能宽慰贺子珍，即使有一定的冤屈，为了革命事业也只能默默承受个人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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