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30日,上海解放的第三天,刚上任的上海市市长陈毅就意外地接到一份“特别”的电报:

请帮助查找一位名叫“李静安(即李白)”同志的下落!

电报是时任中共中央情报部代部长李克农发来的。那时,他已向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推荐了李白同志担任新中国第一任邮电部部长。

李白是谁?为何引起“特工之王”李克农的如此重视?陈毅市长最后查到了他的下落了吗?结果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从头说起!

  • 长征路上的通讯天才

李白,1910年5月7日生于湖南省浏阳县张坊区白石乡的一个贫苦农家,原名李华初,曾用名李朴,化名李霞、李静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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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母亲去世较早,加之家境贫寒,8岁才入学的他,仅仅读书四年就辍学了。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李白小小的年纪就挑起了家庭的重担,不仅上山砍柴,还要负责看护弟妹。

13岁那年,为了给家中挣一点口粮,李白被迫到离家十多里远的“乾源裕染坊”做起了学徒。在那里,他备受欺凌,从而萌生了打倒土豪劣绅、参加革命的信念。

1925年15岁时,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他积极参加当地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烧地契、罚钱粮、打土豪。

1927年9月,正当中国革命处于严重挫折时,十七岁的李白毅然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秋收起义。是年冬天,张启龙、王首道等人在李白的家乡恢复党组织,建立农民武装。李白冒着生命危险,走村串户,在张坊山区往来奔波,动员许多青年参加了农民赤卫军。赤卫军配合红军夜袭张坊,获得了武装暴动的胜利。

1930年,二十岁的李白和两百多名青年一起跋山涉水,正式加入红军队伍,成为红四军通信连的一名战士,后任通信连的指导员,随部征战赣南、闽西。

由于在无线电通讯方面表现出超人的天赋,1934年6月,李白被选送到瑞金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即红军通信学校,现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第二期电讯班学习无线电技术。在无线电学校,由于他天资过人又勤奋好学,被红军无线电开山鼻祖涂作潮相中,成为他的爱徒,重点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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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作潮这个人可了不得,他曾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报务,后改行学习机务专业。从苏联回国后,涂作潮进入了中央特科,受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周恩来还亲自给他取了“木匠”的代号。

西安事变的当天,全市突然停电,所有媒体关于捉蒋的消息都发不出去,这个时候,正潜伏在西安的涂作潮站了出来,利用二手收音机改装成的大功率电台,迅速将捉蒋的消息发了出去。后来,李白能够从日本人的魔爪下逃脱,师傅涂作潮发明的无形收报机也功不可没。

李白从训练班毕业后,被调到五军团十三军任无线电队政委。

1934年10月,李白跟随红军队伍踏上了艰苦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其所在部队红五军团是全军的后卫,李白率领报务员、机务员、运输员、监护班一百多人组成的无线电队,携带着笨重的收发报机、充电机、汽油、蓄电池等器械,边行军打仗,边进行紧张有序的收发报工作,他向全体无线电队员发出了“电台重于生命”的号召,这也是李白终生的座右铭。

1936年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李白被调到红四军无线电台担任台长。

  • 从日军的酷刑下生还

全国抗战爆发后,1937年10月10日,李白受党组织委派,化名李霞到达上海,于第二年初春,设立了第一个秘密电台。

从此,在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李克农的领导下,一座无形而坚固的“空中桥梁”架设在上海与延安之间。

那一时期延安的中央台与李白电台的联系是专机、专房、专人,并且有特别的通讯规定,可以说,那时候的李白是我党埋伏在沦陷区的战略级无线电情报员。

作为国际大都市,当时的上海,鱼龙混杂,危机四伏,日寇与汪伪军警特务更是无孔不入,环境之凶险,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到1939年,周围环境不断恶化,秘密工作面临着严峻的形势。电台领导人龚饮冰(建国后曾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凭着自己长期从事地下斗争的丰富经验,认为李白身边必须要有一位女同志与他假扮夫妻掩护工作,才能不引起邻居与敌人的怀疑,于是,党组织安排青年女工、共产党员裘兰芬(后改名裘慧英)与李白假扮夫妻。裘慧英便以“太太”的身份和李白把“家”安顿了下来,俨然作为一对夫妻进进出出,邻居们对他们的关系也都信以为真。

当然,两个人也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日久生情,后来经党组织批准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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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后,秘密电台就设在“福声无线电公司”的亭子间里。这家公司是李白和他的师傅涂作潮合开的,涂作潮当“老板”,李白当“账房”。

那一时期,李白十分机警,在很长一段时间福声公司都没有受到敌伪的怀疑。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租界,秘密电台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但李白没有被危险吓倒,他告诉裘慧英,现在的局势很坏,但越是这样,我们越要像黑夜中的光亮,坚持战斗。

狡猾的日军千方百计地想要抓捕地下党,甚至对家家户户进行排查。

为了躲避日伪的盘查,他们多次搬家,更加小心地传递情报。1942年7月,李白夫妇临时转移到建国西路福禄村10号。为了秘密地进行发报,李白选择在人们都熟睡后的零点到四点间,在不足三平米的厨房里开展工作。同时为了不被敌人检测到,他把电台功率从75瓦降低到只有15瓦。发报时,即使拉上厨房的窗帘之后,也要将原本25瓦的灯泡换成5瓦的灯泡,甚至还在灯泡外围蒙上一层黑布。身高一米八的李白在妻子的掩护下,蜷缩在二十厘米高的矮凳上发报。就这样,一封封珍贵的情报从上海传向延安。

然而,尽管他们万分小心,可还是被敌人给发现了。

由于当时日本电台的勘测技术更为先进,1942年9月的深夜,李白正在发送电报时,突然遭到日本宪兵队的搜查。

当时情况十分紧急!裘慧英在三楼忽然听到有杂乱的脚步声,她急忙掀起窗帘一角向外看去,只见几十个日本宪兵和便衣特务正在翻越围墙,她快步上楼报警。

在妻子的掩护下,李白吞下了电报,并急忙发出:

同志们,永别了!

意在提醒远方的战友他已经被敌人发现,生死未卜。

然后,他连忙将收报机上面的线圈拿掉,迅速把发报机拆散。此时,敌人破门而入。

他们被押送到位于四川路桥北的日本宪兵司令部,并分别关押在两处。

一个日本特务拿了一块大铁板,用力压在裘慧英的腿部,几乎要把她的腿骨压碎。裘慧英忍受着剧痛,一声不吭。

丧尽天良的日军还让裘慧英亲眼看着李白受刑。看到李白被绑在老虎凳上,一会儿受砖刑,一会儿受电刑,恼羞成怒的日军甚至用钳子将李白的10 个指甲一个个拔下来。

李白全身上下血肉模糊,一次次昏死过去。裘慧英看着李白受刑,心如刀绞,她跳起来大声叫道:

“你们要他死,就一枪打死他好了,为什么要让他这样活受罪啊!”

李白在昏迷中听到她的叫声,挣扎着抬起头看着她,虽然不能言语,但是他坚定的眼神给了爱人莫大的安慰。

面对敌人的严刑逼供,李白断定日军一定看不出电台的秘密,于是,他一口咬定被搜捕的电台是收音机,他在重庆有个专做黄金生意的朋友,对方给钱,自己就拿私人电台密报金价涨跌行情,以借此发大财。

对于李白的这套说辞,日本人半信半疑,但也束手无策。因为李白的收报机平时它是正常使用的收音机,但用竹夹子接上一小段电线后,再调整正反馈,就会变成发报机。这个正是他的师傅涂作潮发明的当时世界独一无二的无形收报机。

当时日军只找到一部收音机和一堆零件,捣鼓了半天,日本特务中的无线电专家也没能测定出这是一部电台,因为它只能发报,不能收报,因此,认为电台很可能就是私人业余发报台。

被日军关押的日子里,裘慧英和李白彼此思念却不能见面,每次李白被提审时从裘慧英的牢房前走过,二人总是会深情地对视一眼,一切尽在不言中,这一对红色伴侣就这样互相鼓励互相安慰着,在狱中坚强不屈地与敌人斗争到底。

一个月后,敌人仍然没有拷问到任何有用的信息,不得不放了裘慧英。

党组织通过内线得知李白在狱中英勇机智的表现,决定将计就计,托人找到了大汉奸周佛海

周佛海此时正想与重庆方面“勾兑”,得知李白是“重庆方面的人”,当即表示亲自过问此事。

日本人查无实证,也就卖了个“人情”。不久,李白被秘密转移到极司菲尔路(现万航渡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关押。

很快,周佛海急于想要李白这个与重庆“联系”的桥梁,同意给他保释,但提出了条件:

不准离开上海,随叫随到。

1943年5月,李白被保释出狱。

考虑到李白的安全,组织上安排他撤离到根据地,但他坚持认为,这样的机会很难得,可以利用敌伪的电台传递我们的情报。

不久,汪伪特务给他提供了电台,让他以“重庆报务员”的身份为他们服务。李白则就势利用这个身份,一方面为国民党和汪伪“服务”,一方面采用特殊频率和呼号,将红色电波再次传到了延安。

在李白被捕后,上海和延安间中断了近一年的“永不消逝的电波”又发声了,我党我军又有了“千里眼”和“顺风耳”。

1944年秋天,抗战进入战略大反攻前夜,潘汉年领导的中央华中局情报部与李白接上了关系,党组织将李白夫妇调往浙江,并安排李白打入国民党国际问题研究所,继续利用敌人的电台开展工作。

这次,他化名李静安,往返于浙江的淳安、场口和江西的铅山之间,利用国民党的电台,为党秘密传送了日伪和美蒋方面大量的战略情报。

  • 在上海解放的黎明前失联

1945年日寇投降后,李白夫妇再次受命回到熟悉的上海,并在黄渡路107弄15号重建了秘密电台,同年他们的儿子李恒胜出生了,这给这个秘密的小家庭带来了一丝欢乐。

此时,这里的环境依旧像曾经那么恶劣,但为了心中的信仰,李白义无反顾。

为了更好的掩护电报的发送,李白白天正常上班,深夜向党组织传递情报,早出晚归的高压工作让李白身心疲惫,但是为了成功的传递消息,李白始终坚持。

1948年解放战争形势迅猛发展,进入了战略决战阶段,战斗在敌人心脏的华东情报人员获取了敌人大量的军事情报,这些十万火急、标注绝密的情报接连不断地被转到李白的手里。

而国民党反动派也预感到末日来临,他们竭尽各种手段,以采取分区停电、暗中抄收信号来侦测中共地下电台。

李白深知,危险已经逼近,但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为了上海的红色电波永不消逝,他向电台负责人刘人寿郑重提出应抓紧时间建立预备电台。

这年12月30日凌晨,李白正在发一份非常重要的情报,敌人突然包围了他的住所。

李白察觉到了危险,随后当机立断地让妻子裘慧英带着孩子暂避在楼下邻居家,而他镇定地发完了最后一封电报,并销毁电报稿和密码本。

国民党特务把李白押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刑讯室里,他们发疯似的对李白进行了长达30多个小时的连续审问:

用钳子拔光了李白的指甲,把竹签子钉入了他的手指,老虎凳上的砖块一直加到五块,还灌辣椒水,用烧红的木炭烙在李白的身上。

36种刑具把李白折磨得死去活来。李白每次昏死过去,又被冷水浇醒,而这些都没有摧毁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

李白坚不吐实,敌人始终没有能够从他口中得到一点想要的信息。

1949年4月初,国共和谈的气氛渐渐地浓厚起来,国民党反动政权在伪装和平的情况下,对李白一家稍稍和缓。

4月23日,裘慧英接到李白从南市蓬莱警察局看守所的来信:

慧英:
本月二十二日(星期五)下午,我由警备部解来南市蓬莱路警察局看守所寄押。
这里房间空气比警备部看守所好,但离家路远,接见比以前要困难。你若来看我,要和舅母一同来,坐车时好照顾小孩。
听说这里每逢星期一、五上午九至十时,下午三至四时可以送东西,因路远来时请买些咸萝卜干,或可久留不易坏的东西。
带点现钞给我,以便用时便利。炒米粉亦请带些来,此外肥皂一块、热水瓶一只。
我在这里一切自知保重,尽可放心。家庭困苦,望你善自料理,并好好抚养小孩为盼。
祝好。   
静安字 四月二十二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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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李白的妻子裘慧英抱着四岁半的儿子来到看守所对面的阳台,叫着李白的化名“静安”。

而此时,被打得遍体鳞伤的李白已经不能站立,狱友把他举起托到窗口。

许多年以后,李白的儿子李恒胜通过回忆,再现了当时裘慧英带着他与李白最后一次见面时的情景:

李白对她说:

“以后你们不要来看我了”。

她急忙问:

“为什么?是不是判决了?”

李白说 :

“不是,天快亮了,我希望的终于快来了(指上海即将解放),我能赶上最好,就算赶不上我今生已无遗憾了。”

1949年5月7日,李白、秦鸿钧、张困斋等12名地下党员被秘密押至浦东戚家庙杀害。

李白牺牲时年仅39岁,距上海解放只有20天。

他最终还是没坚持到看见胜利的果实。然而,那道从黑暗中发出的电波,却永不消逝!

20天后上海胜利解放,裘慧英日夜寻找李白的下落。

行文至此,便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5月30日,上海市长陈毅火速下令公安局专门成立一个专案小组,不惜一切代价找到李白同志的下落。

最终调查组在浦东挖到了李白等12名烈士的遗体,他们浑身弹痕累累,惨不忍睹。

裘慧英悲痛不已,后来他们的遗骸被迁入上海龙华烈士陵园。

陈毅得知李白遇害消息后,也即刻给李克农发了一封电报,他在电报的最后写道:

“血债要用血来还!”。

1951年,在不断地追捕和调查下,杀害李白的“刽子手”叶丹秋成功落网,并被处以死刑。

得知李白已经牺牲,李克农痛惜不已。此后多年,他一直没有忘记这位英雄,1957年他顶着潘汉年已被逮捕的压力,向中央提议:

“要拍一部电影,表现战斗在敌人心脏的英雄李白!”

1958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根据李克农的回忆,以李白为人物原型拍摄了《永不消逝的电波》这部电影。

电影一经播映便风靡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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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14日,李白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李白等革命烈士虽已逝去,但是,他们的精神却如同电波般永不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