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开国大将王树声1905年出生在湖北麻城,18岁时考入了麻城高等小学。当时他的堂兄王幼安在此当校长,王幼安是1922年入党的老党员,在堂兄的影响下,王树声的思想逐渐趋向进步。

1926年北伐军占领武汉不久,麻城光复,当地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始组织农协。当时王树声正在麻城中学念书,便加入了共青团并参加了农协工作。因为工作积极,很快王树声便升为农民自卫队的大队长。

彼时,一帮年轻人干劲十足,王树声带领农协队员捉过土豪劣绅后戴高帽子游行。然而,还没有等到“分田地”,1927年“四一二政变”发生,蒋介石率先挥起屠刀,之后“宁汉合流”,汪精卫也背叛了革命。

1927年7月,武汉政府宣布“分共”,鄂东北黄安黄冈黄陂和麻城等县农协都遭受到反动势力的反攻倒算。这些农协干部、中共党团员,也包括一些国民党左派分子,带着或者不带着农民队伍,纷纷躲藏进黄安麻城北部的大别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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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队伍,扛着破烂的枪枝和梭镖之类的武器,没有统一指挥,也没有一定的行动方针,时而抵抗,时而躲藏,情况相当混乱。

不久,中共中央指示各地,举行秋收暴动,提出“平分土地”,“杀尽土豪劣绅”,“组织工农苏维埃”等口号。于是这些分散的农民队伍集合起来,进攻黄安麻城等县城。然而农民队伍毕竟没有经过训练,战斗经验不足,敌人枪声一响,他们便四散奔逃,结果当然是损失惨重。

1928年,夏斗寅的第十三师开到黄安麻城一带驻防,夏本人就是麻城人,熟悉地方情况。他们与当地地主民团势力相勾结,捉到农协的人就杀掉,然后把房子烧毁。很多共产党员和农协干部倒在了反动派的屠刀下。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很多人怕死逃往他乡。王树声所在的农民队伍算是比较坚强的,他们藏在深山里,昼伏夜出,跟敌人打游击。然而由于没有兵力补充,加上战斗减员,上百人的队伍最后只剩下了十八名队员。

02

在这十八名队员中,有九个是党团员,剩下九人原来是绿林好汉,俗称土匪。之前农民队伍多的时候,土匪们是少数,只能跟着队伍走,现在便原形毕露了。

在一个月明之夜,那九个土匪坐在王树声等九个共产党团员的对面,声言要开谈判。土匪中的头目说:“你们共产党员都是傻瓜,性命都朝不保夕了,还谈甚么‘土地’、‘苏维埃’,我们要的是‘吃喝玩乐’,再也不能跟着你们共产党做傻瓜了。把你们九个人的枪支子弹和钱财都交给我们,好好分手,否则我们就来分个高低! ”

队长看形势不对,便对土匪们说:“请给我们一点时间,让我们商谈一下。”九人商量后,认为如果火併的枪声响起来,四周民团必趁机围捕,那时同归于尽。即使民团不来,他们与那些枪法高明的土匪火併,也是凶多吉少。他们处于劣势,不得不暂时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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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势所迫,队长只得向土匪说了一些好话,要求不要火併,答应把所有钱财交给土匪,但是枪支子弹必须保留以便对付白军。几经谈判,结果是将全部钱财交给土匪,枪支弹药一边一半,最后才达成妥协。

他们九人与土匪分家之后,更是垂头丧气。每人子弹只有十几颗了,又无法补充,形单势孤,前途茫茫,不知下一步该当如何。王树声当时是队员,心里有说不出的痛苦,也埋怨队长无能,没有好好驾驭土匪。

幸好,当时有一个名叫符定一的队员,是广东籍的老农民干部,给大家加油鼓气,他劝同志们不要悲观,要认定打游击是有前途的;另外他说土匪迟早要离开我们,现在能和平分手已经是不幸中之大幸。他说他自己在广东办农协时,就有些游击战争的经验,这里的情形经过近一年来的经历,也已相当熟悉。他说可以帮助同志解决许多游击上的困难。而且他善于夜间识向,懂得江湖上的窍门,必要时他自己可到汉口去购买枪枝子弹。

队员们听了符定一的话,才又振作起来,并推举他担任副队长。

03

王树声等几人都是知识分子出身,虽然经历过几次游击战,但经验仍是不足。符定一任副队长后,一切安排都较妥当。不久,符定一坚决建议,要他们设法去劫夺一些金钱,他好到汉口去购买枪枝子弹。这样,他们只好又过了一段短时间的“土匪”生涯。

一次,队长派王树声和另一个队员去“打土豪”。这两个知识分子想了半天,觉得无处下手。最后王树声想起他自己的家乡,那里有一个地主家庭,主人是他的远房叔父,他小时候常去他家,一切路径都很熟悉。

他们两人悄悄下山,躲在那家屋后的树林中,等到天黑,他们蒙着面从后门溜进去,掏出手枪,禁止事主声张。不料这家的老太婆认出这两个蒙面客中有一个是王树声,竟叫出了他的小名,这使他羞惭得无地自容。这位老太婆是王树声的叔祖母,知道了他们的来意之后,似减少了畏惧,转头和他的儿子商量,认为这个侄孙子大概是急得无法才来的;如果让清乡团知道了,就要弄出许多是非,不如赶紧给他们所需要的,让他们快些走。

于是这个老太婆拿出密藏的一筒袁大头和一包金银首饰,要他们拿走。王树声此时不忍拿那包首饰,只拿了那筒现洋,并冲口而出地说:“谢谢您家!”便与他的同伴,急从后门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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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定一带着他们几次劫夺来的金钱,前往汉口购办武器。这是一件极危险的工作,可是符定一很有自信,约定十天准能完成使命回来。谁知到了第十天,仍无讯息,多数人在担心他的安全,也有人在怀疑符定一是不是骗钱跑了。直到第十一天晚上,符定一背着两支新驳壳和几百发子弹回来了。这件事,使全队的人大为振奋。

原来符定一在来回汉口的途中,完全不走大路,也很少走小路,都是在夜间认定方向,通过没有路的地带,逢山过山,逢水涉水。他昼伏夜出的弯弯曲曲行进,避免了一切的盘查,甚至就没遇见过行人。饿了,他便偷吃一些田野间的瓜果之类,一路历尽艰辛,回来休息几天之后,才恢复健康。他在汉口时,用江湖窍门,找到广东同乡,介绍他与日本军火商人接洽,才成交了这笔买卖。

由于有渠道能弄来军火,队伍的观念开始改变,并计划如何进一步扩充实力,如何展开行动。他们把这个消息传播给那些躲藏起来的队伍,要他们把埋藏起来的枪支取出来,重新组织队伍。就这样,队伍慢慢壮大起来了。

符定一从此专门负责“跑汉口”的工作,每月至少跑两趟,有时还带上一个助手。就这样过了半年,队伍增加了三十多条短枪和各种子弹,还有望远镜、药品等物资,并且还恢复了与汉口的联系,建立了交通线,这样可以获得上级的指示。可惜,最后一次符定一去汉口再也没有回来,后来才知道他被国民党抓住杀害了。

04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黄安县的七里镇和麻城北部的张店镇的驻军全部撤走了,于是王树声他们队伍开始向民团进攻。虽然他们的军事经验仍然欠缺,但已经逼得民团集中到大的市镇,不敢分散行动。游击队趁机可以占领一些乡村,组织苏维埃,发动农民打土豪分田地。

同年夏天,王树声所在的这支游击队扩大到了三百多人,上级将徐向前派到了他们那里。徐向前是山西籍的黄埔第一期生,参加过广州暴动和海陆丰的农民暴动。他随后就成了游击队的大队长。徐向前将这个大队新编为三个中队,王树声就升任为其中的一个中队长。

据王树声说,他初时听不懂这位大队长的山西腔,常要借助于纸笔。徐向前教会了他们许多 军事知识,并发挥他那优越的军事天才,指导他们打游击。从此,游击大队的军事行动便节节胜利。大队的人数也迅速增长起来: 由几百发展到一千到二千……苏区也跟着扩大,其他各地的同志也慢慢聚集到他们这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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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王树声率领部队参加粉碎敌“罗(霖)、李(克帮)”和“徐(源泉)夏(斗寅)”的三次会剿,自此湘鄂边根据地慢慢形成。在此基础上,后来形成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红军第四方面军成立后,王树声任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后随队参加长征,后来参加西路军西政。

1955年3月,王树声任总军械部部长。9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并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