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而立的苏州工业园区，未来路在何方？|工业区|无锡|苏南|苏州

11月24日-29日，新加坡国务资政李显龙访问中国，第一站便来到苏州，出席了苏州工业园区成立30周年纪念活动。

30年前的1994年2月26日，正是李显龙的父亲、时任新加坡国务资政的李光耀代表新方，和中国政府签署了《关于合作开发建设苏州工业园区的协议》。

而时任新加坡副总理的李显龙，则与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共同担任苏州工业园区首任联合协调理事会联合主席。

可以说，李显龙是苏州工业园区开发建设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所以30年后回望，他的评价也尤显权威和中肯。

上个月，在新加坡举行的第15届“慧眼中国环球论坛”上，李显龙在对话环节曾提到苏州工业园区。他表示，苏州工业园区取得超乎预期的成果，新中双方都获益良多，“我们像骄傲的父母一样非常高兴”。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和“国际合作的成功范例”，苏州工业园区3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怎么说都不为过，但要想真正全面理解这个工业园区的价值，则还得回到30年前的时代背景中。

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世界，机遇与动荡并存。海湾战争的爆发，让地狭人稠、缺乏腹地的新加坡陷入了某种焦虑，急欲通过在海外投建类似裕廊工业园的产业基地，以寻求战略纵深。

而彼时的中国，则处于第二轮改革浪潮的起始期。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改革再出发。到这年秋天的中共十四大上，正式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

嗅到商机的外资开始大规模涌入中国市场，外商直接投资一路攀升，取代对外借款，成为中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到1994年时，外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一度达到了23.6%的高值。

具体到江苏，在经历了80年代的高速发展后，以乡镇经济为代表的苏南模式，其制度红利此时已基本释放完毕。不仅GDP总量上被依靠“三来一补”外向型经济快速崛起的广东所赶超，发展活力也渐渐逊色于以民营经济为特色的温台模式，这导致江苏急迫地想要寻找新的突破点，以接续上一个十年的高增长势头。

特别是地处苏南的苏州，此时撤地设市已近十年，虽然当初“分家”时苏州划到了最大的面积、收获了数量最多的县，靠着这些强县的共同努力，苏州大市的GDP也冲进了全国前十，但城区发展始终不及身旁的无锡。

如何利用好临近上海的优势，成为江苏吸引外资的桥头堡，借此壮大自身的工业实力，是苏州政府一直思考的问题。

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中新走到了一起。

1992年，李光耀率团访华时，主动表达了中新合作共同建立工业园区、并以该园区为载体借鉴新加坡经验的意向。而中方也正有此意，之前邓小平南巡讲话中就特别提到，要学习借鉴新加坡经验。于是，双方一拍即合。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选址了。

为此，李光耀先后考察了天津、青岛、宁波、无锡、苏州等城市。根据时任江苏省长陈焕友所撰写的回忆录，当时江苏推荐的是无锡和苏州，而且一开始以无锡为主，因为无锡工业基础比苏州好。

而苏州方面为了争取这来自南洋的“泼天富贵”，在接待李光耀一行时不遗余力。据说当时的市长章新胜不仅拉开车门硬挤上了李光耀搭乘的加长版奔驰车，还在车上用一口流利的英语与李光耀热烈交流，给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对于此事，章新胜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所谓的“扒车门”乃是坊间误传。当天，一路陪同的江苏省领导有急事要赶回南京，接替陪同任务的章新胜被安排与李光耀同车。但“全程英语交流”则确有其事，且双方的交流不仅“热烈”，甚至堪称“激烈”。

“激烈”交流的结果，就是李光耀和新加坡方面最终决定，在苏州建立一个集工业、商业、住宅和娱乐业于一体的园区。而此举也彻底改变了苏州的城运。

今天很多人提起苏州工业园区，最常说的就是它自2016年起连续8年在国家级经开区综合考评中夺冠的成就，曾帮助苏州在2021年登顶全球第一大工业城市的实力，以及“园区经验”是苏州三大法宝之一的辉煌。

这些说的都没错，苏州工业园区成立30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GDP增长了约326倍，年均涨幅达到22.1%。2023年，苏州工业园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686亿元，相当于姑苏（950亿）、相城（1147亿）、吴中（1624亿）三区的总和。而这三区正是“老苏州”的主城区，也就是说，苏州工业园区再造了一个苏州城。

但，苏州工业园区的意义不仅仅体现在GDP层面，甚至已经远远超出了工业经济的范畴。

｜90年代拆迁阶段的苏州工业园区

毕竟，“茭白地上起广厦，莲藕塘中垒瑶台”这种田野变新城的神话，过去几十年在神州大地遍地皆是，并不稀奇。事实上，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历程，苏州工业园区既不是最早设立的工业园区，也不是经济体量最大、行政层级最高的，但确是最特殊的。

这首先源于它是中新两国合作的产物，是中国第一个与外国政府合作建设的工业园区。不同于蛇口的“自己杀出一条血路”，浦东的中央下场扶持推动，苏州工业园区的建设是由新加坡占65%股权的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中新集团”）负责，利用和借鉴了新加坡的技术、管理、资源，这种做法也只有在90年代南巡讲话之后才变得可能。

想当初，蛇口工业区为了招商引资，仅仅是将小块土地有偿提供给外商使用，便被批为新时代的“租界”。更别说是跟外国政府合作开发整个园区，且外方占股大头了。就此而言，苏州工业园区本身就是改革开放的成果，同时它又进一步推动了改革开放的前进。此后，类似中外合作开发的园区在国内逐渐多了起来。

直到今天，虽然中新集团的股份结构发生了巨大改变，新方所持有的股权比例已低于30%，苏州工业园区的开发主导权完全转到了中方手里，但它在全国的工业区、经开区、高新区里面，依然显得十分特殊。

众所周知，中国的工业园区、经开区属于功能区，虽然大多独立运行，但毕竟不是行政区，所以一般只设有党工委和管委会，至于人大、政协，仍归属原先的行政区。而苏州工业园区却有自己的人大工委和政协工作联络委，所以事实上已经是个独立的行政区了。但它偏偏又不像天津滨海新区、杭州钱塘新区那样，从开发区最终转设为真正的行政区，就这么一直不伦不类地“悬”着。

这背后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三十而立的苏州工业园区已经再一次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

在苏州工业园区之后，中国和新加坡又于2008年、2015年推出了另两个政府间合作项目——中新天津生态城和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但影响都没有苏州工业园区那么大。

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发展阶段不同了。

苏州工业园区启动的那个年代，中国在经济发展尤其是工业园区开发方面还是个学生，还需要借鉴“新加坡模式”。而经过40多年的发展，中国在工业园区建设、管理、产业规划、招商引资等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慢慢由学生变成老师，具备了输出园区经验的能力。

作为跨政府间合作开发工业园区的代表，苏州工业园区近年来持续向国内外输出“园区经验”。在国内，中新集团先后与江苏南通、宿迁、安徽滁州、浙江嘉善、宁夏银川等地政府合作，建立了中新苏通科技产业园、中新苏滁高新区、中新嘉善现代产业园、苏银产业园等工业园区，拉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在国外，2018年11月，中新集团与新加坡胜科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约定共同在东盟国家拓展产业园区项目。2020年8月20日，双方合作开发的缅甸新加坡工业园区正式获得缅甸政府批准。园区位于仰光地区莱古镇，面积4.36平方公里，开发周期约9年，聚焦工业物流、食品加工、纺织服装等产业，并提供标准厂房及商住生活配套。

缅甸新加坡工业园区是中新集团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设立的首个海外园区，它的落地标志着中国的“园区经验”正式走出国门，走向海外，这意义完全不亚于当年中新合作建设苏州工业园区。

这些年，“出海”是个热门词，但多数情况下主要是商品出海、资本出海、企业出海，这些出海虽然拉动了国内经济，但因为对海外市场造成了巨大冲击，所以在国际间引发了不小的摩擦。

事实上，正如“一流企业做标准，二流企业做品牌，三流企业做产品”这句话所启示的，中国要想成为一流大国，关键也得有自己的经验、制度输出，进而带动各国共同富裕。而“园区经验”正是中国可以输出的软实力之一。

想想看，相对美欧日韩，为什么中新关系一直较为平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共建苏州工业园区，双方利益进行了强绑定，而不是像货贸那样属于零和博弈。

如今我们反其道为之，通过与外国共建产业园区，既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快工业化脚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也能把这些国家嵌入到中国的产业链中来，实现中外利益的连接融合，从而有助于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扩大中国的朋友圈。

这么来看，苏州工业园区和中新集团远没有发展到顶，其未来三十年的成长空间和重要性甚至将大于过去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