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能成功，一方面是因为“左”倾错误的领导已经不得人心，客观形势上有撤换领导人的迫切需要；但更重要的是因为毛泽东以杰出的领导才能和政治智慧主动争取来的。
早在红军开始长征前，毛泽东在征得周恩来和朱德同意的情况下，就明确提出红军应该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到湖南再消灭的建议。
毛泽东提出的具体路线是，把红军主力集中于兴国方向突围，攻破万安，渡过赣江，走井冈山南麓，越过万洋山进入湖南境内。再攻酃县、茶陵、攸县，在衡山附近跨过粤汉路，到白果一带休整和补充兵源。然后在永丰一带消灭“围剿”之敌后，折返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
当时，毛泽东的这一建议的确是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一个绝妙建议，但很遗憾，毛泽东的建议一如从前，仍然遭到“左”倾领导者毫不犹豫的拒绝。此时的毛泽东是没有管事和说话的权力的，但他仍然不顾自己处境艰难，向临时中央领导人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
当红军长征转移到会昌地区时，毛泽东考虑到蒋介石已经在湘粤边界设置了封锁线，就再次向临时中央领导人提出建议，要红军主力越过湘赣边界的诸广山进入湖南，再攻资兴、耒阳，越过粤汉路到水口山休整和补充兵源。这一主张得到周恩来的支持，但仍然遭到“左”倾领导人的拒绝。
“左”倾领导人从长征开始，就选择根据地西南方向突围，沿着赣粤边境前进，前往和红二、六军团会合。这个战略意图其实从一开始就已经被蒋介石察觉，并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设置好了严密的封锁线。“左”倾领导人仍然坚持执行既定计划，无异于让红军自投罗网，等待红军的将是全军覆没的命运。
在“左”倾领导人的指挥下，湘江战役让红军主力遭受严重损失，86000多人只剩下30000多人，让红军濒临绝境，广大干部越来越认识到，红军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屡次失利，根子上就是因为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左”倾错误路线的恶果。
部队中怀疑不满、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越来越强烈，尤其是在湘江战役惨败之后，这种情绪达到了顶点。大家都不满再让“左”倾领导人继续指挥下去了，在客观上迫切要求曾经指挥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毛泽东出来领导大家，这是毛泽东杰出的军事能力此前给大家留下的深刻印象带来的结果。
血战湘江（剧照）
怎么能眼睁睁看着已经损失惨重的红军再次自投罗网、自取灭亡？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态度坚决地提出自己的主张：必须放弃前往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而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让部队得到休整，他的主张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
部队于是就在12月占领了湖南西南边境的通道城之后，立即转兵向贵州前进，一举攻克了黎平，这就是长征途中著名的“通道转兵”。亲历长征的刘伯承后来回忆，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坚决主张改变行军方向，剩余的红军30000余人的前途，只有毁灭。
其实，从长征开始，毛泽东就已经在主动作为，一方面是不顾自己处境艰难，在关键时刻屡次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另一方面是在他的主动争取之下，他得以和王稼祥、张闻天安排在一起行军，这一路上，他得以和王、张二人深入交流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以来迭遭失败的看法。
从黎平到黄平，再到乌江，最后到遵义，红军虽然根据毛泽东的主张改变了行军方向，但一路上的争论更加激烈，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展现出了他杰出的领导才能和政治智慧：沿途积极主动地、耐心地说服了许多中央同志，让大家在关于红军行军方向的问题上和他达成一致的认识。
1935年元旦，在猴场政治局会议上，既重申了黎平会议精神，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根据地。还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此举等于把军事的最后决定权收归政治局，这就剥夺了“左”倾错误的军事指挥权。
政治局为什么会作出这一决定？一方面是因为“左”倾错误领导导致红军遭受一连串惨败，使得其威信扫地、没有脸面再继续指挥下去了；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毛泽东在长征途中一路上对许多同志作了大量的艰苦的说服工作，大家渐渐达成共识：不能再让“左”倾错误领导下去了！
自转战贵州后，红军队伍士气逐渐高涨，上上下下都越来越迫切要求改变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要毛泽东取代“左”倾错误的领导，到了遵义时，这种要求和呼声达到了顶峰。因为王稼祥的提议，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开始是由博古主持的，他先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主报告，虽然对军事错误进行了一定的检讨，但他把军事失败归结为是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导致的。周恩来和张闻天在自己的报告中都批评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
最重要的是毛泽东的发言，他的发言是带有结论性的，讲了一个多小时，主要内容是，提出当前首先要解决军事问题，他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的消极防御方针及其各方面的错误表现：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进攻时的冒险主义、转移时的逃跑主义。
毛泽东尖锐地指出，李德的军事指挥是错误的，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要吃饭、要睡觉，也不管部队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画，就限定时间打，这怎么能打好仗？毛泽东用前四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依然取得胜利的事实，驳斥了“左”倾错误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归结为敌强我弱的错误观点。
毛泽东毫不客气地指出，正是因为在军事上执行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才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才造成了红军在长征途中的重大牺牲和损失。毛泽东的发言反映了大家的共同想法和心声，引起了大家的强烈共鸣，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人的热烈拥护。
紧接着，王稼祥、朱德和周恩来等人都严厉批判了“左”倾领导人的错误，并坚决表态支持毛泽东，尤其是周恩来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今后的行动。
周恩来指出，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周恩来的发言和提议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人的积极支持。会后，全党把最关系到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军事指挥权托付给了毛泽东，由此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从长征开始到遵义会议，毛泽东在3件事情上表现出了杰出的领导才能与政治智慧：一是积极争取主动——长征途中利用一切机会，向有关干部和红军指战员作了许多说服教育工作，争取到了大家的理解和支持；二是抓住问题关键——批判“左”倾错误的主要责任人，对执行“左”倾错误的人采取耐心说服的办法，争取他们转变立场；三是抓住主要矛盾——解决最紧要的军事问题，对政治路线的错误先放一边，等到瓜熟蒂落了再提出和解决，在生死攸关的时刻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最大限度地凝聚了全党的力量。
油画作品《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是在同共产国际断绝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内的重大问题，标志着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逐步成熟。而毛泽东在从长征开始到遵义会议整个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杰出的领导才能和政治智慧，为遵义会议的成功提供了强大的保证，毛泽东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有杰出的领导才能和政治智慧，也用实际行动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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