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传在建国初期，有人查阅三野的战史时，发现了一件极其令他震惊的事，他不得不惊呼道：“这个叶王陶到底是什么人？他太能打仗了，我要去拜访他。”
其实，上述所说的是一个笑话，这个“叶王陶”，根本不是一个人，而是粟裕在战争年代里，最为得力的三个名将下属，他们分别是叶飞，王必成和陶勇。
三人得到粟裕的青睐，从而青史留名，1958年批评粟裕时，他们三人的表现，却各有不同。
1954年粟裕接聂荣臻的班，担任了总参谋长的职务，对于政治并不敏感的粟裕，其实并不想接，但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高度信任下，粟裕为了不辜负伟人的期望，还是接下了，也考虑到粟裕可能在工作中会有困难。
所以毛主席说：“红花虽好，还需绿叶扶持。”因此在之后，有11位我军优秀领导担任了副总参谋长，协助粟裕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下，粟裕做起工作来确实压力小了，可事实证明：“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
1958年，自从抗战初期开始，近20年一路顺利走来的粟裕，突然遭到人生中难以预料的“滑铁卢”
这一年，在彭德怀，聂荣臻，陈毅等人的带头下，粟裕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批判，其罪名是“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者”，对于这个称号，粟裕是万万不能接受的，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他根本没有辩解的资格。
会议从小变大，人也变多，后来随着接连扩大，一些高级将领也接到了通知，务必参加会议，特别是华东野战军的将领，他们必须参加会议。
粟裕曾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政委，他是三野在军事上的最高等级指战员，三野的许多大仗，基本都是在他的指挥下进行的，为什么要华野的将领必须来参会？因为他们对粟裕更为熟悉，可以更好地“揭露”粟裕。
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大多数三野将领都很想不通，开国上将，曾任华东海军司令员的张爱萍后来回忆说：“那次会议，说到粟裕同志的个人主义，我就不同意，说粟裕同志不是那种人。”
原南京军区政委傅奎清也曾坦荡回忆：“那时批判粟裕，我们华东局的同志不发言，还批评我们，说我们的态度不端正，因为华东局的同志都知道，粟裕二让司令，什么个人主义、野心家？根本不符合事实。”
历史总是在后来会澄清，可这总需要时间验证，时间，却又是消磨一个人年岁最好的“手段”，粟裕的事在他去世后，终于说清了，但是在1958年，尽管有肖劲光，陈赓等人为粟裕讲话，可粟裕却始终的无法逃过这次批判。
开国上将叶飞，中将王必成，陶勇，三人是战争年代里，粟裕最得力的助手，他们与粟裕关系最为亲密，要批判粟裕，他们三人当然是上级领导“照顾”的对象。
叶飞是作为三人中的“老大”，他与粟裕亲密，但同样对粟裕也不满，因为在20年前的“南阳事件”中，粟裕曾下令抓他，使得他差点殒命，以至于他心里一直是耿耿于怀。
有领导知道这件事，他就来劝叶飞，要他“揭露”粟裕，在这个关键时刻，叶飞还是比较“守大节”，他明白自己与粟裕的恩怨，是个人之间的，所以，无论面对谁的劝说，他都一言不发。
叶飞尽管在1949年的“金门战役”中指挥失利，但他不失为毛主席的爱将，而且此时他还担任着福州军区的政委，并且是福建省党政军主要领导人，所以，面对他的沉默，尽管上级领导很不满，但他们也不敢真正的找叶飞的事。
而领导对王必成，陶勇两人，倒是没有客气了，领导要求两人必须发言。
陶勇很光棍：“领导，你知道我家境贫寒，八代都是农民，我自己当了团长，连名字都不会写，要不这样，请您的秘书写一篇材料，我上去念怎么样？”
陶勇的态度还算是比较“配合”，上级领导很欣慰，可让他没想到的是，等陶勇真正发言时，却是狠狠打了他的脸。
陶勇上台后，当场念道：“我文化低，识字不多，这个稿子，是XXX首长的秘书XXX写的，但有的字笔划太多了，我怕念不好，错的地方，请X秘书补充.......”
听到陶勇的讲话，参加会议的人当场笑翻了，众人纷纷讨论起来，大会主持人一看，当即派人将陶勇赶下了台，让他停止了发言，这场“闹剧”才结束。
这件事，或许也是陶勇耿直性格的一种表现，同样也为他之后莫名离世，埋下了伏笔。
对陶勇的一套说法，王必成显得更为坦荡。
王必成没有如叶飞一样一言不发，也没有如同陶勇一样，让别人给自己准备发言稿，他完全是自己一笔一划写出来的，同样，他讲的话，也是他内心最为真实的声音。
王必成当着众人的面，先抑后扬，他说：“我，王必成，奉命揭发大阴谋家粟裕。粟裕的大阴谋，有两点我体会深刻，那就是“大”和“谋”，济南战役未结束，粟裕就向中央建议打淮海大战，一役基本解决歼灭蒋军的主力问题，中央采纳了粟裕的意见，我们取得了决战淮海的胜利，提前两年解放全国。这个谋有多大，我是小人物，不敢评论，也没资格评论，但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最清楚……”
确实是1948年9月24日是济南战役最后一天，也是当天晚上，粟裕向党中央发电，提出了“淮海战役”的想法，只是当时粟裕的想法，还是小范围的“淮海战役”，没有之后的那么大，但这并不能否认粟裕的想法是“天马行空”。
王必成的发言，有理有据，引起了在台下坐着的三野将领的共鸣，其他将领看向王必成的眼光，也大有不同，有的人眼里是敬佩，有的人眼里是愤恨，还有人眼里是冷漠。
贺龙元帅，早些年间曾行走江湖，他最佩服的就是这种肝胆相照的“义气”，对王必成的这些发言，贺龙很是赞赏：“王必成可信，可交。”
后来，他又说道：“王必成可深信，可深交。”
实际上，从“叶王陶”三人对粟裕批判的表现上，也足以看出他们各自的性格，当然在后来，三人的各自归属，也各有不同。
叶飞曾任海军政委，海军司令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以副国级离休，陶勇则是1967年去世，真正的死因至今未解，而王必成曾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等职，1989年去世。
临终前几年，王必成还到处想方设法为老领导粟裕平反尽力，可惜他最终未能看到老领导真正“平反”的那天，不过，就在1994年粟裕真正被“平反”后，王必成的老伴，立刻将报纸放在了王必成的遗像前，希望他九泉之下能够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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