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元旦，周恩来吃午饭时，听到龙飞虎和童小鹏说：“今天是熊老板80诞辰。”周恩来一听，说：“我今天一定要抽时间去拜寿。”
下午七点，正忙着做晚饭的朱端绶听到门铃响了，打开门一看，顿时惊呆了，来客竟然是共和国的总理———周恩来。
周恩来晃了晃手中的酒，笑着说道：“端绶，我今天向老板拜寿来了。”朱端绶急忙把周恩来迎到客厅。坐下后，周恩来对他们说：“我给你们带来一份我亲自书写的证明材料，早就写好了，只是事情一忙，忘了送过来了。今天要不是小超（邓颖超）提醒，只怕又忘了。”
这份证明材料，是周恩来几年前写的。当时，朱端绶的女儿要参加外贸工作，周恩来就在一个文件上批语：“在内战时期，熊瑾玎、朱端绶两同志担任党中央最机密的机关工作，出生入死，贡献甚大，最可信赖。”并写成了一份正式的证明材料。
从这份证明材料就可以看出，周恩来对于熊瑾玎、朱端绶的评价是非常高的。
“熊老板”就是熊瑾玎。1921年，毛泽东、何叔衡从长沙乘船去上海参加党的“一大”，为了支持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熊瑾玎拿出两万元现大洋，交给毛泽东，作为提供给党的经费。
在大革命时期，他和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贺龙、李维汉等众多的中共早期领导人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这一切还要从他开的那间“福兴商号”的土布店铺说起。1928年，由于湖北省委机关受到严重的破坏，被捕和牺牲的同志日益增多，熊瑾玎在武汉已经很难开展工作。于是，他决定去上海找党中央汇报。
四月，在上海找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维汉，他向李维汉报告了武汉党组织的情况。李维汉和他是老乡，又都是新民学会的早期会员，同在长沙从事过革命活动，彼此很了解。李维汉熟知他富有理财经验，又稳健可靠，便让他留在上海，担任中央秘书处的会计科科长。
当时的上海，处处弥漫着白色恐怖的气息。李维汉让他首先另外建立一处中央政治局开会办公的秘密机关。熊瑾玎装扮成一个颇有身份的商人，到大街小巷去勘查。一连几天，看了好多地方都觉得不合适。
最后，在四马路云南路路口找到了一所两层的楼房，那里进出要经过一条不引人注目的小巷子，巷子内比较脏乱，一般人不会从那里经过。房子的二楼共有三间，一间面积大，作为客厅，可容纳十几人活动，正好供中央政治局开会之用。其余两间，一间作为卧室，一间作为厨房和堆放杂物。最为关键的是，这个房子它处于天蟾舞台后面，中央领导人去开会，还可以从天蟾舞台侧边的楼梯直接上到楼上，万一出事了，也可以从这条楼梯直接进入到闹市中。
租下这间门面之后，熊瑾玎便在门口挂起了“福兴商号”的招牌，经营湖南纱布。从此成为了老板。此后40多年，党内和党外的朋友都称他为“老板”或者是“熊老板”。
为了掩护，周恩来又调来了19岁的女共产党员朱端绶当“老板娘”，与“熊老板”一起住机关。两人都是长沙人，朱端绶在湖南长沙女子师范学校上学时，熊瑾玎是教务处的主任。此后，两人又长期在湖北省委共事。
熊瑾玎在离开汉口的前一天，到湖南会馆去看望自己的侄儿和侄媳妇，这两人都患病了。是朱端绶在尽心地照料着他们，彼此留有良好的印象。在上海相处几个月之后，进一步加深了感情。当年的中秋节，周恩来、李维汉、邓小平在“福兴商号”开过会之后，找到一家川菜馆，备了一桌酒席。周恩来有意促成他们的婚事，就在席间提议他们结为伉俪。李维汉、邓小平等人都赞成，两人就此结为了革命伴侣，开始终生同甘共苦的革命生涯。
从1928年到1931年这期间，几乎每周，有时候一、两天就有中央领导人到“福兴商号”开会、办公。很多全国性的重要指示在这里诞生，比如：中央对各地红军所发出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六届二中全会和三中全会的准备工作等等。
说起熊瑾玎夫妇这一时期最大的功绩，还是竭尽全力、兢兢业业地使这个秘密机关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这在白区，特别是上海这样的中外反动势力强大，统治严密的白区，是很难以做到的。
三年时间，到这里开会的中央领导人有周恩来、李维汉、邓小平、任弼时、蔡和森、项英、彭湃、李立三、刘少奇、邓颖超、陈赓等二三十人之多。当时中央规定，不是碰头会，即使是中央领导人，也不能随便来到“福兴商号”，更不准用“福兴商号”作为一般的联络机关，熊瑾玎夫妇更是严格保密，连自己的儿子熊凯文也不知道这个秘密。
查阅相关资料，找不到任何关于“福兴商号”惊心动魄的故事。倒是找到不少有关美食的资料，熊瑾玎夫妇考虑到中央领导人工作十分繁忙。特别是周恩来，他身上的担子很重，很为他的健康担心。就想着他们来此开会时，如何把饭菜弄好，使他们能够多吃一点，身体得到补偿。
他们发现周恩来喜欢吃红烧狮子头、清炖牛肉和火腿冬瓜汤，就专门去找厨师学习。做红烧狮子头，要选购肥少瘦多的好肉，去皮剁碎成泥，然后加一点虾米、香菇和盐进去，再剁一阵……活生生的就是菜谱啊！
虽然从文字上看，他们非常轻松。但是，背后付出的艰辛，每一个从上海走出来的中共党员，多多少少都能体会得到。这也从侧面证明他们把个秘密机关经营得非常好，因为这个地方不能出一点差错，哪怕是一点小小的意外，带来的后果都是不可估量的。
很多中共领导人对这个地方念念不忘，李维汉在回忆录中写道：“新中国成立之后，1952年，毛泽东在杭州起草宪法，通知小平和我去开会。小平对我说：‘罗迈，我们两个到上海去看看那个老地方吧。’跑到那里一看，房间的样子没有变化，但已变成卫生站。这是两届中央政治局工作过的地方，而且是一个长期没有受到任何破坏的秘密机关。”
1946年，周恩来和国民党举行谈判，来到了上海，特地对同行的熊瑾玎夫妇说：“你们去老地方看看，拍些照片回来。”
1931年，顾顺章叛变之后，熊瑾玎夫妇得到组织要他们立即撤离的紧急通知。马上把重要文件、账本等藏起来，其他的文件一律销毁，离开了他们苦心经营了三年的“福星商号”。
熊瑾玎夫妇在上海还有一个秘密任务，只有周恩来等少数人知道，那就是按月送生活费给贺龙的家人。
1933年4月8日上午十点，由于叛徒叶功昭出卖，国民党特务突然闯入了贺龙家属在上海的住所，不由分说，逮捕了贺龙的众多家属。叶功昭是全国总工会增调处的，为了调拨经费，曾经去过贺家。3月，在杭州被捕，随后叛变，供出了贺龙家属的情况和住址。
这天中午12点，熊瑾玎来到贺家送生活费，远远地观察四周，看没有任何异常。又根据以往的经验，敌人出动逮捕共产党机关多在早上和晚上，很少有大白天行动的。加之他认为贺家不是党的机关，除了他每个月来送生活费之外，往来的党员很少，不会引起敌人的注意，便匆匆上楼了。其实，周围早就布满了便衣特务，他刚一上楼，外面的特务就围了上去，两人直接堵在楼梯口，等熊瑾玎步入贺家门时，等候在里面的特务就将他扭住。
熊瑾玎被押走之后，国民党特务仍然守候在贺家的附近。到了晚上八点多钟，朱端绶见丈夫还没有回来，急得团团转。可是身边有两个孩子，一个四岁不到，一个才两个月，离不开大人，又不敢声张，一晚上彻夜未眠。
第二天，她决定让熊凯文去贺家打探一下消息。临行时特地叮嘱，一定要先去楼下理发店看看情况，然后再上楼去贺家。如果情况不对，就不要上楼。天还没亮，熊凯文就动身出发了，到理发店时还不到七点，店家没有开门。他敲门没有人应答，由于太年轻了，又没有经验，急于知道父亲的下落。忘记了朱端绶的叮嘱，直奔楼上贺家，被守候的特务抓住。
朱端绶见熊凯文也迟迟没有回家，便知道贺龙家属出事了。急忙去找中央有关领导，请求营救。党组织立即展开行动，首先通过进步律师史良的关系，到关押的看守所了解情况。
叶功昭由于级别较低，并不认识熊瑾玎，更不知道“福兴商号”。熊瑾玎被特务打得遍体鳞伤，绝不透露一个字，并严正指责他们打人是违法的，要向法院控告。
党组织还通过史良请到了上海最著名的董康大律师，与史良一起出庭为熊瑾玎等人辩护。不料出庭这一天，特务带来一个叫徐锡根的人出庭指证熊瑾玎。
徐锡根是六届一中全会选出来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因为工作关系与熊瑾玎接触较多，并多次去过“福兴商号”，见过他们一家人。对熊瑾玎和李维汉等中央领导人的关系也有所了解，大概是出于害怕受到中央特科“打狗队“”的惩处，出庭时化名叫冯琦。
熊瑾玎对于这个叛徒愤恨至极，只想扑上去狠狠地抽他几个耳光。但仔细一想，如果感情用事，只会暴露出自己的身份，不到最后不能采取这种极端的斗争方式。于是他冷静下来，当法官听到徐锡根的指证之后。熊瑾玎一口咬定，自己根本不认识他，从来没有见过冯琦，他是为了升官发财，冤枉好人……
由于熊瑾玎的矢口否认，加上董康的驳斥和辩护有理有据。而且刑庭庭长、推事和检察官都是董康的学生和朋友，因此法庭决定退庭，择日再审。
但是，这天散庭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不幸事件。开庭之前，朱端绶跟着史良去候审室休息，准备庭审结束后，以表妹的身份探视熊瑾玎。史良去开庭了，朱端绶一个人在休息室等候。所以她并不知道徐锡根出庭指证的事情，熊瑾玎经过休息室门口时，朱端绶便上前同他谈话。
不料，徐锡根在后面看到了，赶紧上前去。一面要看守将熊瑾玎押回看守所，然后扭住了朱端绶说，指认她不是熊瑾玎的表妹，而是他的妻子，也是共产党员。
朱端绶十分机敏，马上反驳道。你说我是他的妻子，也是共产党。当然会知道我叫什么，你说出我的姓名来。朱端绶知道，徐锡根虽然去过她家，见过她。但平时大家只叫她小妹妹或者是老板娘，除了周恩来、李维汉等极少数的领导人之外，都不知道她的真实姓名。徐锡根当然回答不出来。
朱端绶便大声痛骂道，你这个流氓，害人精。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胡说八道。随即一把推开他的手，准备要走。这时，特务已经将朱端绶团团围住，不由分说地将她押到了巡捕房进行审问。
中共有关领导知道朱端绶被捕后，立即让史良设法营救。同时，立即派人去朱端绶家，将有关律师为熊瑾玎辩护的信件、文件等材料全部销毁。租的房屋退掉，将他们的两个小孩儿带回去，请专人照顾。
史良立马连夜赶到了巡捕房，见到了朱端绶。得知了她的入狱，也和徐锡根这个叛徒有关。史良把这一系列的情况告知了党组织。
大家认为，如果不除掉这个叛徒，不但熊瑾玎和朱端绶的真实身份会暴露，而且会给党组织带来更大的危害，因为他熟悉党的秘密工作方法，知道许多中央领导人的情况和隐蔽住所。于是，中央特科命令红队人员在下次开庭之前将叛徒徐锡根秘密处决了。
虽然徐锡根被处决了，但是他生前的证词还在。1933年12月16日，熊瑾玎被反动派判处有期徒刑八年。熊凯文和朱端绶当庭释放。
抗战爆发之后，国共合作抗战，熊瑾玎于1937年9月6日被保释出狱。出狱后，顾不上被折磨得鬓发飞霜，形容枯瘦的带病之身。赶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找到叶剑英、博古等人。要求党组织给他分配工作。
1938年—1946年，熊瑾玎被中央派往重庆中共代表团，担任《新华日报》社总经理，又一次当上了“老板”。
在艰苦的岁月中，熊瑾玎不仅使《新华日报》突破了国民党的经济扼杀得以维持，还为中共南方局筹措了大量经费，他由此赢得了“红色管家”这一美称。
但就是这样一个掌控财政大权的人，自己家却是一贫如洗。熊瑾玎年仅半岁的三女儿突患肺炎，长时间高烧抽筋。夫妇两人心急如焚地忙抱着女儿去医院就诊，医生却说要10块大洋才能接诊。熊瑾玎夫妇平时本就省吃俭用，为人清廉，没有钱来付这笔巨额医药费。作为报社总经理，在旁人看来支取部分经费当然不成问题。但是他们想到的是党的经费不能私人随便动用。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夫妇两人只好抱着孩子回家。到家后，妻子便痛哭起来，原来女儿已经在寒风中死在她怀中……
新中国成立后， 熊瑾玎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等职。被选为第一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周恩来在证明材料中指出：“在内战时期，熊瑾玎、朱端绶两同志担任党中央最机密的机关工作，出生入死，贡献甚大，最可信赖”。
1972年9月，熊瑾玎由于年老体弱，加上操劳辛苦，连日呕吐，完全不能进食。周恩来知道后，立即派去自己的两位保健医生，并请吴阶平教授为他诊疗。又亲自打电话指示北京医院，立即派出三名特护护理。
1973年1月15日，熊瑾玎病情进一步恶化，周恩来不顾自己重病在身，赶往医院看望。见面时，熊瑾玎已不能说话，昏迷不醒。周恩来心情沉重的站在病榻边，问朱端绶：“熊老有什么话要说吗？”朱端绶拿出熊瑾玎叮嘱他记在纸上的两句诗：“叹我已辞欢乐地，祝君常保斗争身。”
周恩来默默点了点头，弯下腰，轻轻地握起了他的手，沉默许久才放下。他向这个共同战斗了近半个世纪的亲密战友做最后的诀别。
1973年1月24日，熊瑾玎与世长辞。当天下午，邓颖超立即赶到家中去看望，并带去了周恩来的诚挚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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