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1日，也就是苏联对日本宣战后的第三天，朱德总司令发布了“第二号命令”：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受日、伪军投降，吕正操所部、张学思所部、万毅所部、李运昌部即日由现在的驻地，向东北开进。
进军东北，绝不是临时决定的，而是毛主席考虑已久的设想。早在1944年11月，毛主席在六届七中全会上就说过：“中国的国土蒋介石丢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还要准备几千干部到满洲去。”1945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主席再一次强调：“要准备20到30个旅，15万到20万人，脱离军区，将来开到东北去。”
东北究竟能不能去，中央此刻也没谱。8月29日中央给晋察冀、山东分局的指示中说：“晋察冀和山东准备派到东三省的干部和部队，应迅速出发，部队可用东北军和义勇军等名义。只要苏军不坚决反对，我们就可以非正式地进入东三省。不要声张，不要在报纸上发表消息。进入东三省后，不要坐火车进占大城市，可走小路控制广大乡村和红军未曾驻扎之中小城市，建立我之地方政权和地方部队，大大地放手发展。
毛主席之所以盯住东北，是因为这里有丰富的资源和完整的工业体系，更重要的是蒋介石在东北也没有统治的基础。谁捷足先登，谁就取得了打天下的主动权。所以，在听到苏军出兵东北的消息后，朱德就下达了第二号命令。
接到命令之后，驻河北、辽宁边境的李运昌部，是距离东北最近的一支部队。尽管李运昌并不知道这个命令政治、军事背景，这位1925年黄埔四期学生，参加过秋收起义的老党员，曾经在刘少奇领导下，在满洲省委搞过地下工作，所以对东北是十分熟悉的，李运昌召集部队召开紧急动员大会，立即行动向东北进军，会议确定：由李运昌率领13000名官兵以及2500多名地方干部，分三路开始向热河、辽宁和吉林进发。由曾克林和唐凯率领16军分区的12团、18团以及朝鲜支队等共计4000多人，从抚宁出发，向锦州、沈阳等地前进，这支部队又称为是挺进东北的前梯队。
为了加快进军东北的步伐，曾克林考虑到山海关有日、伪军2000人驻守，他们拒绝向八路军投降。山海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称之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且城墙高大坚固，八路军只有枪没有炮，不占优势。于是决定置山海关于不顾，跨越长城，攻取前所车站，切断山海关敌军的退路，而这个车站只有400多人，虽然戒备森严，但是士气不高，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他们已经成为了惊弓之鸟，曾克林胸有成竹，当即向伪军发出最后通牒，果然，不费吹灰之力，400多人无条件投降，缴获步枪200多支，机枪十挺以及一批军用物资。彻底切断了北宁铁路山海关至锦州的交通，山海关的日军据点陷入了孤立状态。
而这时，他们收到情报，苏联红军有一支分队从赤峰方向而来，注意与苏军联系，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曾克林非常高兴，决定组织部队和军乐队迎接苏军，苏军分队大约60人，乘五辆汽车后面拉着大炮，手持武器。因为语言不通，苏军以为他们是日伪的杂牌军，示意缴械投降，机枪也对准了他们，气氛顿时紧张了起来。
于是，他们指着自己手臂上的镰刀、锤头图案，伸出手臂他们看，并比划着说：“我们是共产党。”苏军的戒备心明显放松了些，但还是听不懂，他们想到了一个主意，听说各个国家领导人的名字是音译的。于是曾克林就比划着说：“毛泽东，毛泽东，毛泽东。”当苏联军队听到“毛泽东”这三个字时，招呼一个稍微懂点汉语的蒙古人过来，费了老半天劲，他们才明白，原来是八路军遵照毛主席、朱德的命令进军东北，配合他们军队收复东北失地的。
曾克林考虑到，如果这个时候直接进军锦州、沈阳，那么山海关就成为他们后顾之忧，而且对后续部队也非常不利，决定立即杀过回马枪，攻克山海关。苏军的这支小分队，虽然人数不多，但装备精良，有重火器和汽车。于是，曾克林向上级请示：让苏联军队配合他们攻打山海关，我军担任主攻，苏联配合行动。
苏军除了留少数部队在前所车站之外，绝大部分随他们一起进军。曾克林决定先礼后兵，来一波政治攻势，于是，向敌人下达投降的最后通牒，派人送了过去，但他们仍然是顽固不化，拒绝投降。各部队迅速展开，冲向山海关。苏军集中轻重机枪和迫击炮封锁天下第一关城楼的制高点，18团趁机冲到了城门下。一时枪炮声震耳欲聋，火光冲天，在枪林弹雨中，战士们搭起软梯，奋力地登上城墙，敌人顿时阵脚大乱，见势不妙溃退到城中，凭借着街道房屋展开巷战。苏军指挥官指挥着迫击炮轰开了城门，后续部队和苏军一拥而入，穷追猛打，使得敌人丧魂落魄，有的跪地投降，有的弃枪逃跑，日军抵挡不住向秦皇岛方向溃逃，伪军见日军都逃跑了，不敢抵抗，纷纷缴械投降。
山海关被攻克下来了，曾克林又带领部队沿铁路向锦州前进，与驻锦州的苏军会合后，留下1个团守卫锦州，然后，带上4个连，乘坐火车向沈阳进军，到达沈阳车站，苏军守卫部队神经顿时紧张起来，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中国的部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的，把住站台不许他们下车。曾克林带人到苏军沈阳卫戍司令部接头，遭到苏军司令的一顿责问：“你们是什么军队？从哪里来？谁叫你们来的？”曾克林本来耐着性子向他解释：奉延安总部命令前来接收东北。不料这位司令一口拒绝，将曾克林等人赶回了火车上。曾克林不得已决定以硬对硬，来到苏军司令部，见到苏军司令，把袖子一卷，露出胳膊上刺的五角星和镰刀、斧头标记，大声喊道：“共产党，毛泽东！”一位苏军政工干部看出了门道，听曾克林诉说了他们的来历和任务。毕竟大家都是共产党，苏军的态度缓和了，同意他们下车进入沈阳市区。
曾克林整顿队伍，穿上缴获来的日本黄军装，扛上枪，列队走在沈阳的大街上。被日本人奴役了十几年的东北人民，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队伍。
曾克林成立了沈阳卫戍司令部，自任司令。当时沈阳还很混乱，大批日本军人和侨民等待遣返回国，苏军则忙着拆卸军工厂的机器设备，当作战利品装上火车，运回苏联。大批工人失业，整天游荡在街头。曾克林命令扩充部队，只要到街头一喊，马上就有成群的人报名参军。不到十天功夫，部队就从不到1000人迅速扩充到20000万。
苏军把日本关东军的一个军火仓库交给曾克林帮忙看守，结果曾克林下令开仓取枪。只要长着手，想拿多少拿多少，很快搬出3万支步枪， 300挺机枪和100多门炮。这一下，把苏军惹恼了，因为根据苏联和国民党签订的条约，东北的大城市都要交给国民政府，不能交给八路军。允许曾克林部进入沈阳，已经很照顾了，没想到曾克林在沈阳咋咋呼呼大干起来，这样会刺激国民党和美、英等国，使苏联处于被动难堪。
苏军下令，要把曾克林他们赶出沈阳，曾克林也不吃这一套，说是奉中央命令来的，你们管不了，要想让他们离开，必须由延安下命令才行。苏军没有办法，便向苏军在东北的最高指挥官华西列夫斯基、马林诺夫斯基两位元帅报告。
而这时，周保中听到有人告曾克林的状，他才知道有八路军到了沈阳，非常激动，立即指示在沈阳的冯仲云前去与曾克林联络。事实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中，周保中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才是第一个到达东北的。1945年6月2日，驻扎在苏联境内的东北抗日联军领导人、“国际88旅”旅长周保中，被苏联远东司令召去，向他传达了苏军即将对日作战的意图。
1940年，在抗联部队遭受严重挫折、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继续组织开展小分队游击活动。3月19日，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在苏军远东边防军司令部，讨论越界过江野营整训问题，苏方原则同意东北抗联的请求。不久，按照抗联党委统一部署，战略转移开始，第一、二、三路军陆续越过中苏边界进入苏联方面指定区域，组建南北野营，由苏军提供后勤供应和军事训练。 1941年8月初，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在苏联成立，周保中任旅长。1942年8月1日，东北抗联被整编为苏联红军远东方面军第88独立步兵旅，周保中任旅长。
根据苏军的要求，周保中对抗联干部进行训练，在远东战役开始前夕，将他们分配到苏军各部队中，担任向导，向苏军详细介绍东北各城市的地理情况、关东军的军事配备、特点等有价值的情报。在出发前，他们收到斯大林的来电：“东北是你们中国人民的东北，苏联红军的任务是解放东北，建设东北的任务是你们的。待命。”由于周保中与中共中央早已失去联系，没能将这些情报通报到延安。在苏联的刘亚楼、卢冬生等人，也因为没有通讯的原因，无法及时向中共中央汇报。
1945年8月11日，周保中按预定方案召集部队登舰，跨过黑龙江返回国内，同时担任东北人民自卫军总司令。他们跟随苏军打回东北后，迅速分散为许多小组，进驻到东北各地57个城市。苏军担任卫戍司令，抗联的人就担任副司令。周保中任长春卫戍副司令，李兆麟担任哈尔滨卫戍副司令……周保中与苏军元帅保持着密切联系。因为他们在苏联住了几年，被编入苏军序列，所以苏联人很信任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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