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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集团企图整倒邓小平,整倒党的一批老干部,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他们首先集中攻击邓小平。

在1976年2月中央召开的打招呼会议期间,张春桥多次攻击邓小平是“垄断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对内搞修正主义,对外搞投降主义”。

3月2日,江青擅自召集11省、区会议并发表长篇讲话,她说:

“邓小平是个谣言公司的总经理,他的谣言散布的很多。”

“他是个大汉奸,现在已经走得很远了。”

邓小平是“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买办、地主资产阶级,中国有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就是邓小平。”

“要共同对敌,对着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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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还表露她想当“女皇”的野心,说:

“有人写信给林彪说我是武则天,有人又说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

“吕后是没有戴帽子的皇帝,实际上政权掌握在她手里。”

“武则天,一个女的,在封建社会当皇帝啊,同志们,不简单啊。”

“诽谤吕后,诽谤武则天,诽谤我,就是诽谤主席嘛。”

3月10日,毛泽东写下:“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开11省谈话。”

江青一伙为了大造舆论,授意并亲自审定发表了一大批文章。

1976年1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梁效的《教育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

2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2期发表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和辽宁大学大批判组的《不许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

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

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梁效、任明的《评“三项指示为纲”》。

3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3期发表了初澜的《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

4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4期发表了苗雨的《反击卫生战线的右倾翻案风》和程越的《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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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篇累牍,铺天盖地。这些文章把邓小平主持的各条战线的整顿都诬蔑为“右倾翻案风”,鼓动在各个方面开展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

在《教育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中,把“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学校和教育说成为资产阶级统治效劳的“旧学校”、“旧教育制度”,提出要“粉碎这股复辟17年旧教育的右倾翻案风,彻底摧毁旧学校”。

在《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中,把邓小平关于提拔著名科学家到领导岗位的正确意见批判为“专家治所”、“否定党的领导的投降主义言论”提出要在科技界实行“专政”的荒谬主张。

在《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把邓小平根据毛泽东关于调整文艺政策的意见提出的正确意见,攻击为文艺界的“黑风”的风源,为17年修正主义黑线和旧文化部“扬幡招魂”。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中,把“三项指示为纲”说成翻案复辟的政治纲领,把邓小平提出的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全党今后25年内的一个根本任务批判为鼓吹“唯生产力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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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0日《人民日报》社论《翻案不得人心》说:

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指出:‘翻案不得人心。’

“走资派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党内的资产阶级。”

“由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存在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总会在党内出现走资派,出现新的资产阶级的代表,‘走资派还在走’的现象将长期存在。

煽起右倾翻案风的那个人,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前追随刘少奇槁修正主义、对抗历次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过而下肯改悔的走资派。”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集中批判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修正主义路线,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

”的反动公式。江青在一次讲话中说:

“老干部 75%都是民主派,民主派发展到走贤派是客观的必然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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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在 2 月中央打招呼会议期间私自召见上海亲信时提出:要研究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研究现在的阶级关系;

颠覆政权的不是老资产阶级,而是“党内走资派”;党内“有一批人根本是资产阶级”。

2 月底 3 月初,在徐景贤等人组织下,上海市委召开了大型的“理论工作座谈会”,讨论所谓“老干部变走资派”的问题。

4 月初,上海市委召开万人大会,经张春桥审阅批准,徐景贤作了《从民主派变成走资派》的长篇讲话。经姚文元审定的《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也在 3 月 2 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第 3 期发表。

文章从分析所谓“右倾翻案风”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入手,指出:老干部

“如果思想还停止在旧阶段,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和世界观来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革命,那就会代表资产阶级,就会成为走资派,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

“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同路人到社会主义时期的反对派、复辟派,从思想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到搞修正主义,这不正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暗指邓小平)所走过的道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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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民主派变成“走资派”说成是普遍规律,是“20 多年来我们党内反复出现的一种历史现象”,这个理论是极端荒谬的。

它从根本上歪曲了党的斗争历史,丑化了党的一大批老干部的形象。江青等人还向文艺界布置赶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文艺作品。

2 月 1日,江青对于会泳等人说,现在演的戏,一个也没有与走资派作斗争的,这怎么行?

要他们赶快布置将“与走资派斗争”的电影改编为京剧,紧密配合“当前的斗争”。

2 月 6 日,张春桥又向于会泳下达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有深度的作品的任务,他说: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务,是当前迫切需要完成的任务;写这种题材,概括的广度大些,可以写一个地区、一个市、甚至一个省、一个部;要有思想深度,要写出走资派的特征。

2 月 16 日,江青对《人民日报》上吹捧《朝霞》丛刊《序曲》的文章作了批示,要求把该书一些写“走资派”的作品“改编为电影、戏剧”。于会泳等人立即召集各种会议加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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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 日,反党影片《反击》由迟群筹建班子开始炮制(6月 4 日正式开拍,9 月完成)。

3 月 16 日至 23 日,文化部召开了“创作座谈会”,于会泳传达了张春桥的指示,并且布置了 20 部“与走资派斗争”的创作规划。

其中写到中央部长、副部长或省委书记是“走资派”的有 8 部,写到地、县(包括工厂)领导干部是走资派的有 12 部。

6 月,反党影片《盛大的节日》和《千秋业》开始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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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给全国人民带来的巨大折磨和痛苦,他们再也不能忍受了!

2 月中旬,北京街头出现了传单:

张、江、姚是林彪式的小舰队,是陈伯达式的政治骗子,他们欲把大批老同志置于死地而纂党夺权。

起来!起来!战斗!战斗!全国人民紧急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向叛徒、野心家、阴谋家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之流进行坚决斗争!

全国各地愤怒的人群起来了,投入战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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