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人家说夫妻就是上辈子的冤家,不是冤家不聚头。我和妻子就是这样的一对,从小时候的闹别扭,到后来的情深似海,起因竟是一条三八线

“李文瑞,你要是把胳膊再靠过来,小心我扎你!”一个姑娘恶狠狠地说道。

一个男孩挥舞着拳头,“你敢扎我,我要把你揍得鼻青脸肿。”

说完,不顾小姑娘的威胁,他毅然决然将胳膊顶了过去,使劲将姑娘往一旁挤去。

姑娘用手中的铅笔,狠狠地朝着男孩胳膊扎去。男孩胳膊快速往回一撤,铅笔一下子扎到了桌面上,笔芯断了。

此时,男孩洋洋得意地说道:“你划条三八线,也没用。我是英勇的志愿军,就要打过三八线。”

小姑娘给了他一个后脑勺,“以后我不理你了!哼!”

这是小时候上学时候的一幕,当然这种场景已经发生了多次。双方也互有胜负,斗得不可开交。

这个小男孩就是我,而这个小姑娘是大队书记的女儿-胡丹。

我叫李文瑞,1961年出生在汉江边上的一个农村家庭。家里虽然条件一般,但父母恩爱,兄弟姐妹之间友爱,家庭氛围非常好。

我是家中最小的儿子,哥哥姐姐们读书不成,父母就将希望寄托在了我身上,希望我能当个文化人,以后有出息走出农村。

那时候没有幼儿园,不过在四岁多的时候,二姐就教我读书认字和算数。我也学得有模有样,很快,三年级毕业的二姐就教不了我了。

父亲激动得热泪盈眶,老李家要出个读书种子了。

1967年,我在大队小学上一年级。因为我启蒙得早,加上读书可能真有点天赋,很快就在一众小学生中崭露头角。

二年级时,大队书记的女儿胡丹和我成了同桌。她的成绩也很好,但一直没能考过我,这让她心里十分不高兴。

我们当时用的都是那种老式木质课桌,比较小。那时候比较穷,冬天又冷,家里都是将能穿的都穿身上,整个人圆滚滚的像个狗熊一样。

课桌本来就小,穿得又多,显得桌子更加不够用了。胡丹家里条件好一些,她穿一件带花的夹袄,里面全是新棉花,轻巧好看又保暖。

我往桌子上一趴,就占了一大半的位置。胡丹本来心里就不高兴,看我占了大半张桌子,更加不高兴。

刚开始,我写作业时,她就使劲往挤我。我也有些不好意思,就往边上让让。但写着写着就又忘了,这可把胡丹气坏了。

她在桌子上拿小刀刻了一条印子,说这是“三八线”,以后不准越界。

后来,她还真拿铅笔扎了我几次胳膊。我气急败坏,也不管什么三八线了,上课就故意挤她,逗闷子取乐,于是就经常发生文章开头的那些场景。

这种日子一直持续到了1972年,这一年我们小学毕业了。我和胡丹又去了公社上中学,当时的中学只有四年,两年初中加两年高中。

上中学时,我们依然在一个班,但已经不是同桌了。加上那时候人也大了,男女生之间也几乎不说话,所以我和胡丹反而生疏了许多。

1976年,我们高中毕业了。此时高考还没有恢复,我们只能回生产队务农。

当年年底,我们曾就读的大队小学缺了一名老师。

我很想去当老师,毕竟这份工作,一不用出大力,就能拿满工分,二也算是个文化人该干的职业,符合家里人的期望。

可还没等我去联系,这个老师的缺已经没了,后来我才知道是胡丹去当了老师。

纵然心有不甘,但她父亲是大队书记,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事也改变不了。

于是,我便在生产队务农。后来我补了生产队会计的缺,虽然比不上当老师,而且繁杂的事特别多,不过我也满足了。

我在路上碰到过几次胡丹,她对抢了我老师的职位很不好意思。

我倒是没有怪她,还跟她开玩笑,让她可要注意,不准学生在桌子上划三八线了,那木桌已经伤痕累累,再划搞不好,就从中间断成两节了。

胡丹听我说起“三八线”的事,也是感觉好笑。看我确实心无芥蒂,她也放下了心,跟我开起了玩笑。如今再回忆起以前的事,反而成了趣事。

1977年10月份,胡丹来找我,说是恢复高考了。我们都很激动,在学校教室搞了自习室,每天下工后就去复习功课,仿佛又回到了以往学习的日子。

只可惜,第一届高考竞争太过激烈,我们的复习时间又短,考试自然是名落孙山。

虽然高考失败,但大家并不是很失落。这一次是时间太短,要是提前准备,是不是就能取得更好的成绩呢!

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像我,初高中成绩都还不错,但那只是在公社高中,和县里的中学比起来,教学质量差得不是一点点。

1978年的高考,虽然准备了大半年,大队也给我们开了绿灯,但结果依然是没戏。

通过这次高考,我意识到了,走高考这条路的希望微乎其微了。于是,这年冬天,我选择了报名参军,想换条路试试。

我舅舅家的表哥在部队当兵,去年他回来探亲时,就告诉我,像我这样的高中毕业生,去部队当兵很有前途。

我记下了这句话,不过当时高考恢复的消息太过振奋,加上我年龄还小,暂时没考虑此事。

如今,参加了两次高考,我也清楚认识了自己的水平,当兵的事就提上了日程。

凭借着高中学历,我的参军之路挺顺畅。

胡丹对我去当兵不是很理解。这一年多时间,我们经常在一起复习功课,仿佛又回到了当初上小学的时候。这一次高考失利,我还安慰她再战一年。没想到,我竟然临阵脱逃。

我有些无奈,自己总不能吊死在一棵树上吧!据说县城中学开了补习班,但想要去借读,就得花一大笔钱,我家里没这个条件,但胡丹倒是可以去试试。

我跟她说了自己的苦衷,胡丹也没有胡搅蛮缠。她满怀期待地说道:“那你去了部队,会给我写信的吧!”

我有些莫名其妙,为何胡丹会这样说。但看到她有些期待的眼神,我点了点头。

1978年12月15日,我离开老家踏上了前去内蒙古包头的军营。

在这里经过了接近3个月的军事训练,身上的稚气一扫而光。算不上从内到外完成蜕变,但也是焕然一新。

部队的氛围相当好,我的年纪较小,受到了许多老兵们的照顾。下连队后,我因为写了一篇关于南疆战场的文章,得以在军报上发表,成了连队里的名人。

连部领导也对我另眼看待,将我列为推荐人选,参加1980年军考。

自从1979年文件下发后,部队中想要提干就只能通过军校考试了。但想要参加军考,一方面是学历,另一方面则是在连队的表现,还有就是军事素质。

我的军事素质肯定比不上老兵,为了能顺利通过预选。排长指派了班长和副班长,专门给我开小灶,确保我能在预选这一关,不会因为军事表现拉胯落榜。

因为关系到全连的荣誉,所以大家都很重视,尽可能地给我创造条件。

我被调到了炊事班,每天不用出早晚操,复习的时间也更加充分。

我后来能顺利考上军校,与战友们的帮助和领导的重视分不开关系,这些都坚定了我在部队奋斗终生的信念。

我下连队安稳了下来后,给胡丹写了一封信,大致说了近况,也算是兑现了自己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