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没能留在当代的当代阿富汗|喀布尔|坎大哈|塔利班|战争|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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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界的眼中，阿富汗常常与战争联系在一起。政治、宗教、传统等种种宏大意识形态笼罩其上，让具体的个体近乎隐身。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他们构成了一个什么样的阿富汗？

班卓是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的副教授。2003年的夏天，她正在进行自己的中亚之旅。在伊斯兰堡的伊朗大使馆等待签证时，她的身边恰好坐着两个阿富汗人，攀谈后，班卓产生好奇，想去阿富汗看看。

作为一名年轻的独身女性，她在阿富汗的旅途中有诸多不便。旅馆里没有女厕所，洗澡更是困难，当地人向她投来好奇和探询的目光，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女性要在没有父亲和兄弟陪同的情况下独自远行，来到陌生的国家。

她感受过当地人的热情、善意和淳朴，也遇到过刚见面就向她求婚的男性。不止一个当地人对班卓说过「塔利班不坏」，如班卓所写，「每个人面对的世界是不一样的」。

由于无法忘怀这段历程，班卓将其写成《陌生的阿富汗》一书，于2005年出版。2024年9月，该书再版。将近20年过去，班卓很遗憾地发现，阿富汗依然被视为一个与灾难相关的符号。

2001年，美国入侵阿富汗，此后这里一直纷争不断。2021年8月15日，塔利班继2001年被推翻后再次掌权阿富汗。塔利班开始实施严格的伊斯兰法：男性必须留胡须，不能抽烟、穿牛仔裤、留短发和西式发型；女性被禁止上学和工作，不能在街上大声说话，需要穿名为「布卡」、遮住全身的罩袍。

我们看到的阿富汗正日趋远离现代性，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但是，如果问题无法解决，外来者有资格评判吗？外部世界又可以做些什么？

「它是一个没有籍贯的国家、一片无声的土地，人们任由它被侵略，任由它自己在那儿贫穷、饥饿、挣扎、死亡，任由它自生自灭。在一些人眼里，“阿富汗”这个概念也许并不包含人，这三个字就像是一个空洞的没有人的名词。在那里，或许有上百万阿富汗人死于饥饿、屠杀或战争，但那不是关于人，不是关于人的死亡—— 只是一些统计数字而已。」至少，我们可以试图更多地理解那里的具体和真实。

作为一个曾经亲身游历阿富汗、与当地人切实相处过的旅人，班卓如何理解这片土地，以及附加在它身上的种种定义与概念？在20年过去后，她如何看待阿富汗的变与不变？《T》中文版邀请班卓写下这篇文章。如果我们无法做点什么，那就多一些感受、了解和心灵上的靠近。

文中部分内容摘自《陌生的阿富汗》（以斜体字标出），全文经过编辑与删节。

乘坐班车从伊斯兰堡前往白沙瓦时，沿着公路是无止境的平行伸展的铁丝网，铁丝网那边就是形势复杂的西北边境省。正值傍晚时分，暗淡的泥金色夕阳照射着铁丝网后面广漠贫瘠的土地，显得无限荒凉。

身旁一个巴基斯坦人忽然指着夕阳落下的方向，感慨万干地对我说：「瞧，这铁丝网后面就是我们的政府和军队无法控制的地方。」

听见这话，周围的人都默不作声地面露感慨。

所以，要想穿过这段特区进入阿富汗，就必须先到白沙瓦的边境事务管理局备案和办理通行证。巴国政府还要求从此地前往阿富汗边境的所有外国人都必须乘专车或是包出租车，且要有一个持枪军人全程护送至边境。

车子在苏莱曼山脉之间的开伯尔公路上行驶着，跟随在公路旁的是一条英国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现已废弃不用的窄轨铁路。偶而掠过的那些小村庄，只有三五个院子，家家门户紧闭，碉堡似的竖着好几米高的厚重围墙。墙面上散布着炮弹轰击过的伤痕，还高高低低地分布着些方形瞭望孔或射击孔。这些静悄悄的村庄既无人迹也无鸡鸣狗叫，从车上望去，村中那无人行走的小道冻结了似的，连两旁的小树也都光秃着枝丫，犹如苟延残喘的幸存者，让过路人看了心惊。

2021年时，美国仓促撤军，关于阿富汗的消息再次涌入大众视听，仍然是令人难过的灾难性新闻。离我最初到那里已经过去快二十年了，阿富汗还是一个灾难频仍的国家，依旧因为灾难才出现在世人眼中。但是，并非因为某个国家、某个宗教集团或某次战争，它才变得如此灾患深重。19世纪以来，在现代化及其附带规则已成为全世界发展准则的情况下，在所有国家或主动或被动奔赴现代化的进程中，在这个进程所造成的世界范围的结构性暴力与灾祸里，阿富汗早已被迫卷入这个结构的底部，承受着源自结构上部的种种欺凌、忽视与不公，其内的战乱和绝望离不开上部各种势力的参与和促成。也许正因如此，对于阿富汗当今的困境，阿富汗之外的人连悲伤与哀悯都显得那么暧昧。

「国家」，是一个名词，更是一个多重观念交织的复杂概念。

人们通常会从多个层面对这个概念进行解析，以便于理解，例如从政治、经济、宗教、历史、文化等；或者从不同视角，例如男性、女性。不同层面和视角依托于不同学科、领域或立场，解读的侧重点也各不相同。经过这样的解析，「国家」这个复杂概念就被分割成了不同领域的研究对象，犹如置于解剖镜下的标本。

然而，在「国家」这个标本里往往看不到「人」。

如果「人」这个词象征着具体的生命与活力，那么在解剖镜下的只能是静止的样本，而非动态的生命。这个解剖镜通常由一种或几种观念构成，当这些观念形成系统时，便被称为「意识形态」。这意味着人类历史同时也是人的存在被观念或意识形态覆盖的历史。到了20世纪，这种现象被称为对人的「异化」。进入21世纪，「异化」已无处不在。

所以可以说，在「国家」这个名词背后跳跃的是各种观念，不太可能是活生生的人，更不可能是活生生的感受。

阿富汗之外的人对「阿富汗」的印象，常常也是由上述种种观念性解读构成，这些印象里不怎么包含具体的人。人们在谈论「阿富汗」时，往往会与战争、贫困、饥荒、死亡、毒品等等联系在一起，这些或是事件，或是某套系统观念下的价值判断，或者更简单，是一些数字的排列组合。

经过漫长的教育和媒体传播，我们的脑子里通常充斥着这些观念，但真正的成长却在于将人从这些观念中释放出来，而不是被其束缚。旅行，便是这样一种成长方式，让我能够穿越这些观念性解读，接触到真实的人和真实的生命。

穆利的爸爸和爷爷都是教授《古兰经》的学者，他自己也曾在坎大哈的一所宗教学院里教授《古兰经》，美国人来了以后他不能再教《古兰经》，只好去教英语和阿拉伯语。目前他在联合国下属的一个机构里上班，帮欧洲人做事。

「你觉得塔利班怎样？」踌躇了一下，我问道。

他正色告诉我，在普什图语里，塔利班是指学习和研究《古兰经》的学生。他说自己曾经就是个塔利班。

「我是指 …… 现今的塔利班军队。」

「他们不坏。」他简短地说。

这样的评价我并非首次听说，尤其是在阿富汗南部。从十九世纪起，阿富汗便饱尝战乱之苦，英国人、苏联人发动的侵略战争结束后，它又陷入血腥内战的旋涡。塔利班武装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1994年成立的。成立之初，塔利班提出「铲除军阀，恢复和平，重建家园」的口号，逐步树立起锄强扶弱的形象，因此获得了多数民众的拥护，势力不断壮大，终于在1996年夺取了阿富汗的政权。

只要能得到相对的和平与安宁，饱受战乱摧残的普通民众宁可接受塔利班后来制定的种种严苛法规；也正因如此，他们对美国人发动的反恐战争则不无排斥与反对。

身为阿富汗之外的人，对一些事情最好别轻易下判断。我这样想着，看了看穆利。

无论说什么，他的神情都带着几分漠然与疏离，好似游离于话语之外，他的表情、眼神和他的话语仿佛相互隔绝、毫无关联。他有时望着前方，好像围着围墙的前方是一个目不可测的远方；有时看着我，但他看着我时，我却感觉自己变成了一个自己也看不见的远方。

跟很多人一样，我往往基于对方的言行举止来判断其内在和我自己的处境，可是在穆利面前，这些经验几乎派不上用场。我时常由于不知该说什么而沉默着，一边听他说话，一边抬头看看月亮和月亮旁边的孤星一点。

当我回想「阿富汗」的过去和现在时，心中仍充满深深的悲凉。

如果说「民族国家」是一种现代社会的政治格局，那么名为「阿富汗」的那个国家则处于这一格局的底层，充满了底层的混乱和矛盾。在这个政治结构中，越往上走，结构越相对清晰。上层掌握着建构价值判断体系的权力，他们能够定义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进而影响公众舆论和政策走向。在这个格局中，处于上层的，任谁都可以去批判、指责或怜悯那个「阿富汗」。

然而，要理解塔利班，得将眼光从这些层级掠过。塔利班的立场深植于阿富汗的宗教文化传统中，同时也深受数十年战争带来的社会动荡的影响，他们的极端主义和对权力的控制包含着对全球化和宗教世俗化的反抗。塔利班试图依据他们所理解的传统伊斯兰教义，重塑一个他们认为「理想」的社会秩序，然而，外部压力的不断增加与内部不安定因素的交织，使得这些教义在他们的统治下变得愈发严苛。

作为社会现象的塔利班不仅是一个政治组织，更是历史与文化的产物，反映了阿富汗社会对现代化某些方面的抵抗。这种抵抗隐含着长期社会动荡所带来的不安全感，同时也是对这片土地长久以来反复遭受外部侵略和干涉的敏感反应。这些抵抗与反应如今常常被视为与现代社会不相容，从而被认为是保守和落后的。

然而，生活在阿富汗的人们并不会自认为「保守」或「落后」，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氛围里，所以我会听到当地人说，「塔利班并不坏。」

塔利班对人们生活的高度干预，实际上反映的是社会的整体动荡与不安。

三十二岁的纳莉亚身高体胖、勤劳快活，在她的操持下，屋里屋外都非常干净整齐。她不是在地里忙活，就是在厨房忙活，或是在洗衣服，无论她在哪里，总能听到她清脆爽朗的声音。阿兹摔了一跤，爬起来委屈地哭着走到她跟前，她大声笑着，腾出手来抱抱他，响亮地亲他一口；水龙头往外流水时，她一边往蓄水桶里蓄水一边抓紧时间洗衣服，一个孩子凑在旁边替她拿水管，另一个孩子蹲在洗衣盆边上玩泡泡，她便和他们有一句没一句地谈心；一个孩子拿着水管射她一身水，她尖叫着夺过水管反射回去，大家抓着水管射来射去，嘻嘻哈哈犹如过节般热闹。

纳莉亚的存在让男人们的沉重与压抑稍稍得到了化解。

理解塔利班作为深层社会变迁的必然结果，也让我认识到阿富汗女性并不是一个等待怜悯和拯救的群体。

当时的我，作为一个外来女性旅行者，进入了一个全然陌生的社会环境——这种「陌生」是彼此的。本地人对他们的文化规约和社会环境之外的女性并不熟悉，也不太了解外界对「女性权益」或者「现代女性该如何生活」的各种看法。我意识到他们可能不知道，所以并不因自己的某些遭遇而感到诧异。

正如我在《陌生的阿富汗》一书中所描述的，走在喀布尔或坎大哈的街头，我经历了男人的瞪视、冰块的「袭击」、孩子的口哨、旁人的讪笑以及有意无意对我身体的碰撞。但是，我逐渐「习惯」了这些。他们并没有请我来这里，而是我未经邀请便擅自闯入，我应当感谢他们允许一个异族、异文化的女子在他们的大街上游走。我能感受到当地男子的目光并非出于侵犯或挑衅，更多的是迷惑与警惕——「这是谁？一个外国女人！她为什么会在这里？她想干什么？！」有的孩子会跑到我身边打量，甚至朝我脚下扔小石子。我并不认为这些是针对我个人的敌意，而是他们对外界的困惑、警惕和抗拒。这让我感到一种深深的悲凉。孩子们承接了成年人对外界的戒备心，这其实正反映着伊斯兰国家和阿富汗在现代社会中的弱势地位，也暗示着它们在漫长历史中被排斥、挤压甚至践踏的无奈和痛苦。

我开始反思，自己是否有权去批判另一种文化中的他人，或者去怜悯与拯救谁：是什么赋予了我们这样的权力和自信，使我们自认为能够这样去做？

一些人将阿富汗称为「制度的坟场」。这个国家曾尝试过多种政治体制，包括君主制、共和制、神权政治以及受到外部影响的西方民主尝试，甚至无政府主义。然而，至今仍未有一种体制能够为这个国家带来长期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同时，也有一些人称阿富汗为「帝国的坟场」。过去一百年，无论是19世纪的英国战争、20世纪的苏联入侵，还是2001年后的美国及其盟友的军事行动，均在这个亚洲最贫穷的国家折戟沉沙。内部的权力斗争、政权更迭和外部干预都导致了阿富汗的持续动荡与贫困。

如果阿富汗在现代世界中并没有立足之地，阿富汗女性如何能够获得现代社会价值评判系统所认可的「女性权益」？改变的契机在于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平衡点，但他们现在显然还难以做到。

相册里还有不少沙赫伯的照片，其中几张从不同角度留下了同一个身影：身材瘦削的沙赫伯穿着军人制服，头戴大盖帽，笔直地站在院中的葵花地旁练习敬礼，脸上露出模仿成人的严肃而僵硬的表情。我不清楚这身看似非常正规的绿色镶红条的军服究竟属于阿富汗的哪个时期，但乍一见他这身打扮，心下有些悚然。

「衣服是我叔叔的，他曾经是军人，不过 …… 他已经死了。」沙赫伯端详着照片，「我很喜欢军人。」

仔细对照才能发现，照片上那个穿着不合身的肥大军服、帽子太大以至帽檐压得很低的男子，就是眼前这个面容羞涩、戴着小白帽、尚未往头上缠图尔班的少年。

我意识到，早熟的沙赫伯已不再是个少年了。在阿富汗，男孩子大约总会被迫过早地扮演成人的角色，而他们的童年转瞬即逝——当他们开始学习认字，开始坐在地上或跪在小板凳前摇头晃脑地诵读《古兰经》时，童年可能就已经结束了。

我不禁想到，由于他们过于早熟，理性的反省和洗礼可能更容易被忽略。也许，在一个少年还未发展出独力面对信仰的完整人格时，他就已然早熟地进入了宗教当中；每天目睹成人礼拜的仪式，他的早熟就成为仪式的早熟，他的血也成为仪式的。而妇人的责任就是生下这样血里带着仪式的孩子，并用简单的食物将他们养育成人。

人类的信仰之途错综复杂，无法评判。

过去，人们获取关于阿富汗的信息主要依赖书籍和电视新闻，如今的大部分人则通过网络媒体，借助视频、文章或热点消息在手机上获得。但我不太相信媒体上传播的「印象」，也并不特别依赖专业领域内的解读。尽管网络时代我们的信息获取能力提升了不知多少倍，甄别信息真伪的能力却未必同步提高，信息量的激增往往带来混乱情绪的膨胀，反而加深了误解。

随着旅行经验的积累，我早已学会将一个国家的政权、媒介形象和在当地生活的人们区分开来。

印象再纷繁诡谲，生活本身自有其「普通」和「正常」。我的旅行，是以一种相对笨拙的方式走进普通人的生活，而不是介入复杂的政治、军事或意识形态斗争。我想以直接的方式去接触并感知人们。

对我而言，阿富汗不仅仅是一片土地，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地方，其中生活着实实在在的人们。在那里，我感受到了人们——男人、女人、孩子、老人，他们在他们的环境里生活着；当去除了外来标签和印象，如「战争」「饥荒」「悲惨」「痛苦」「压迫」等等时，他们的生活显得如此正常、普通，与你我并没有什么不同。我感受着他们的欢乐、痛苦和生命温度。

在阿富汗，当地人并不会用外界的视角、标签或价值判断系统来定义自己和生活。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或文化的人都是如此，都会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自有其合理性。通过旅行，我深刻体会到了这一点。作为一个旅人，我悄然路过，观察并感受，以生命相遇的方式，而非以定义和评判的姿态。

我不认为自己写下来的就是一个「真实的阿富汗」——「真实的阿富汗」本身也是抽象概念。我不想轻易地批评或指责，连怜悯有时也让我感到一种现代式的虚伪。人类的历史如此漫长，没有任何一种意识形态能够自称绝对正确。若放眼长远，人类历史充斥着相互指责与相互冲突，这些行为往往都以自认为的「正确」之名进行，以至于这些「正确」常常显得伪善且空洞。

「正确」的盲目与人性共生，我们这个时代亦是如此。我生活在其中，但我的意识应不仅仅属于这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