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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5年，温州一名医院护工被捕，然而在患者和家属眼中，她却是挽救生命的“救命恩人”。

这个护工对待工作兢兢业业，对待病人更是耐心细致，和所有人都相处的非常好，因此即便她被捕判刑，也有不少病患和家属为她求情。

为何一位被视为“救命恩人”的护工，会被警方逮捕甚至判刑？这个护工究竟做了什么？

刘正碧被逮捕归案

2015年2月的一天，温州某医院血液内科的病房内，护工刘正碧像往常一样忙碌地为患者整理床铺，和家属交流病情。

几名便衣警察推门而入，刘正碧被带上手铐的时候仍然不明白为何自己会被逮捕。

医院的病患和家属许多人试图为刘正碧辩护，认为她是个好人，救了很多患者。

然而警方早已掌握了充足的证据，刘正碧参与非法行为逐渐浮出水面，警方在她的住处发现了非法交易的记录和具体细节。

面对这些铁证，刘正碧仍坚持自己是在“救人”，毫无犯罪意图，尽管她在患者眼中是无私帮助的“刘阿姨”，但法律的底线清晰而坚决，任何形式的违法行为都无法被情感或善意所掩盖。

刘正碧是贵州遵义人，她的家境困窘，丈夫在家务农，四个孩子需要抚养，单靠家乡那点微薄的收入，实在难以维持生计。

为了让家庭生活稍有起色，刘正碧选择了离乡谋生，然而对于年过四十五、既没有学历也没有技能的她来说，在城市立足谈何容易。

刚到温州时，刘正碧四处碰壁，在几近绝望之际，她看到了一则医院招聘保洁员的告示。

这份工作工资不高但包吃包住，显然是她最好的选择，面试时刘正碧连字都认不全，但她的真诚和毅力打动了招聘人员。

在医院的工作让刘正碧的生活逐渐稳定下来，她的责任心和勤奋赢得了同事们的一致好评，打扫过的区域总是一尘不染。

在医院的六年里，她从最基层的保洁岗位做起，逐渐熟悉了医院的环境，与医护人员和患者家属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2012年，医院血液内科的一名护工因家中变故辞职，而这个科室本就人手紧缺。

刘正碧得知后，主动向领导请缨，尽管她缺乏专业护理知识，但她坚定地向领导表示，自己愿意从头学起，一定能胜任这份职责。

领导出于对她工作的认可，也迫于科室的人员需求，给了她一个试用的机会。

成为护工后，刘正碧的任务从简单的清洁变成了直接照顾病人，而血液内科大多是罹患白血病的病人。

这些患者需要频繁接受化疗，刘正碧不仅要协助他们完成日常生活，还要安抚患者和家属焦虑的情绪。

她看到一个又一个病人在化疗后因血小板缺乏而面色苍白、痛苦不堪，也看到家属四处奔波却仍然无法为亲人找到合适血源的绝望。

特别是在医院血库告急时，她多次听到病人家属请求她帮助寻找血源的恳求。

刘正碧想要帮忙，但她并没有资源，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家属奔波无果，但这也逐渐在她心中种下了“帮助患者”的念头。

刘正碧从病区里的医护人员和患者口中了解到，除了等待无偿献血，有些家属还会通过其他方式找到血源。

刘正碧对此并不完全了解，但在她看来，若是能帮患者解决用血问题，那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此时一个名叫廖章森的“血头”出现在医院附近，他曾因经济拮据卖过血，后来发现这一领域有利可图，便开始组织他人卖血。

一次偶然的机会，廖章森与刘正碧相识，两人一拍即合，廖章森负责寻找血液资源，而刘正碧则在病区内接触家属，将信息传递给需要血液的患者。

非法组织卖血的链条

廖章森原本是一名普通农民工，由于经济拮据他曾多次卖血，后来发现这个“市场”存在巨大的利润空间，便转而成为组织者。

他每天早早来到温州火车站、汽车站附近，通过观察和搭讪寻找潜在的卖血者。

这些人往往是农民工、学生，或者急需用钱的打工者，廖章森承诺，他们每次卖血可获得600元至800元不等的报酬。

为了规避监管，他还教卖血者如何假扮患者家属，并在献血时隐瞒身份和健康状况。

与此同时刘正碧在医院内负责对接患者家属的需求，血小板储存时间短、需求量大，导致医院血库常常告急，面对家属的求助，刘正碧逐渐放松了对规则的警惕。

她与廖章森达成协议，由他负责寻找卖血者，而她负责联络患者家属并协调整个流程。

这条非法链条的操作过程相当隐秘，患者家属若需要血液，需先从医院开具献血单，再将单据交给刘正碧。

她随后将信息传递给廖章森，后者则联系卖血者并安排献血事宜，献血站工作人员通常会打电话核实，家属在提前的“指导”下，配合完成验证程序。

最终血液被输送至医院，而患者家属支付的高昂费用则被链条中的各方分割。

这种行为看似是“救命”的善举，但实际上破坏了无偿献血的公共资源分配规则，也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由于非法卖血未经过严格检测，血液质量无法得到保证，一旦携带病毒或病菌的血液进入输血系统，后果将不堪设想。

这一模式并非刘正碧与廖章森的“独创”，在乌鲁木齐、上海等地，也发生过类似案件。

乌鲁木齐的阿东等人通过网络招募卖血者，再组织他们前往血站假装亲属献血，获取非法利益。

上海的陈某某则利用社交媒体寻找客户，协助他们绕过监管实施交易，虽然手法各异，但本质上都是以违法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危害社会。

法律的制裁

2015年2月，温州警方接到举报，发现医院血液内科有护工参与非法买卖血液。

经过缜密侦查，警方将嫌疑人廖章森及几名卖血者一一抓捕，与此同时，医院内的刘正碧也被逮捕。

在她的住处，警方找到了数张与卖血相关的记录，面对指控，刘正碧始终坚称自己的行为是为了帮助患者。

根据我国刑法第三百三十三条规定，非法组织他人出卖血液的行为，将被处以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若情节严重，甚至可能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法庭上，公诉人强调，刘正碧与廖章森的行为，不仅破坏了国家无偿献血的公共秩序，还存在严重的公共安全隐患。

最终法院根据两人的犯罪事实及坦白情节，作出了相对从轻的判决。

廖章森因组织他人卖血4人次，被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

刘正碧因协助联系患者家属和“血头”，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此外二人违法所得共计2300元被全部没收。

许多患者家属为刘正碧鸣不平，他们认为她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患者用血紧缺的危机，甚至挽救了部分生命。

某些患者家属甚至声泪俱下，认为法律的判决过于严苛，然而无论个人主观动机如何，非法行为一旦触碰了法律的红线，就必须承担相应的后果。

法院的判决不仅是对违法行为的惩治，也是对无偿献血制度的一次警醒。

血液资源关乎国民健康，若放任非法买卖行为泛滥，社会将难以承受后果。

尽管刘正碧的行为在短期内帮助了一些患者，但从长远看，这种非法行为对社会的损害不可忽视。

血液买卖的社会危害

非法买卖血液不仅触犯法律，更直接威胁公共卫生安全，无偿献血制度建立的初衷，是保障血液质量的安全性和公平性。

而非法交易则破坏了这一系统，将不确定因素引入了医疗流程。

非法组织卖血者常常未经过全面健康检查，有些甚至隐瞒疾病，造成血液质量无法保障。

一旦问题血液被输送至患者体内，轻则延误病情，重则引发传染性疾病，后果不堪设想。

上世纪90年代末的“艾滋病村”事件便是一大警钟，大量村民因不规范的卖血操作感染艾滋病毒，造成无数家庭的悲剧。

此外一些“血头”利用急需用钱者的心理，频繁组织他们卖血，甚至出现“血奴”现象。

缅甸某地曾发生此类案件，卖血者因过度失血导致身体严重受损，陷入无休止的恶性循环。

因此无论是保障医疗秩序，还是维护社会公平，杜绝血液买卖都至关重要，这不仅是法律的要求，更是每位公民应尽的责任。

结语

在医疗资源紧张的情况下，个别人员出于善意却走上违法道路，然而法律不容触犯。

任何突破法律底线的行为，无论打着何种“善意”的旗号，都无法逃脱法律的制裁。

在法律的眼中，规则是保障公共利益和个人权益的最后防线，不容逾越。

无偿献血制度的建立，是为了保障血液质量和公共卫生安全，每个人都应增强法律意识，遵守相关规定，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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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法制网法制日报在2015年6月4日《温州“血头”搭伙医院护工非法组织他人卖血案一审开庭》的报道

最高人民法院网在2015年7月6日《浙江温州“血头”搭伙医院护工非法组织他人卖血案庭审纪实》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