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第七届“中国当代文学·扬子江论坛”常州分论坛举行。第二届高晓声文学奖获奖作家，与来自全国的评论家、期刊主编，相聚高晓声先生的故乡常州，围绕“大地书写的新走向”这一议题，共话新时代乡土文学的新现状、新经验与新走向。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吴义勤，中国作协副主席、江苏省作协主席毕飞宇，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副主席郑焱，常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新闻出版局（版权局）局长谢春林出席活动并致辞，常州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舒文出席论坛。论坛开幕式由江苏省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丁捷主持。学术研讨环节由江苏省作协创研室副主任韩松刚主持。
面对“新”与“变”，作家首先要“走向新大地”
进入21世纪，中国迎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性的巨变，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带来前所未有的社会变迁，新技术以加速度改变着人们的生活，让我们不得不思考，新时代的山乡巨变应该怎样去书写。
“ ‘大地书写的新走向’，完全可以改成‘走向新大地的书写’。”作家徐则臣直言，当下的“大地书写”常常缺少了“走向大地”的过程，导致“写得扎实”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高的评价，“大问题解决不了，小问题解决不好，能够把细节呈现出来，就已经是一个好作家了”，其实这个标准跟真正的好作家、真正的好文学距离十万八千里。“态度决定一切，很多时候态度有了，小的问题我们起码能解决，可以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写出来。”
作家刘玉栋认同“深扎”的重要性。“土地流转后，农村土地都变成了苹果园、葡萄园、樱桃园，各地的农业合作社在产、供、销方面花样繁多，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们的乡村经验，和过去完全不一样。在‘新’与‘变’的背后，有很多故事需要讲述。”
作家马金莲出生成长在宁夏西海固地区，在80后作家中拥有比较扎实丰富的乡村经验，这些年政府规划搬迁工程，乡亲们一头扎进新环境热情生活，“写作也应该以这样的心态去面对，因为生活从来没有停止”。
“当下的乡土书写，难点在哪？兴奋点在哪？如何写出新故事、新高度？毕飞宇评价高晓声的小说，对鲁迅开创的乡土书写进行了深化和拓展。当代作家如何深化和拓展，哪怕只是一点点？”作家朱山坡表达了自己的疑问。
作家艾玛现在长居乡下，那是一个城市化程度较高的温泉镇。据她观察，乡村生活水平提高了，年轻人有车有房，但从这几年跟他们打交道的经历来看，这些年轻人与外界发生碰撞时，“自我”太容易被磨灭了。“他们或不婚，或早婚，大多25岁之前经历过一两次创业失败，处于‘躺平’状态。”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执行主编、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项静谈到，以高晓声为代表的乡土作家们，笔下反映的都是与国家和时代发展变化密切相关的大事件、大问题，比如要不要入社、要不要改革等等，文学关注这样的核心问题，才有价值。“我们今天的核心问题到底是什么，如何以文学叙事的方式，让普通的读者与这些问题建立起因果关系，这对乡土写作是一个挑战。”
新的“地方书写”，在更广阔复杂的空间展开
文学叙事经历了“到城市中去，到世界中去”的演变之后，重新回到地方，以“地方”作为观察中国的一个支点，意味深长。
在浙江大学教授翟业军看来，地域确实制约着文学创作。比如，在毕飞宇以上世纪70年代苏中平原为背景的小说里，平原被毛细血管一样遍布的河流分割成无数小格子，每个小格子就是一个聚族而居的村庄，鸡犬之声相闻，但基本不相往来，每个小格子里面其实都面临着非常残酷的生存竞争，因为土地是固定的，是不可再生的，所以“玉氏三章”里的村长拥有绝对的权力。
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写六十七年代即使在中国最富庶的江南，“漏斗户”陈奂生照样吃不饱，但是到1979年的春天，不单吃饱了，还能把余粮炸成油绳去卖，让它周转、流通起来，然后买一顶帽子。“将改革开放先行区的农民，跨入新时期变革门槛时的精神状态，描写得非常动人，这一定是有地域因素在里面。”
如果说，过去“地方”是封闭、凝固、静态的，在今天，“地方”则是开放、流动的，而且有了更丰富复杂的视角。
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执行主编崔庆蕾看来，地方性叙事的创新是大地书写的一个重要路径。以获得第二届高晓声文学奖的几部作品为例，同样是在书写“地方”，却是在更为复杂立体的空间当中展开叙述，大地作为中心，有了更多的参照物，比如星空、海洋、河流。陈彦的《星空与半棵树》写秦岭深处的村镇，小说里的“星空”，不仅仅是自然的、物理的存在，也作为文化、精神、哲学空间而存在。孙频《落日珊瑚》里的小镇，位于大陆边缘，在这里能够清晰地看到大陆文化和海洋文化交织所产生的地域文化。王安忆的《五湖四海》，也是在对大地与江河不断穿插的描述当中，展现非常宏阔的时代变迁。
“如果放到从前，我会觉得‘大地书写’这个概念有点标签化。”作家孙频表示，这些年她对大地写作有了完全不同的感受，越来越感觉到地域性对于作家的重要性，“不仅仅对作家的写作具有塑造作用，对作家本身也有疗愈作用，不停地为作家注入能量。”
“因为我们多数人的童年乐趣都来自大地和乡村。人在城市里觉得疲惫的时候，还是会本能地想逃回自己的出发点，回到离大地和亲人们最近的地方。”正因为此，孙频近几年写作的山林系列、海边系列、岛屿系列、县城系列、黄河系列，看起来地理差距非常大，有南方有北方，但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结合了地方性和人类学的一种写作，这种结合，也是大地书写的一种。
如何书写新农人、新经验，新乡土写作任重道远
作家汤成难现在回到乡村生活，说起这些年乡村的变化，她感触很深。
“小时候在田野上走，从任何一个角度都可以看到地平线，现在看不到了。小时候乡村的冬天，亮星的夜晚特别明亮，就跟白天一样，现在也看不到了。我干建筑的那些年，每次从老家开车回城就会哭，看到庄稼地被覆盖在水泥、柏油下面，我会很心疼。我一个远方亲戚，是抬棺时领头的那一个，活到将近90岁，跟他一起抬棺的那些老头，先后都离世了，也没有新人加入，棺材从八个人抬到四个人抬，到后来，这个仪式索性简化掉了，我体会到乡村风俗的消亡。”面对这些变化，汤成难希望用文字写出这片土地最本质的关联和情感。
《文艺报》副编审行超认为，城乡边界正在消失，传统意义上的乡土世界已经不复存在，这个新的乡土世界的生存经验，其实纠结了很多城市的生活经验。比如鬼子的新小说《买话》，描写了刘耳这一代农村走进城市之人的窘境，身体和灵魂没法在城市找到归属，回到农村也找不着北，处处是尴尬和无奈。
如吴义勤所指出的，所有的题材创作，最终看的还是时代人物挖掘的深度，现在作家的技术进步了，但写人物的能力退化了。
常州工学院教授谢燕红认为，传统乡土小说里，作家对于人物在“新”与“旧”之间的紧张、焦虑，甚至疼痛，刻画得非常细致。这些人物多数是老年人，比如茅盾笔下的老通宝，赵树理笔下的二诸葛，柳青笔下的梁三老汉，高晓声笔下的李顺大、陈奂生，他们可恨又可悲，可笑又很可爱，让人过目难忘。而现在的新乡土写作，更多聚焦回乡创业的青年人，把青年人的乡愁和改革联系在一起，串联起乡村振兴、乡村旅游这些主旋律的话题。对于表现人物内心的冲突和紧张，涉及较少。
在她看来，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当下作家做得更多的还是乡土文化的整合。“农民摇身一变成为新生态农业主、新种子培育者、新集体农场农人、新国企工人……农民一夜之间就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依靠多年积累的力量才能达成的乡村文化振兴好像一蹴而就了。这种表达会遮蔽掉真实的乡村。”
在谢燕红看来，作家如果能够写出中国乡村文化中蕴含的生存观、生态观、社会观、道德观等诸多层面的变化，特别是乡村文化的撕裂，才能反映更加真实的乡村。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陈曦
（主办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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