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7月初，高宗武秘密来到东京。这是改变许多人命运的一趟旅行。
有人会问：高宗武为何要冒着巨大风险，在抗战正激烈时，积极从事“和平”运动呢？背后动因，乃是江浙财团势力因为抗战受损，他们要求和谈的意愿强烈且迫切。用历史学家费正清的话说：抗战使“四川的地主和军阀（的重要性）取代了上海的银行家。”
（上海外滩旧照）
七七事变爆发不久，高宗武和他的老师、人称“浙江财团驻南京政府的全权大使”的吴震修一起，与日本有过和谈的接触。“太郎”西义显后来还通过江浙财团大佬钱永铭，直接劝蒋介石与日本和谈，结果功亏一篑。
对于高宗武私自出访日本，蒋介石态度如何？汪精卫为何最终走上叛国投敌之路呢？
（貌合神离的汪与蒋）
六、蒋汪的反应
书接前篇。“五郎”松本重治把高宗武送上了驶向日本的“皇后号”轮船，自己随后乘坐飞机回到东京，全程参与高宗武秘密访日的活动。用松本的话说，高宗武在日本受到“隆重的接待”。在短短半个月内，他会见了多个日本重要高官，包括首相近卫文麿。日本内阁经过四次“五相会议”（首相、陆相、海相、外相、大藏相）讨论，决定“扶汪代蒋”。
参与会谈的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回忆：“高（宗武）似乎对于以蒋介石为中心解决日华两国间的事变的方案已经死了心。”甚至后来影佐在接受战犯审判时，一把将责任推到高宗武头上。他说：日本扶植汪精卫政权，完全出自高宗武的策划，“日本军部与政府上下，只是对高君之谋略，言听计从而已。”
表面上看，一切是按“高宗武路线”在进行，但实际上，日本从来没有把它当作政治解决中日问题的方略，而仅仅作为分化抗日阵线的谋略——这就是高宗武悲剧的根源！
对高宗武来访唯一不高兴的，是外相宇垣一成。因为这时他的部下，正与孔祥熙的代表在香港商谈“和平”。最终由于孔祥熙坚决不同意“蒋介石下野”这一条件，双方谈崩。
有人评价高宗武的所作所为，大半出于“年轻气盛，自许过高，功名心重，求成太切”。
高宗武毕竟聪明过人，离开东京的“包围圈”，头脑就清醒下来。7月下旬他回到香港后，害怕返回武汉遭到逮捕或监禁，于是写成长篇报告，派外交部情报司日苏科长周隆庠送到重庆，并附上一封给蒋介石的信：“委员长钧鉴：职于六月二十三日由香港秘密东渡，刻已平安返港。兹谨将职东渡日记及在东京会谈记录与职个人观感三项，分别呈阅。倘有可能以供钧座参考之处，则或可赎职擅赴之罪于万一。”
这些材料经周佛海的手，首先呈给汪精卫看。汪精卫的反应如何呢？这时汪精卫仍想保持“蒋汪合作”，还没有动外逃的心思。“和平运动”（投敌叛国的代名词）的重要参与者陶希圣回忆：“汪（精卫）看了这个报告，特别是其中说到日本参谋本部希望汪出面言和一段，大为吃惊。他立即将原件转达蒋委员长。汪对我说：‘我单独对日言和，是不可能的事。我决不瞒过蒋先生。’”
蒋介石的态度更是耐人寻味。他7月22日接到高宗武的报告，看了之后放于书案上，未置可否，只是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接高报告，知其误事不浅也。”
三天之后，蒋介石突然雷霆震怒，对陈布雷说：“高宗武真是太大胆了，谁允许他上日本去呢？！自今以后，我与高宗武断绝关系，完全与他无关系了。”并下令停发高宗武经费。周佛海从宣传部经费里每月拨出3000元，资助高宗武继续活动。
蒋介石在7月25日日记中写下：“与汪（精卫）、张（群）谈高宗武报告內容，觉汪神情皆不自然，果有愧怍之心乎？”
（周佛海回忆，他亲眼看见高宗武的报告在蒋介石办公桌上放了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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