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5年11月以来的九年间，南昌海昏侯国考古从田野发掘、资料整理、文物保护、研究阐释到活化利用都不断推进，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由此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考古工作者需要有献身精神，需要有考古人的情怀；田野考古工作、发掘资料整理和考古报告编写，是考古工作者的主责、主业；多学科合作研究，是现代考古学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的重要途径；考古学认知研究和综合研究，是考古工作者的职责所在；自觉参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活化利用，是新时代对考古工作者提出的新要求。

这次学术论坛，是2015年11月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发掘取得重大成果以来的又一次专题性学术会议，是疫情结束以后秦汉考古人的第一次学术大聚会。从论坛的标题可以看到，这次论坛的主题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汉代海昏侯国考古，另一个是汉代考古与汉文化研究。正因为如此，论坛的安排是，大会发言聚焦于海昏侯国考古，分组交流发言则既有海昏侯国考古，而更多的是汉代考古与汉文化研究。借此机会，我从两个方面谈几点认识，供大家批评讨论。

就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来说，海昏侯国遗存的考古勘探和发掘虽然始于2011年，但真正取得重大进展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是2015年11月刘贺墓（1号墓）主体发掘的基本完成。2015年11月以来的九年间，海昏侯国考古从田野发掘、资料整理、文物保护、研究阐释到活化利用都不断推进，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考古发掘方面，一直在有计划、有步骤地扎实推进。据了解，按照《铁河古墓群与紫金城城址（汉代海昏侯国遗址）考古工作计划》，先是采用实验室考古的方法，完成了刘贺墓棺室的室内清理；进而发掘海昏侯夫人墓（2号墓），发现了墓葬建造时的“堂坛”等遗迹，从地层学上确认了刘贺墓先葬、夫人墓后葬；为配合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对紫金城外城西城门门址进行试掘，基本确认了西城门位置，并初步了解到西城门的始建年代和结构。与此同时，作为田野考古的延续，结合文物保护、多学科合作研究的室内发掘清理取得重要进展：海昏侯墓园102个套箱的实验室考古全部完成；刘贺的身高、刘贺嗣子刘充国（5号墓）的身高和死亡年龄等获得了大致的认识；刘贺墓和刘充国墓出土玻璃席的结构、材质等基本究明；刘贺墓西藏椁兵器库清理出一套铁、铜、皮复合制作的髹漆实用铠甲，其形制结构及制作工艺等为汉代铠甲所首见。凡此种种，都是汉代考古的新收获。

文物保护处理方面，同样是有序展开，同样取得了重要收获。按照国家文物局批复的有关方案，结合室内发掘和清理，5200多枚简牍（竹简约500枚，木牍约200版）中的半数以上已完成清洗和红外扫描处理（3200枚），金属器中已完成420件青铜器的保护修复，漆木器中已完成1050件的脱水处理。在这个过程中，获得诸多重要发现，如：清理出带有“大長公主家工長安陰昌里鍾長君所作/任乙”铭文的一套碗、盘、酒杯和樽的釦银贴金漆器组合；发现了绘有最早孔子像的“孔子画像屏风”——是一套由衣镜主屏和《衣镜赋》辅屏共同构成的双折式屏风；发现了汉宣帝神爵三年九月（公元前59年10月）的海昏侯国《除国诏书》，由此基本确定了刘贺下葬的具体时间；出土简牍中辨识出一种名为“六博”棋的行棋口诀，属首次发现；出土了疑似冬虫夏草的植物遗存为中药地黄炮制品，是我国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中药炮制品实物。这里还要特别说明的是，海昏侯墓出土文物清理和保护处理过程中，与多学科研究密切结合，及时发表专题性、阶段性研究成果，这种做法值得提倡。

考古发掘资料整理方面，据了解：2022年正式启动海昏侯墓考古资料的整理和考古报告编写，《海昏侯刘贺墓发掘报告》和《海昏侯刘贺墓园及祔葬墓发掘报告》的编写计划于2025年完成，《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简牍考古释读报告》的编写也在积极推进之中。另外，“江西海昏侯墓考古发掘报告资料整理与研究”已经成功立项为202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可喜可贺！不久的将来，海昏侯墓及其考古发掘资料将比较全面完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必将掀起海昏侯国考古研究的新高潮。

研究和阐释方面，2015年11月以后，汉代海昏侯国的研究迅速成为考古学界和秦汉史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并且“高温”持续不断。

仅据我参与和所知的学术会议而言：2015年12月，“西汉海昏侯刘贺墓考古发掘现场研讨会”在南昌举办；2016年春，“五色炫曜——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在北京首都博物馆举办，展览期间曾举办了多场学术讲座；2016年4月，“南昌海昏侯墓发掘暨秦汉区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江西师范大学召开；2018年10月，“西汉昌邑王国与海昏侯国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巨野召开；2022年10月，“昌邑王国·海昏侯国与汉文明学术研讨会”在西北大学召开；2023年12月，“昌邑王国·海昏侯国与汉代文化传播学术研讨会”在江西永修举办。

此外，以海昏侯墓考古为契机，江西师范大学成立了海昏历史文化研究中心；2021年8月，江西省又设立了汉代文化研究中心，并下设5个研究基地。

就考古资料和研究论文的发表来说，2015年12月以后，各种报章和网络先后发布大量海昏侯墓考古及其成果的信息的同时，《考古》2016年第7期刊发《南昌市西汉海昏侯墓》考古简报；《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设“海昏侯国考古”专栏，集中刊发6篇关于海昏侯国考古的研究文章，此后，有关海昏侯墓、海昏侯刘贺、海昏侯国的考古研究和历史学研究成果大量刊发于各种学术杂志。据初步检索，截至2023年底，全国各类学术杂志刊发有关海昏侯国考古、历史以及与之相关的研究文章约400余篇，其中，考古文博类期刊发表130余篇，历史文化类期刊发表140余篇，其他类期刊发表120余篇；有关的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近40篇。另外，还出版有《纵论海昏》等学术论文集，《金色海昏》《海昏藏美》《吉金海昏》等海昏文化丛书，以及《海昏侯刘贺》《海昏侯新论》等历史学著作。就其研究范围来说，也从海昏侯墓及出土文物的考古学研究向海昏侯刘贺其人、海昏侯国、汉代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社会生活、交通、文化交流等汉代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各个方面扩展，不仅使海昏侯国的研究不断深化，而且极大地推动了整个秦汉考古和秦汉史研究。

文化遗产活化利用方面，及时筹划、及时部署、扎实推进，同样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2016年5月31日，为不断提升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保护、管理与利用水平，南昌市人民政府成立了“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专家委员会专家组”；2016年6月，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正式挂牌成立。另据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提供的信息：2018年，《遗址保护规划》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江西省人民政府公布实施；2019年，《遗址公园规划》经当地政府主管部门核准并报国家文物局备案；2020年9月，遗址公园一期工程——遗址博物馆、游客中心及配套设施、紫金大道等建成开放；2020年12月，《江西省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保护办法》由江西省人民政府公布实施，并于2022年7月进行修订；2023年12月，墎墩苑（刘贺墓园）保护展示工程全面建成开放，并被评为全国考古遗址保护展示十佳案例；遗址博物馆展陈面积近1万平方米，分四个专题展示汉代海昏侯国历史与文化、海昏侯墓出土简牍和漆器等，并于2024年5月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另外，海昏侯国遗址出土文物还赴陕西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院、上海闵行博物馆等地进行展示交流。

从上面所说的情况可以看到：海昏侯国遗址保护利用的进展和成就，离不开政府重视、机构设置、规划先行、法律保障等等，但从学术层面和文化遗产层面上讲，也有许多经验值得总结。我们知道，海昏侯国遗址的保护利用肇始于海昏侯墓的发掘及其重大成果，但从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之伊始，并没有局限于海昏侯墓，而是将海昏侯国相关遗存作为一个整体——海昏侯国遗址进行总体规划、设计、管理和保护利用。这种思路、视野和做法值得提倡。

总之，九年来，海昏侯国考古从考古发掘、文物保护、资料整理、研究阐释到遗址保护、遗址公园建设、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等各个方面都在有计划地积极推进，并且取得了显著成就。

汉代海昏侯国考古的进展和成就令人赞叹，同时也为我们考古工作者今后进一步做好考古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今天到会的主要是考古学人，下面我主要结合我国考古界的现状，谈几点个人的认识——完全是我个人的想法和看法，供大家批评讨论。

首先，考古工作者需要有献身精神，需要有考古人的情怀，是我们考古人做好考古工作、不断推进考古事业的思想基础。今天在这里之所以首先提到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国一百年来的考古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为地下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活化利用提供了强有力的学术支撑，为当今的文旅融合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珍贵资源；国家高度重视，民众高度关注，各种新闻媒体广泛报道，博物馆里陈列的精美文物也令人赞叹不已，不少学者在聚光灯下也“风光无限”；同时，社会上也有一些“考古好玩儿”“考古神奇”之类的说法。我这里要说的是，我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当然是我们的老祖宗留下来的，但我国考古成就的取得，不仅仅是一代又一代考古学人“青灯黄卷”钻研的结果，更是广大考古工作者“面朝黄土背朝天”“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干出来的。田野考古的确有神奇的一面、引人入胜的一面，挖到珍贵的遗迹和遗物的确会令人兴奋、令人有成就感，但田野考古毕竟需要风餐露宿，需要默默无闻，于是也有很艰苦、很寂寞、很枯燥的一面。在此我想到了2012年我第一次到海昏侯墓考古工地参观考察所看到的情景，在座的韩立森、郑同修、李银德、李则斌等长期在田野考古一线的朋友们对田野考古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也一定会有同感。今天，我们田野考古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今后还应继续不断地改善，但田野考古需要风吹日晒、需要吃苦耐劳、需要抛家舍业的特性不会变，这就要求我们考古工作者要有献身精神，要有考古人的情怀。早在1985年3月1日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开幕式上，夏鼐先生做过一次著名的讲话，题目就是《考古工作者需要有献身精神》，后来，《光明日报》3月10日头版全文刊载。近四十年过去了，但夏鼐先生讲话的精神并没有过时，考古人献身考古事业的精神没有丢也不能丢，考古人的情怀不能少，这是我们做好考古工作的思想基础。当然，借此机会我也再次呼吁：社会各界对考古工作者尤其是田野考古人员给予更多的关心、关爱、理解和支持。

其次，聚焦主责、主业，认真地做好田野考古发掘，细致地做好发掘资料的整理和考古报告的编写，是我们考古工作者的首要任务。现代社会是一个社会分工高度专业化的社会，而科学研究和人文学术研究更是“术业有专攻”。因此，不同的社会分工有不同的主责和主业。我们是考古人，而现代考古学的基础是田野考古，原始创新是田野考古，基本发展动力是田野考古，因为，“新材料出新学问”，而新材料的根本来源是田野考古。所以，田野考古是我们的主责和主业。从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上讲，国务院办公厅2021年10月28日印发的《“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明确要求：“坚持考古在文物保护利用中的基础性、指导性作用……做好考古成果挖掘、整理和阐释。”这里我还要说的是，田野考古资料只有经过细致的整理，才能使之条理化、系统化，才能使我们的认识从感性上升到理性，才能成为以文字记录和图片为主要载体的科学记录，因此，考古资料的整理实际上是田野考古的一部分，同样是我们的主责、主业。进而言之，田野考古资料只有编写成考古报告出版，才能使之公众化、社会化，真正成为可供社会各界使用的科学资料——当然，遗址展示、文物展览也是其社会化的重要方式。因此，考古报告的编写出版，同样也是我们的主责、主业。正因为如此，21世纪以来，国家文物行政主管部门高度重视田野考古资料的整理和考古报告的编写出版：2001年曾进行部署，进行积压考古报告的专项清理；2013年发布的《大遗址考古工作要求》明确提出：“考古单位应系统整理田野考古资料，按要求及时完成年度考古报告和考古专刊等的编写出版”；最近又再一次作出部署，进行积压考古报告的清理，以进一步推进考古资料的整理和考古报告的编写出版。就汉代考古来说，一方面，在“考古中国”的框架下设立若干重大课题，加大力度开展主动性发掘，强化“基建考古”中的课题意识和“精耕细作”，进一步做好田野考古；另一方面，加快发掘资料的整理和考古报告的编写出版，力争不欠或少欠“新账”，尽可能地逐步“还清旧账”。这是我们秦汉考古人的主责主业。

第三，加强多学科合作，是现代考古学发展的基本态势，已经成为考古学界的共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无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其专业划分日趋“细化”，于是，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和融合势在必然。考古学更是如此，因为现代考古学面对的是整个古代世界——上自天文、下至地理，核心是人和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我这里要强调的是：以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为主要内涵的科技考古，要从田野考古做起，要贯穿于勘探、发掘、资料整理、报告编写和研究阐释的全过程，科技考古数据的解读要充分重视和吸收传统考古学和文献史学的研究成果；多学科合作并不仅限于科学技术领域，还应包括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语言文学、工艺美术等人文社会科学。只有这样，现代考古学才能不断创新，才能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就汉代考古来说，重视文献史料的运用，加强与文献史学的结合，尤为重要。

第四，正确理解和把握“实证”和“阐释”之间的关系，加强考古学认知研究和综合研究，是我们考古工作者的职责所在。我们知道，我国百年来的现代考古学，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多年的文化史和五千多年的文明史。那么，从学理上说，考古学的这些功能是怎样实现的呢？这就涉及现代考古学的学理特征问题。有人说，“考古学是实证科学”，这种说法没有错，但不完整。在我看来，现代考古学有两大学理特征，即实证和阐释。所谓实证，是指实物资料及其科学认知，即实物+科学认知；所谓阐释，就是对实证资料的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等各个维度的解读。也许有人认为，实物资料就是实证资料，这是不准确的。实物资料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其本身并不会开口说话，考古资料中除少量的出土文献以及带有铭刻的实物之外，绝大部分都不会自称：我是什么、我的年代、我干什么用、我来自何方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是通过考古学家的研究给予回答的，这些问题的答案及其研究过程就是科学认知。因此，作为考古工作者来说，对实物资料的科学认知的研究，是最基本的研究任务，只有这样，才能使“没有生命”的实物资料升华为“有生命”的实证材料。在此基础上，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运用多种理论和方法，将多种多样的实证资料串联起来，结合历史文献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对当时的社会、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人的活动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等进行解读和阐释。现代考古学的发展，需要努力寻找实物资料，需要努力进行实物资料的科学认知研究，需要努力进行实证资料的科学阐释。就汉代考古来说，在进一步加强考古资料科学认知研究的基础上，充分整合和利用考古材料，紧紧围绕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和演进、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早期发展、中华文明特性、汉代文明在中华古代文明乃至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等一系列重大课题开展广泛、深入地阐释研究，是我们秦汉考古人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

第五，强化文物保护和文化遗产活化利用意识，自觉参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活化利用，是新时代对考古工作者提出的新要求。新世纪以来，我国考古工作者的文物保护意识不断增强，并且将文物保护计划和措施贯穿于考古计划制定、考古计划实施、考古资料整理和文物保管的全过程，创新了“精耕细作”“边发掘边保护”“边整理边保护”“边发掘边研究”“边发掘边展示”“基于遗产保护利用的考古发掘”等多种行之有效的做法和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需要继续坚持下去。我这里再次提出考古工作者自觉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和活化利用，主要是想说：在继续坚持发掘过程和资料整理过程中就自觉考虑展示和活化利用的基础上，今后在出土文物展览，遗址博物馆、考古博物馆和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文化遗产展示和活化利用等活动中，更自觉地参与、更多地参与、更好地参与，跟广大文化遗产工作者一道共同努力，“深入挖掘、广泛传播文物蕴含的文化精髓和时代价值，创新文物合理利用方式，塑造全民族历史认知，推动文物保护利用工作全面融入经济社会发展”。这是《“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的要求，是新时代对我们考古工作者提出的新要求。这对于我们秦汉考古人来说，同样如是。

以上所谈，都是我个人的一些感想和看法，供大家批评讨论。

附记：本文是作者2024年9月21日代表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在“2024第一届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与汉文化学术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节录）。

作者：白云翔（山东大学考古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南方文物》2024年第5期

原标题《白云翔｜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进展与考古工作者的使命》

来源：白云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