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乡土中国”、“八亿农民”，是中国的底色，也是基层治理的基础。物质水平提升了，乡村也有了更多文化需求。但据媒体报道，近年来，从过分奢侈的红白喜事，到脱衣舞表演，大量低俗文化悄悄渗透、日渐盛行于乡村。
本文基于调研观察，分析了这一“文化现象”。随着农村市场化转型，传统民俗逐渐失去传承，农村文化供给不足，一些具有足够感官刺激且极易传播的文化类型，开始占领文化空间。而在乡村的严肃仪式中，“热闹”也是必要一环，既是对严肃气氛的平衡，也为满足“主人”对气场、名声的追求。各种异化的文化产品，就在“图热闹”的需求中蔓延开来。作者认为，乡村并非没有礼义廉耻，只是忽视了内容本身的性质，也漠视了这种文化的危害。由于这些活动与严肃礼仪紧密结合，村庄的文化实践有其自主性，动辄通过行政、法律等手段介入，需慎之又慎；而依靠乡村自身调节，又同样困难：一来传统村庄共同体已解体，村里很难有仲裁者；二来俗文化的后果是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很难引起注意。长远而论，要改变这种现象，需要重建积极向上的新乡村文化，去填补和占据文化空间。在此过程中，领导干部尤其要率先垂范，带动形成良好风尚，才能真正营造健康、良性的乡村文化。
本文转自“经略网刊”，原题为“俗文化：基层治理的重大挑战”摘自吕德文著《大国底色：巨变时代的基层治理》，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俗文化”：
基层治理的重大挑战
2018 年暑假，笔者和同事在北方某地农村调研时，碰到了一场“脱衣舞”表演。同事是研究民俗的，虽听说过“脱衣舞”表演在一些北方农村盛行，却一直不太相信“真脱”；亲眼看见以后，大为感慨。一是感慨斯文扫地，“恶俗”泛起。为了活跃氛围，“脱衣舞”女郎在表演期间邀请观众互动——当然是荤段子连篇。五六十岁的农村大爷抱着脱得光光的 20 多岁小姑娘的大腿打情骂俏，要多俗有多俗。二是感慨乡间的歌舞团真是专业。同事小时候练过相声，有童子功。根据其经验，那几位“演员”的舞蹈素养真不算低。尤其是在跳钢管舞时，我俩都觉得甚是精彩，不自觉地鼓起掌来了——可见其专业功底之扎实。
▍“新民俗”的演绎逻辑
我们在村庄里走街串巷入户调查时，随处可见歌舞团的广告，可见红白喜事上请歌舞团表演甚为普遍。歌舞团在表演过程中穿插一些带“黄”的节目，包括荤段子、“脱衣舞”，亦是常规。据当地村民说，多年前公安机关曾严厉打击过“脱衣舞”表演，他们也收敛了一段时间；但这几年又沉渣泛起。可见，“脱衣舞”表演在乡间市场颇大，接受度极高，俨然成了一些农村地区的“新民俗”。
这个“新民俗”，应该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90 年代。我们在村里面看的这场歌舞表演，无论是演员的专业素养、舞台、灯光，还是节目的编排，都带着浓浓的酒吧味。20 世纪 90 年代，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各种夹杂着现代城市气息的文化产品大举进入农村。其背景是，随着农村的市场化转型，一方面传统的民俗活动渐渐失去了传承，农村的文化供给不足；另一方面，民间艺术团队在市场竞争压力下，也被迫转型。传统民俗虽有文化积淀，却不一定符合人们的感官刺激。而城市的文化产品却具有消费主义特征，不一定有文化积淀，却一定能够刺激感官，调动观众的积极性，并且城市文化产品往往与现代媒介相匹配，更适合工业化生产，更容易传播。其结果是，城市文化产品以“流行”之名义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最终占领了农村文化市场，歌舞团便是其中的典型。只不过，歌舞团表演一开始是以文化产品的面目出现的，它并不“恶俗”。恰恰相反，它丰富了农村文化生活，甚至嵌入到农村的传统民俗活动之中。
在农村地区，红白喜事向来是农村文化生活的重要载体。一方面，红白喜事里传承已久的仪式具有教化和规范的功能。就我们的调研，红白喜事，尤其是白喜事，其仪式虽有略微变化，内核却未曾改变。丧葬仪式里的一整套规程，对于表达对逝者的尊重、亲人的悲痛以及内隐的社会教化（如祭文里对逝者的评价），仍具有现实意义。笔者曾访谈过一位农村礼生，据其所言，现在农村条件好了，却也出现了不少“乱了套”的现象。比如，逝者很可能是个好吃懒做者，“风评”很差，但为了照顾孝子孝女的面子，祭文就不能写得太差。再有，子女在逝者生前很可能是不孝子，在祭文里表达孝子的悲痛感，实在是有点强人所难。如此种种，极为考验礼生的用词和写作功力，也表明仪式具有极强的规范作用。事实上，乡间常有舆论，说某某在其父亲在世时极其不孝，死后却装得像个孝子，真是丢人！当前，农村地区的结婚仪式已改变颇多，很多地方甚至流行西式婚礼，由婚庆公司提供“一条龙服务”。但是，农村里哪怕是最西化的婚庆仪式，亦传承了传统婚姻仪式的核心内涵。
婚庆仪式本身就是一种见证，需要将婚姻缔结双方之间的诚意、对父母的恩情等告知亲朋好友，具有严肃性。一般而言，礼仪的严肃性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实践。观众并不是无关紧要的角色，而是起到见证的作用。
另一方面，婚丧嫁娶是村庄共同体内部的公共事件，为文化产品的展演提供了事由和场合。在操办红白喜事的过程中，为街坊邻居提供一场文化活动，是主人家出于“热闹热闹”，制造热闹氛围的需要，客观上又为村民提供了文化福利。笔者在调研中发现，每个地方提供的文化产品不一样，甚至不同的事由也会提供不一样的文化产品。比如，20 世纪 80 年代，农村电影市场开始转入私人承包，国家的电影艺术也比较繁荣，在各种喜庆场合为村民包场放一场电影，算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甚至于，很多村庄在村规民约中规定，犯了错误的村民为了表示道歉之意，得包一场电影请村民观看。一些地方在办嫁娶之事时喜欢请歌舞表演，但给老人做寿时，还是喜欢请地方剧团唱戏。甚至于，近几年广场舞兴起，无论婚丧嫁娶，都要请腰鼓队或乐队来表演一下，也算是制造热闹氛围的一种有效方法。可见，“图热闹”这个村庄文化实践，为各种文化产品提供了天然的场所。
由于仪式已经承担了严肃的教化功能，其他文化产品的主要功能便是制造热闹。恰恰是“图热闹”这个村庄文化实践，为各种异化的文化产品提供了表达空间。简言之，这一村庄文化实践，对观看者而言是“看热闹”，但对主人家而言则是“面子”，两者之间相互强化。正因为村民有“看热闹”的需求，主人家才可以通过吸引更多的村民参与而变得“有面子”，而正是主人家需要彰显自己的“面子”，才会想尽办法增加热闹的可能性。笔者和同事看到的“脱衣舞”表演，也可以说是歌舞团为增加“热闹”而设置的一个文化产品。
确实，无论是主人家，还是观众，都将此作为一个制造氛围的手段。在表演现场，舞台前的第一排都是未成年的小孩，他们蹦蹦跳跳，像是过节。他们看到“脱衣舞”女郎表演“脱衣舞”，还未知其中的内涵，竟鼓起掌来，一个劲地说“好好看啊，好好看啊”。一群老年大爷大娘坐在看台中间，甚是安静，或许他们只是将此作为一个“热闹”的文化产品，低俗与否或许是不重要的。反倒是村里的小年轻，躲在最后几排的角落里窥探着。他们一是不太好意思和自己的长辈混在一起娱乐，二是多少还有点不好意思。表演期间，主人家走向观众席发烟，面带微笑，甚是真诚、友好，看到这么多人来捧场，想来也是蛮高兴，觉得有面子吧。
这么看来，恰恰是村庄日常生活及文化实践的严肃性，为那些“图热闹”的文化产品大行其道提供了可能性。其基本逻辑在于，在严肃如仪式这样的文化实践中，因需要遵从一系列的礼仪要求，很难有区分度。也因此，其主要功能是进行村庄社会的整合。但村庄社会需要另一面，即在严肃之外，需要活泼。村庄既需要整合，又需要竞争，因此，礼仪之外，纯粹的“图热闹”也是必需的。在村庄的文化实践中，恰恰是“图热闹”使得村庄竞争得以彰显：放的烟花爆竹越多，越是热闹；舞台越大，越有排场；能够吸引眼球的文化产品越多，就越有面子。“脱衣舞”之类的文化产品之所以能够堂而皇之地呈现在大众面前，并不是村庄不存在礼义廉耻，而是村庄本身就需要这些看似俗气，却能够较好地制造热闹氛围的文化实践。
▍“俗文化”的社会基础
“俗文化”本身不是问题。在村庄文化实践中，也许从来就不存在只有严肃的大雅文化。只不过，任何一个健康的文化实践，雅俗之间都应有界限。一是在严肃的礼仪实践中，雅文化对俗文化会有天然的改造机制。在各地的民俗传统中，并不乏用意庸俗的文化实践，但它们多有改造，并被有机吸纳到礼仪中，成了寓教乐的文化产品。二是哪怕是“图热闹”，对低俗文化也应有底线。文化实践毕竟还是有公共性的，亦多少存在教化功能，因此，衡量文化实践的低俗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共性。如“脱衣舞”等文化实践，早已超越俗文化的范畴，成为低俗的文化实践。原因是，这些文化是在村庄的公共场合，面向男女老少开放的，仅仅考虑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这种文化实践就应受到道德谴责。更何况，“脱衣舞”还明显涉嫌违法。
吊诡的是，如果说依靠礼仪的严肃性和历史传统的惯性，可以对俗文化进行吸纳的话，那么，在俗文化和低俗文化之间，则面临界限不清，进而产生异化的现象。笔者和同事碰到“脱衣舞”表演后，甚感震惊，就随手拿上手机拍照。结果，立马有一位组织歌舞表演的村民拿起话筒站在舞台中央喊话，语言甚是霸气。他说：“本村是文明村，犯法的事咱不干，请把手机收起来。否则，看你的手机硬还是我的拳头硬。”从这位村民霸气的表现看，他是村庄精英无疑。换言之，在当地村庄精英的认知中，“脱衣舞”表演已是常规，并不低俗。
客观上，当前的村庄已经难以对低俗文化进行自觉抵制。一是绝大多数村庄共同体已逐渐解体，村庄很难再有村庄规范的仲裁者。尤其是在村庄文化实践中，因其不会对村庄利益产生直接影响，哪怕是村民一时还难以接受，久而久之也会习以为常，村庄精英也会成为低俗文化的维护者。二是村庄的自我调节机制往往周期长、见效慢。通常而言，村庄的自我调节机制需要由特殊的村庄公共事件触发出来，而低俗文化很难制造事件。比如，“脱衣舞”长此以往，必定会对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会影响乡风文明，但这种影响却很难建立因果联系，也很难出现不良事件让村民警醒。因此，如果不对低俗文化加以干预，更容易出现的情况是它会自然成为乡间的“恶俗”，而不是自动消失。
从全国来看，低俗文化很有扩张的势头，只是每个地方表现不一样而已。有些地区主要表现为“脱衣舞”表演等公共文化活动，甚至于，前几年媒体还有过在丧事上跳“脱衣舞”的报道。有些地区则表现为封建迷信活动的泛起，一些地方的活死人墓、豪华墓地甚是泛滥。有些地方在婚礼等场合，表演如灰公醋婆等恶作剧，甚至还出现借机骚扰伴娘的现象。麻烦在于，这些低俗文化实践基本上都披着民俗或风俗习惯的外衣，是地方政府和执法机关并不进行常规治理的领域。
故而，当前的基层治理面临着一个重大挑战：如何有效规制村庄生活和文化？客观上，村庄文化实践有其主体性，这恰恰也是村庄活力的表现。在这个意义上，运用行政和执法手段介入村庄文化实践，需慎之又慎。但是，当前的村庄早已融入现代化的潮流之中，其自主调节机制越来越难起作用，放任低俗文化泛滥，必定会影响健康的村庄生活。当前，各地基层政府以乡风文明建设为契机，积极规制农村的低俗文化。比如，通过建立红白理事会，帮助村庄自我调节办事规则；通过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倡导新风尚。
从笔者的调研看，这些做法在全国各地农村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其直接作用是，极大地降低了农民的人情开支，减少了浪费。事实上，农村文化实践从来不是自生自发的结果，而是文化供给和需求相匹配的结果。欲真正规制“脱衣舞”等低俗文化，不仅需要基层政府参与村庄文化的规制，从需求端堵住低俗文化的入侵，还要积极培育健康向上的文化实践，为农村供给更多更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在一些农村地区，农民自发成立的腰鼓队、乐队等逐渐占领了部分文化市场，这一现象具有启示意义。一句话，对于农村的文化实践舞台，若积极健康的文化不去占领，低俗文化就会去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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