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三月，西路军兵败祁连山，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张琴秋随以总指挥部一局侦察科长毕占云为队长、原红九军政治部主任曾日山为政委的第三支队向东游击中被敌骑冲散。因刚分娩，身体极度劳累虚弱，在弹尽力竭之后张琴秋北被敌人俘虏。
张琴秋被俘后，敌人把她押解到甘州，囚于敌一百师三百旅旅部东头一间十来平方米的黑屋子里。这间黑屋子里面，已经关押了十多个女红军战士。张琴秋被推进去后，女战士都大吃一惊。她马上机智地自我介绍说：“我叫苟秀英！”女战士们会意地点头，表示她们知道今后该怎么称呼张部长了。
待押送人员离去，大伙这才注意到张琴秋衣着单薄破烂，打一副旧绑腿，脚上裹着破麻袋片，穿双烂草鞋，头上缠一条又脏又烂的深灰色布，脸上污垢不少，完全变了个样。女战士不约而同地围坐在“苟大姐”身旁，为她挡风御寒。一个战士从怀里取出一双旧布鞋送给“苟大姐”，张琴秋说什么也不要，经大伙一再劝说，她才接受了这份凝聚着阶级友爱的礼物。
第二天，来了几个敌军军官，对新来的女红军进行查询登记。大伙都为张琴秋担心，唯恐口音不同露出破绽，纷纷代为答话：她叫苟秀英，四川巴州人，四十五岁，是给红军煮饭的，已病了几天啦。敌军官一看，确实是个又脏又病的老太婆，遂扫兴离去。在大伙的掩护下，张琴秋在甘州平安地度过了两个昼夜。
第三天一早，敌人把她和几个年龄较大的女红军首批押送西宁。到西宁后，张琴秋同原剧团的女战士蔡德珍一道，被发配到西宁毛顺皮毛厂做苦工。此前，军阀马步芳把在永昌俘获的我原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剧团的三四十名战士押到西宁，改为他的第一百师跳舞团。为了扩编跳舞团，马步芳下令要我原剧团的同志从他们抓来的女红军中认领演职人员。剧团里未暴露身份的几位党员商议，决定趁机掩护同志。于是，他们把一些不是剧团的女战士也认领来了。原妇女独立营营长陶万荣就是第一个被认领来的。
马步芳认为跳舞团的阵容还不够庞大，又下令各劳役场地，如发现有原红军剧团的人，一律送西宁跳舞团集中。不久，与张琴秋一起作苦工的蔡德珍，被送到跳舞团。她及时向党员同志谈了张琴秋的情况，大家都同意要设法把张琴秋搞到跳舞团掩护起来。经商量决定，由跳舞团内部临时负责人黄光秀、党文秀、赵全贞等出面，以跳舞团都是四川的年轻人不会做面食为借口，向敌一百师中校参谋主任兼跳舞团团长赵永鉴提出，要求找两个年纪大一些、会做面食的来充任炊事员。赵永鉴表示同意，但又无可奈何地说：“上哪去找呢？”黄光秀等趁机建议到工厂里去找找看。赵永鉴马上写了一张便条，让黄光秀等去各工厂挑选。
就在这个时候，叛徒向敌人供出了被俘人员中有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的组织部部长张琴秋。马步芳闻讯立即派人四处搜查，不仅在西宁城门上张榜缉拿，还在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七日的《河西日报》第三版上公开通缉，通缉令曰：
“张镜(系琴字之误)秋系俄国留学生，在伪第四军总司令部，任妇女部长兼组织部长，精通五国文字，现年二十余岁……。”
敌人在跳舞团里，也加紧了清查，赵永鉴向全团训话说：“张镜秋是你们共产党里面的一个大官，她能说会道，能文能武，不下马可以写文章，你们认得吗？谁知道张镜秋在哪儿？快说出来有赏，不说，连你们也活不了！”
不管敌人怎样恐吓，不管形势多么险恶，跳舞团的红军战士掩护张琴秋的活动，仍在按原计划进行。
张琴秋被俘后，机智地改名换姓，巧妙地进行伪装，一身弄得又脏又破烂，使她这个刚三十三岁的人,看起来真像个乡下老太婆。敌人审讯时，她仍说自己是川北农村人，年龄四十五岁，是帮红军做饭的。这副样子，这套经历，与敌人日夜搜捕的、年仅二十余岁的留俄女学生完全对不上号，因而骗过了敌人的多次搜查。
跳舞团的同志在皮毛厂去找到了她，向她说明了来意，但张琴秋恐连累大伙，不肯前往。他们一再说明这是剧团全体战士的心意，大家有责任保护你。他们还说，到剧团去都是自己人，万一不幸，要死，大伙就死在一块！张琴秋只好同意他们的安排，和另一位叫李金莲的女战士一起通过合法手续到了跳舞团。
张琴秋虽被俘失去自由，但革命志向坚定不移。在敌人虎狼窝里，她与几位党员结成核心，把全团四十多名战士紧紧团结在一起。
四月，周恩来指派我党地下工作人员刘秉琳和党的联络员张文彬到甘、青两省活动。他俩持周恩来致国民党高级将领赵守钰的亲笔信，请赵做二马的工作，解救我红军被俘人员。张文彬、刘秉琳在西宁期间，曾秘密去跳舞团探望红军战士，并说，党中央正在设法营救你们，你们要采取合法斗争，不要蛮干，要注意斗争策略。
当时，跳舞团战士中正酝酿着伺机暗杀马步芳的计划。张琴秋得知后，根据张文彬等传达的指示精神，向同志们指出：
斗争要从大处着眼，不能鲁莽行事，同志们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不怕牺牲的精神是可贵的，但要考虑斗争效果，要研究斗争策略，西路军遭受这样大的损失，正需要我们好好地总结经验教训。杀死一个马步芳容易，但后果只能使更多的同志牺牲。我们要活着去战斗，要想尽一切办法回到党的怀抱，参加抗日救国斗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到那时，要解决十个、百个马步芳也不难。
她的开导，使战士们心明眼亮，及时制止了这次冒险计划。
不久，国民党某要员来西宁视察，马步芳命跳舞团在欢迎晚会上演出文娱节目“助兴”。经张琴秋等研究，决定跳《海军舞》。当黄光秀、党文秀、赵全贞等人的步伐，随着乐曲的旋律愈跳愈快时，一个演员猛地飞起一脚，一只短简皮靴直端地飞落在主宾席上。顿时杯盘狼藉，茶水四溅，香烟糖果撒了满地。大官们被这突然袭击惊呆了，全场一片混乱，演出不欢而散。马步芳向主子讨好未成，反受一场虚惊，更加恼怒，便下令查办。党文秀等几名战士饱尝了一顿鞭笞。
飞靴事件后，敌人对张琴秋的搜查更加紧了。一天早晨，突然得到通知，说国民党青海省党部特派员李晓钟上午要来跳舞团视察。几位党员紧急商议，决定让张琴秋请病假 不参加列队，才躲过了这一关。那几天外边风声很紧，赵永鉴对跳舞团成员也外弛内张地暗中监视起来。
为了张琴秋的安全，几位党员研究决定，利用马步芳对跳舞团成员的假仁慈，让赵全贞和杨万才举行假结婚以便组成一个“家庭”，然后把“苟秀英”要去作女佣人。这样做，比在跳舞团的危险性小一些。马步芳为笼络人心，欣然准许赵、杨“结婚”。就这样，张琴秋离开了跳舞团。
这时，红九军政治部宣传处的吴仲廉，被送到了跳舞团。吴仲廉被俘后，先被押解到西宁中山医院做苦工。在那里，她被陆军医院的军医罗承训认了出来。罗承训原是中山医院医生，一九三六年随马家军到一条山阻击红军时被红九军俘获，经吴仲廉等教育后发给路费释放。当他在医院认出吴仲廉的时侯，当即表示要帮吴脱离虎口，以报当年释放之恩。不久，吴仲廉被转到了跳舞团。张琴秋见到了老战友吴仲廉和陶万荣十分高兴。她们一起商议，准备利用罗承训的帮助逃离西宁。但是，事情正在筹划，又出现了新的情况。
原妇女独立团战士杨绍德被俘后，被“赏”给国民党青海省党部宣传科科长陆澄。一天，杨绍德在赵全贞、杨万才“家里发现了张琴秋，回去后就向陆澄告密。陆是汉族，浙江人，其上司正是蒋介石派驻青海省国民党省党部的特派员、政训处处长李晓钟。他们的任务是监视马步芳的言行，随时向蒋介石的特务机关报告，在政治上与马步劳有矛盾。
为了把张琴秋等由马步芳的手里弄出来，再交给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以便向蒋介石邀功请赏，李晓钟和陆澄假意应承了张琴秋、陶万荣、吴仲廉的要求，答应送她们三人回原籍。按照双方协议，李晓钟和陆澄应亲自护送她们回家乡。可是，离开西宁经兰州到西安后，李、陆二人就原形毕露，把她们交给宪兵队，直接押往南京去了。
八月中旬，张琴秋、陶万荣、吴仲廉到南京后，就被投入国民党关押政治要犯的南京晓庄“反省院”监狱中。
这时，抗日战争已全面爆发，我党正在大力营救西路军被俘人员。八月十九日，周恩来、叶剑英、童小鹏等来到“反省院”。周恩来看了全部政治犯名单后，点名要见张琴秋、夏之栩和王根英。她们三人都被这意外的重逢惊呆了，待叶剑英说明来意后，她们欣喜万分，把关在“反省院”同志的真实姓名作了汇报。周恩来与院方交涉，要先把张琴秋、夏之和王根英接走。特务阻挠说:“张琴秋是俘虏，要出去得经过顾祝同将军的命令。”夏之栩即向周恩来建议：熊天荆有病，让她顶替张琴秋先出去。
接着，周恩来、叶剑英先后向全体被囚人员作了抗战形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重要讲话，并告诉大家，我党已同国民党达成协议，你们很快就会获得自由，不久即可奔赴抗日前线了！全场一片欢腾，激动不已。
八月下旬，党组织派人把“反省院”的政治犯和被俘人员全部接出。张琴秋、陶万荣、吴仲廉出狱后，即转送西安，在地下党员向宣福家里休养了半个月左右，于九月回到了延安。不久，张琴秋被分配到中央党校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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