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毫不顾忌的发表了对金司令军事指挥能力低下的看法，中国指挥官明显蔑视朝鲜人，表现出一种大国主义态度。”
这段话的出处，是1966年8月9日，苏联外交部呈送给莫斯科高层的一份有关于“朝鲜战争及停战谈判”的报告。该文件原属绝密，苏联解体后公开，由美国学者凯瑟琳·威瑟斯比在俄国档案馆工作时手抄，后以英文发表。
这是第一手资料，记录了1950年至1953年期间，朝鲜战争的发展历程。不过值得回味的是，在为数不多的篇幅中，苏联外交部除了分析战争形势外，竟还着重笔墨，谈到了彭德怀和金司令的私人关系问题，而其中最核心的字眼就是“矛盾”。
60年代的背景相对特殊，当时中苏因为“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两件事情，外交极度紧张，所以在记录一些事情时，苏联人的观点难免会带有倾向性。但不容否认的是，同样作为朝鲜战争的亲历者，苏联也确实了解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消息。
那么当年在朝鲜到底发生了什么，让苏联对彭德怀与金司令的关系如此紧张？这份曾被定义为绝密的内部报告，可信度又有多少？
一、“尖锐的矛盾”
1966年，处于苏联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
两年之前，毁誉参半的赫鲁晓夫以一种狼狈的方式黯淡离场，勃列日涅夫上台，苏联正式进入以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为首的三驾马车时代。
和前任赫鲁晓夫不同，勃列日涅夫是狂热的军事爱好者，对斯大林极为崇拜，在他的任期内，苏联几乎只干了两件事情，一个是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一个是恢复斯大林的正面形象。
在这份苏联外交部撰写的朝鲜战争分析报告中，就带有明显的时代色彩，比如它认为苏联支援朝鲜战争，是斯大林为了拯救作为盟友的朝鲜和中国，又提出正是斯大林的努力，才促成了停战谈判的顺利进行。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份报告呈送的莫斯科高层中，就有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名字。这样看来，罔顾历史事实，刻意夸大斯大林的功绩，多少有些投其所好的成分在。
除此之外，苏联外交部关于中国的描述，主要集中于两个部分：一是中国人参与朝鲜战争的目的与表现，二是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与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金司令的关系问题。
其中，第二部分的开头就写了这样一句话：
“在战争期间，金司令同以彭德怀为首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之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
按苏联的说法，彭、金二人关系破裂的导火索，源自于一项重要的战略分歧。
1951年1月，志愿军成功收复汉城，而彭德怀为了执行毛主席“守住三八线”的战略方针，不仅下令部队停止前进，并于不久之后又做出了放弃汉城，实施北撤的决定。对此，金司令表达了强烈不满，坚决不同意放弃汉城，并指责志愿军未对人民军试图将东线美军赶过三八线的作战提供支援。
其实按常理，友军之间出现战略分歧，实属正常。但偏偏苏联在这份正式的报告中，又添了两笔看似很“八卦”的内容。
其一就是开篇那句话，说彭德怀公开表达了对金司令不懂军事，指挥能力低下的批评。
其二是说：
“有一次金司令到彭德怀的司令部时，曾遭到中国警卫的阻拦，并被他们扣押了很长一段时间。”
如此表述，难免有些匪夷所思。阻拦，扣押，何其严重的词汇，特别还是用在两位最高总指挥的身上。如果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在战争时期，真是扣押，定然要造成外交纠纷，恐怕早就人尽皆知，不至于还要写进什么绝密文件之内。
不仅如此，苏联人还说此事之后，金司令又一股脑向志愿军表达了诸多不满，例如：笼络朝鲜人民军主要将领、经常专横地强迫老百姓修筑工事，屠宰牲畜等等。
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埋怨中国在出兵朝鲜，对朝援助方面过于迟缓，金司令就不止一次说过：“如果中国的援助早一个月到来，一切困难都不存在了”、“如果中国人能够乘胜追击，就已经把美国人赶出朝鲜半岛，并实现统一了。”
总而言之，苏联人笔下的中朝关系，特别是彭德怀与金司令的关系，仿佛早已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一些内容越写越夸大，也越写越离谱。
那么，真相到底如何？
二、“孤注一掷的冒险主义”
首先不可否认的是，彭德怀确实表达过对金司令能力的质疑，比如：“其军事指挥异常幼稚”、“一切无长期打算，孤注一掷的冒险主义从任何方面都可以看到”。
彭德怀对金司令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以上内容，都是彭德怀传送给毛主席的内部电文，当时并未公开，且与苏联记载的时间点对不上。彭德怀说这话是在刚入朝的时候，而苏联人说彭德怀轻视金司令的指挥能力，是在1951年年初。
彼时正值汉城解放，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取得完全胜利，志愿军的前锋部队已经越过“三八线”，一直向南推进到“三七线”附近，而战场的另一边，麦克阿瑟的“联合国军”仓皇后撤，几乎没有组织起任何有力抵抗。
也正是这个当口，彭德怀下达了停止追击的命令。
得知消息后，苏联驻朝大使兼人民军总顾问拉佐瓦耶夫气势汹汹地找上门来，指责彭德怀说：
“为什么打了胜仗，却要下达停止追击的命令。你这是军事上的保守主义，会白白错过解放整个朝鲜半岛的绝佳机会！我一定要告你，让斯大林来教训你！”
对，率先发难的不是朝鲜人，而是苏联人。
面对拉佐瓦耶夫无礼的指责，彭德怀只是斩钉截铁地回复了一句话：
“我彭德怀不是来朝鲜打败仗的！”
在彭德怀与拉佐瓦耶夫争论后的第三天，金司令才赶到中朝联军司令部。比起颐指气使的拉佐瓦耶夫，金司令显然稳重了许多，但说话也难免带着些情绪，他问彭德怀：
“怎么就鸣金收兵了呢？再说，这么大的事，应该和我商量一下啊！”
彭德怀对这位盟友没有半点隐瞒，他开门见山地解释了自己的无奈，说志愿军入朝作战已整整70天，前线38、39、40、42军伤亡很大，基层指战员和战斗骨干的损失比例也令人痛心，三八线以南的群众跑光了，美军把房子烧了，粮食抢光，部队补给困难，根本无力再战。
听这段话的时候，金司令的反应是沉默，因为他知道这是客观事实，无可辩驳。
之后，彭德怀将话题转到战略上，说美军主力退到洛东江，是想利用江险作为天然屏障，引诱我军南进，加以歼灭。彭德怀的意思很明确，认为美军主力在没有遭受较大损失的情况下，仍主动向后退却，显然是有意诱敌深入，一旦志愿军战线拉得过长，很有可能遭到前后夹击，重蹈仁川登陆的覆辙。
直到这时，金司令才缓缓开口，但似乎又是在回答道彭德怀的前一句话，他说：
“我对志愿军休整并不反对，只希望你们要缩短休整时间，可以边休整边追击，比如，可以先出动3个军追击，其余几个军休整一个月再南进。”
金司令逃避了战略问题，因为他比任何人都知道，彭德怀的意见是对的。当年的仁川登陆，十余万人民军腹背受敌，在6天之内全线溃败，这无比惨淡的教训，第一责任人正是自己。
但此时的金司令，显然已经被胜利蒙蔽了双眼，汉城的收复，让朝鲜人民军再一次看到了统一的希望，他是绝对不愿意放弃这个机会的，必须去赌，去博，这是唯一的机会。
正如彭德怀所说的那样，金司令就是“孤注一掷的冒险主义”。
双方僵持了将近3个小时，最后不欢而散。
直到后来，毛主席从北京发来电报，亲自为彭德怀站台：
“如果朝方同志认为不必补充休整就可以前进，可以同意，人民军前进击敌并可由朝方自己直接指挥。志愿军则担任仁川、汉城及三八线以北之守备。”
很快，苏联方面也传来了消息。斯大林在接到拉佐瓦耶夫的告状电报后，立即予以回电，斥责这位大使在彭德怀面前指手画脚，并正式警告他，不许干涉彭德怀在军事上做出的任何决定。
在彭德怀的据理力争之下，一场事关生死的辩论最终落下帷幕，而之后的事实也证明了他的判断完全正确。
1月15日，就在彭德怀下达停止追击命令的一个星期后，美军就接连展开了“猎犬行动”、“霹雳行动”，利用机械化兵团的优势发起快速反击，一直向北强攻。若非志愿军早有准备，恐怕后果不堪设想。
在整件事情上，彭德怀的处置非常得当，得到了毛主席和斯大林的赞许。而在中朝双方亲历者的回忆录中，都未出现彭德怀公开批评金司令军事能力低下，甚至是直接将其扣押的细节。由此可见，苏联外交部要么是在带有立场的妄自揣测，要么就是被拉佐瓦耶夫这批人的小道消息蒙蔽了认知。
三、“友方领导同志由此而对彭总又一次积怨。”
事实上，彭德怀与金司令的关系，并非如同外界所揣测的一般，有很深层次的矛盾。相反，两人还有过一段很长的蜜月期。
当年志愿军入朝之前，彭德怀为了全面掌握最新的朝鲜战况，仅带着了秘书杨凤安和两名警卫员，就敢在敌情最危急的当口先行跨过鸭绿江，深入朝鲜腹地。在朝鲜特使朴一禹的引荐下，他也第一次见到了金司令。
那是在朝鲜大榆洞的一间农舍，屋中间安放了一张矮木桌，桌上铺着白布，十分简陋。金司令当时坐着一辆华沙牌小轿车来到村庄，车门打开后，早已等候多时的彭德怀主动迎了上去。
“金首相！”
“彭司令员！”
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很多人都说，这一握改变了朝鲜的命运，改变了东亚的局势，甚至是东亚的历史。
金司令无比钦佩彭德怀，在朝鲜最危难的关头，他能够担起重任率军相援，而且身先士卒，这是何等的胆气。
当时，彭德怀和携带电台的车队走散了，朝方也未携带电台，两位总指挥都是“光杆司令”，与麾下部队失去联系。而南朝鲜第6师的主力已经占领熙川，正向温井行军，其中一个团更是刚好从大榆洞附近经过，与彭德怀、金司令几乎是擦肩而过。
彭德怀后来回忆这一段经历时曾说：
“其时敌军异常骄横，如入无人之境。敌先头部队由德川经熙川窜到我与金会谈的大榆洞东北方向的桧木洞，已绕到我们住的大洞后边去了。我志愿军刚过江不远，即与该敌遭遇，我与金幸免被俘。”
彭德怀和金司令，是共同经历过患难的战友，两人的情谊贯穿整场战争。但无可否认的是，他们之间也有矛盾，比如中朝军队统一指挥权的问题。
金司令一开始很固执，认为中国出动军队只是在敌情紧迫的情况下帮助朝鲜抵挡一下，因此中朝军队的指挥权自然要由自己掌握。而在彭德怀看来，志愿军应该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而且想打赢这场仗，无论从军事实力还是作战经验上讲，中方显然具有绝对优势。
因为毛主席和斯大林都支持彭德怀，所以金司令才无话可说。但之后，他又继而将目标转向保持人民军指挥的独立性。而这样做的后果，就是直接导致战争初期，因为双方协调乏力，屡次出现“人民军撤退堵塞志愿军行军路线”和“人民军误击志愿军”的现象。
彭德怀去跟金司令沟通，但遭到拒绝。金司令坚持双方只派参谋担任通信联络，不同意让人民军总部靠近志愿军总部，也不希望将人民军任意一支军队纳入志愿军的指挥体系之内。
此外，在后勤方面金司令也多次提出无理要求，比如在朝方铁路和机车损毁殆尽，运行车辆、运送物资的部队、司乘人员均依赖中方提供的情况下，仍旧要求掌握铁路运输的统一调度。
金司令在很多方面都患得患失，不愿意给志愿军“做主”的机会，似乎是害怕自己的话语权受到威胁。这也可以解释前面苏联提到的砍树问题，志愿军极力阻击美军进攻，而金司令却埋怨他们在强迫朝鲜百姓挖战壕，还砍多了树木。
战场之内，金司令对彭德怀为首的志愿军司令部意见颇深。而战场之外，彭德怀对金司令也有一些看法。
据志愿军司令部参谋杨迪的回忆，1952年4月15日金司令过40岁生日时，朝鲜方面要举行祝寿庆典，三次请彭德怀去参加祝寿活动，每次都是派最高级领导来邀请，但他就是坚决不去。
彭德怀很不理解，前方将士正在浴血奋战中，朝鲜国土被敌人轰炸成一片废墟，老百姓正处在最艰难的困苦中，怎么还有闲心去搞什么40岁生日庆典？
最后，杨迪还记下了这样一句话：
“友方领导同志由此而对彭总又一次积怨。”
但不管如何，对于朝鲜人民军与朝鲜人民，彭德怀无愧于心。对于彭德怀在战争中的功绩，金司令也从不否认。朝鲜停战后，两人举杯庆祝胜利的照片，更是一时美谈。
彭德怀和金司令的关系，是矛盾的。一方面，两人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另一方面，两人的追求和理想又截然不同。而这其中的根本原因，是他们代表的是两个国家，两支军队，从来都不是代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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