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战争与外部压力，正是推动内部变革的最大动力！
然而，这个道理经常在历史进程中失灵。譬如经历过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清朝，明明已经在冲突中一败涂地，却以最快速度龟缩到原有状态。不仅没有尝试任何改变，甚至看上去好像危机从未降临。
为什么会有如此诡异的现象？为什么清朝必须等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才不情不愿的开启洋务运动？！
《南京条约》的签约现场
首先，鸦片战争对清朝而言，真正的实质性威胁非常有限。无论对英国的五口通商，还是稍后对法国、美国的轻易妥协，都发生在少数沿海地区。那些被视为潜在威胁的洋人夷商，终究滞留于双方圈定的“保留地”内。
因此，庞大的帝国根本没动力催促自我改变，深怕轻易变动酿成伤经动骨后果。毕竟，王朝的中枢核心在于北方京师，基础性质的资源则主要来自长三角和湖广。只要措施得当、规章设计合理，足以将县城级别的租界影响力隔绝起来。
正在接受蒙古人投降的清军
相比之下，年代稍早的准噶尔和张格尔，以及年代稍晚的太平天国，才会被视作具有真正的颠覆性威胁。只不过在鸦片战争结束阶段，上述问题要么没有爆发，要么已经被基本扫除。若按传统儒家世界观标准，那就是相当典型的小盛世局面。最差也是中兴气象，往后的日子依然可期。
当然，清朝的顶层精英自有一套标准。因为能掌握着大量信息，嘉庆、道光两任君主远比普通官宦更加清醒。他们能模糊感觉到，自己的王朝从乾隆后期开始步入下降通道。故而频繁遭遇内忧外患，还让蹬鼻子上脸的蛮夷得逞。若再强行尝试剧变，恐怕会引起相当可怕的后果。
在鸦片战争中击败清军虎头兵的英军
其次，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演进过程，远超清朝上下的理解水平。虽然英军以殖民地守备队为主力，还是依靠技术优势和海上机动，频频形成以多打少局面。清军在被动挨打之余，几乎搞不清楚为何而败。甚至容易产生某种错觉：己方主力并没有被重创，仅仅是有力使不上而已。
事实上，清朝为鸦片战争所做的准备相当认真。林则徐仅在广东一地聚集的先进火炮，就是此前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与之情况类似的厦门、浙江和上海，虽筹备级别不如南粤，仍旧尽最大努力确保对自己的过去遥遥领先。作为信息汇总点的皇帝，自然对地方基层的卖力心知肚明，反过来更直观感受到资源匮乏！
在当时的大部分人眼里 鸦片战争只是水师与沿海省份的失败
最后，作为胜利者的英国人，开出相当客气的赔偿要求。除要求租借香港岛外，无非支付军事开支、赔偿商人损失。至于上海、宁波等口岸的租界，还是后来进一步扯皮的权宜之计。因此，清朝上层普遍觉得受损有限，完全没必要让台面上的冲突持续下去。
既然损失在可接受范围内，强敌又没有任何得寸进尺企图，那么伤经动骨的自我改变就毫无意义。
由于缺乏动力 鸦片战争中的落后武装被保留几十年
正如上文所述，以道光皇帝为代表的清朝中期统治者，非常清楚全国上下都问题颇多。原先的小小瑕疵，正因经年累月的运转而膨胀放大。如果在这么脆弱的何况下擅自做调整，恐怕连支撑旧秩序运转的资源都无法凑齐。那些仰仗帝国旧俗营生的臃肿群体，更是不愿意看到自己利益受损。
此外，清朝虽为外族政权，精英群体也会借用传统儒家的经验教训。自北宋朝的王安石变法失败后，统治阶层就普遍对中期大改非常排斥。愿意接纳的尺度上限，无非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以及雍正皇帝的摊丁入亩。这些特征可以从后来洋务运动中察觉出来，意在采用精挑细选的局部革新，巩固强化旧制度威严。
清朝上层真正恐惧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
这些因素相互交织，让清朝没有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尝试改变。甚至到太平军星火燎原之际，依然咬牙坚持某些让外人看来很莫名其妙的底线。
直至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帝国的京畿要害沦陷，财政困局不断加重，爱新觉罗贵胄们才终于意识到必须改变......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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