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夫森历史奖、贝利吉福德奖、W.H.史密斯文学奖、全美书评人协会奖、艾美奖获得者
《纽约客》《卫报》《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世界艺术史里程碑式系列节目《文明》的主持人
采访无数国家元首、政要，与克林顿、基辛格对谈
剑桥大学基督学院荣誉成员、英国学术院通信会员、英国皇家文学协会会员、英女王册封爵士
原版畅销海外，西蒙·沙玛历年杂文典范作品集
文摘
“那么，你吃了飞机餐了吗？”我厚着脸皮问迈克尔・波伦，原因在于，他刚乘坐了从旧金山飞往这里的直飞航班，旅途约为 13 个小时，但在抵达后，他看起来比任何 55 岁的人都更加精神焕发、脸庞红润、心情愉快。
这位作家正在英国谈论他的新书——《吃的法则：日常饮食手册》（Food Rules：An Eater's Manual）。
波伦的所有规则（“吃慢点，吃来自健康土壤的优质食物”），几乎全被垃圾食品给打破了——这些垃圾被喂给花钱当人质的家伙们，他们被困在折叠餐桌后面，像饲料鸡一样被束缚在航班时刻表的支配下。进食、看电影、喝着15度的丹魄葡萄酒（但只能喝到让你打瞌睡的程度，这样机组人员就能在厨房里边吃边笑了）。波伦承认自己点了素食特餐，他说，从甜菜根的角度看，味道“还不错”。
我们一致认为，这至少让他摆脱了极度令人沮丧的时令沙拉，它通常既不时令，也不沙拉：往往是自杀式黄瓜学校的古老遗留物，伴随着因从生命维持系统（塑料袋）中被撕下而悲伤枯萎的叶子 ，正如波伦在他 2006 年的《杂食者的两难》（The Omnivore's Dilemma）一书中解释的那样，惰性气体反自然地延长了它们的存在时间。至少，“沮丧沙拉”遵循了波伦的基本原则，即我们应该“不要吃太多饭，主要是植物”—— 因为你永远不会想要吃太多这种东西，严格来说，它“主要是植物”。
波伦和我正坐在橡树屋餐厅中，位于国王十字区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办公大楼的底层。这家餐厅自称是伦敦第一家“真正的生态友好型实验餐厅”，由肖尔迪奇信托所有，该信托正在城市社区里开展真正体面的事业。因此，这似乎正是波伦会喜欢的地方，毕竟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试图提醒美国公众：农业综合企业帝国正在带来不可阻挡的食物消亡，例如，那些有烟火气但美味的食物。
厨房是开放式的，由两位风风火火的厨师把守着，他们似乎正在享受美好时光——愉快到有些令人起疑的程度。木头是金黄色的，座椅靠背则是小学生宿舍那种充满活力的绿色。墙上的架子古怪地堆放着与有机食品运动无关的物品：几瓶伍斯特沙司、番茄酱和几盒普通的干意面。这要么是某种讽刺行为，要么就是这里的大堂实习生们还需要更努力一些。
我和波伦曾有过短暂的会面，尽管我们都不记得确切的会面地点，那是在他于 1991 年出版第一本书《第二天性》（Second Nature）后不久。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是与一只土拨鼠的史诗战斗，这只土拨鼠把波伦的花园当成了他的私鼠食堂。
刚毅的园丁和足智多谋的啮齿动物之间争夺霸权的战争，最终推向了巨大的高潮——“大地之子”将一罐罐汽油倒进了这个小流氓的洞穴，并点燃了它，就像某个疯狂的花园纳粹党人决心在后院来一场“诸神黄昏”。波伦的这篇文章与美国自然文学的严肃性非常不协调，而且在它顽皮的利己思想中充满了犹太风格，就好像亨利・大卫・梭罗在与伍迪・艾伦相遇过后，便再也和以往不同了。
波伦的日常工作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新闻学功勋教授，他从 2003 年开始在那里工作。在佛蒙特州的本宁顿学院毕业后，波伦在牛津大学学习了一年，又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了英国文学硕士学位，专攻美国自然文学和梭罗。他曾做过一段时间的电视评论家，但后来“我意识到读书的人不会看电视，而看电视的人也不会读书”。因此，1983 年，他开始与刘易斯・拉帕姆重新合作创办了《哈珀杂志》（Harper's Magazine）。这是一份以强硬而优雅的文字表达高尚道德目标的评论而闻名的出版物。
但是，波伦在食物论战中获胜的方式完全属于他自己，并带有一种随和的人道主义慷慨色彩。读者从不会觉得自己是被哄骗着开始奉行胃的美德，波伦的路途也向来和内疚无关。这是一位想要恢复真正饮食文化的作家，他也承认，吃一盘自家炸的薯条会带来纯粹的快乐。
他比我印象中更高大更敏捷，虽然是个秃头，但是很帅的那种秃。他有一种开放的态度，会让你莫名其妙地产生家庭感，所以我询问了一些关于他的情况，特别是关于他的儿子艾萨克——他创造了“谷物文学”（cornopraphy）这个词，来形容他父亲自己的作品流派。我想知道艾萨克对食物的热爱是否和我的孩子一样，他们两个都是 20 多岁的年轻人，已经成为令人印象深刻的厨师。波伦露出了他最温柔的笑容，说：“不总是这样。”在他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当波伦开始吃绿色食物的时候，艾萨克（现在已经 17 岁了）只吃白色食物：米饭、面条、泡在牛奶里的早餐麦片。同时，他只穿黑色的衣服（深蓝色的袜子除外），尤其喜欢一套黑色的打底裤，他舍不得离开它们。在《吃的法则》中坚持全家人应该吃同样食物的波伦，（而不是吃着解冻披萨的小儿子、在楼上啃着巧克力棒的女儿、狼吞虎咽地在厨房吃着通心粉的妈妈和爸爸），耸了耸他宽厚的肩膀，他承认道：“呃，我在那段时间也适应了艾萨克的食物。”
艾萨克对黑与白的痴迷变得十分严重，以至于波伦的朋友爱丽丝・沃特斯 ，潘尼斯之家（Chez Panisse，伯克利的一家餐厅，对季节性有机产品的投入具有革命性意义）的老板兼主厨，主动伸出援手，向这个男孩介绍了非白色食物的美好。
这位伟大的厨师尽职尽责地炙烤了一些特选牛排（无疑是草饲的），并将它们认真地切分成块端上了桌。艾萨克拨弄着它，与其说是为了享受，不如说是为了履行孝道。沃特斯并不担心，她向波伦保证，再过几年，艾萨克就会成为“一个吃货”。14岁时，艾萨克在潘尼斯之家的厨房里做了一段时间的实习生，负责准备蔬菜和修整鹌鹑翅膀。一天晚上，艾萨克回家时宣布：“我更喜欢乳鸽。”他的父亲知道，爱丽丝・沃特斯的预言成真了。
尽管他的作品充满魅力，但波伦是在非常严肃认真地描述他所看到的问题：美国饮食方式被禁锢在农业综合企业的产业链中，首当其冲的是玉米的工业化大规模生产，这几乎抹杀了杂食饮食的可能性。如果我们的身份由饮食所定义，那么，当大多数美国人以为自己是肉食动物时，他们其实是谷食动物。他们实际上吃的——比如餐盘中的牛肉、家禽，甚至鱼（除了其他动物的残渣）——只是用来处理玉米过剩问题的牲畜。这是一场利益战胜自然的战争。在《杂食者的两难》中，波伦描述了在 20 世纪 70 年代，畜牧业被刻意改变，以消耗大量囤积的玉米，这些过剩的玉米抑制了谷物价格。牛群不再在牧场上饲养，而是被铐在饲养场的栏杆上，站在它们自己的粪便形成的潟湖里，用谷物而非草来填充自己，然后被带去屠宰场——这可比以前更肥，也长得更快。
这种廉价肉类的工业化供应所付出的代价，是一群肥胖症和慢性糖尿病患者，他们蹒跚前行，吃着鸡块和汉堡，而这些都是这个无情的玉米链的最终产品。曾几何时，玉米地是美国健康的象征。现在，正如波伦所描述的，它似乎更像是美国大自然的太平间。
正因为波伦对他的国家文化投入了如此之深的爱，他哀悼的不仅仅是饮食健康的损失，还有被至高无上的快餐所摧毁的家庭社区感，以及对便餐行业举起白旗的烹饪艺术。现在，有19% 的美国人是在车里吃饭的，这一数据足够说明，这种单手就能吃的鸡块为何是食品企业营销人员梦寐以求的产品。在构成麦乐鸡块的 38 种不同成分中，波伦发现，有 13 种是基于玉米制成的。
当然，还有用玉米喂养的鸡，它们被尽可能快地培养到最佳屠宰年龄，当巨大的胸肉和细小的腿上注满了足够多的抗生素时，它们就会被标上日期，“加工”到超市托盘上。但在鸡块的世界里，还有用于将这些东西团在一起的玉米淀粉；更不用说那些除了高果糖玉米糖浆之外，便别无他物的巨大碳酸饮料了。
迈克尔・波伦对农业综合企业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敬畏：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提供低成本的食物。但更多的是感到恐慌。他说：“现在的情形是沃尔玛主义，也是福特主义的反面。福特提高了装配线工人的工资，以便他们能购买他的汽车。沃尔玛支付的工资很低，因为它知道，工人们总是能得到劣质廉价的食物。”结果造成了大量对汉堡与大杯可乐上瘾的人。没有人比波伦更擅长描述魔鬼，他描绘出了令垃圾食品迷们趋之若鹜的、令人麻醉的“油炸香味”。他认为，这是一种仿造的“家味”：在那些油腻的、劲脆的、汉堡式湿软的食物供给中，带给人臆想里的童年安全感味道，就好像快餐妈妈是一个巨大的美国乳头，给美国的婴儿大众安静地吮吸着。
任何读过波伦《杂食者的两难》的结尾处“完美的一餐”的人都知道，他不仅是一位历史学家和食物的预言家，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厨师。因此，我把我们所处时代的一个悖论抛给了他：如今是个对食物痴迷的时代——明星主厨、每份报纸和杂志上的美食专栏、美食厨房的营销——可不知为何，与这些痴迷对应的，反而是人们做饭次数的减少，而非增加。我们都认为，电视烹饪已经发展成一种狂躁的游戏节目，而愤怒明星的魅力和对速度的夸张强调，使得家庭厨师更难将他们所看到的内容在自己的厨房里重现。
在前景黯淡的情况下，唯一的例外是当地农贸市场的兴起，以及全食超市（Whole Foods Market）等被波伦称为“大型有机”商店的崛起，在那里，精准的产地标签对购物决策至关重要。站在伯克利的立场上，他没有幻想这种有益的革命会在经济衰退时期惠及大多数美国人，但波伦已经厌倦了听到富人说，雇佣的佣人又解冻了一张比萨饼，或者把孩子们拖去吃快乐餐，原因仅仅是“没时间”——而奢侈品级维京牌烤箱正在厨房里哭泣。他说，做饭、吃饭和清理厨房的平均时间是31 分钟；美国人每天在电脑前的非工作时间平均为两小时，在电视前的时间为三小时。
波伦叹了一口气道：“你知道，我们一直被灌输这样一种观念：美国人只有在工作场所才会生产些东西。但当我们做饭时，我们也是生产者。可悲的是，我们只会被认为是消费者。”
在伦敦阳光的照耀下，我和波伦一边分享着哀歌，一边品尝着橡树屋餐厅的开胃拼盘。里面有味道浓郁的意大利蒜味腊肠，但塔奥斯塔烟熏火腿的味道有些平淡无奇。从其余的应季产品来看，餐厅的承诺显然比实际提供的要夸张些：新鲜土豆配小葱，佐着无趣的蛋黄酱；菠菜配野生大蒜酸奶，但没有多少野生的证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这一定是波伦的
运气——甜菜根，有几块又黑又腥，有些是粉红色的，还挺迷人。我们还点了“平底锅煎多塞特鲭鱼”，（不然他们还能在哪里煎？）但经理突然出现说，有个原料缺货了。他们想着，薄荷也许可以替代，接着又觉得“不，不行”。于是问我们介不介意把鱼改为炭烤，搭配一些绿色番茄和白腰豆。在开放式厨房里，快乐男孩们埋头忙活着，在这个座位空了一半的餐厅里，一场名为“简约”的小小奇迹出现了：鱼的肉香令人垂涎，鱼皮焦脆，白腰豆煮得刚刚好，入口有点像浓汤。
愉悦降临到了餐桌上。可惜，波伦的出版商管家也降临了，她看起来对这场愉悦不感兴趣。他被带走了。
但波伦化已经发生了。我一边吃着郁郁寡欢的大黄冰糕，一边想着我们的谈话。“你的作品中隐藏着一种巨大的悲剧性社会理论，不是吗？”我对他说。“我们被一种文化所困，这种文化阻碍了你的梦想——你无法通过在家一起做饭、吃饭的方式来恢复曾经的社区感。冷冻快餐和电影爆米花绝对称不上正经的食物；我们对餐厅的迷恋与执念，反叫我们等着别人做饭；为了让自己感觉良好而花在健身房的时间，又给了我们不做晚餐的借口。那我们到底能做什么？”
“哦对，”他说着，露出了最得意的笑容，“我们还可以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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