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当奥斯曼帝国的衰弱与欧洲国家的强大形成鲜明对比时，欧洲大国看似掌握着瓜分奥斯曼帝国的主动权，但欧洲国家因利益冲突而不可能一致对付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内忧外患、衰弱不堪，但它依靠一两个强国来抵制其他欧洲强国的侵犯，保持了国家主权的独立: 在英国和法国的帮助下抵制俄国，在俄国帮助下压制埃及行省的分裂行动，依靠德国的帮助抗拒其他欧洲强国，客观上延缓了帝国的衰亡。很显然，奥斯曼帝国的外交虽是“病急乱投医”，但也有一定主动性，并非完全任人宰割; 只是帝国内政中的问题削弱了正常外交活动。奥斯曼帝国对欧关系的演变受当时欧洲国际关系格局变动的严重影响，帝国最终被卷入欧洲大国之间的战争。
《世界历史》2012 年第6期
史书中一般把 1699 年《卡洛维兹条约》的签订作为奥斯曼帝国由强到弱的转折点，理由是此前奥斯曼帝国向外扩张而此后转入防御，奥斯曼帝国丧失领土也是从此开始的。奥地利根据《卡洛维兹条约》占领了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而波兰夺占了奥斯曼帝国的两个省。当然，欧洲人眼中的奥斯曼帝国衰落主要指其军事力量不再对欧洲国家构成威胁。真正的转折体现在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国家的关系方面，《卡洛维兹条约》是代表双方力量消长的一个分水岭。对奥斯曼帝国而言，随之而来的18 世纪本来可能面临欧洲的步步紧逼，可是欧洲忙于内部争斗，给了奥斯曼帝国一个较长的喘息之机。只有俄国与奥斯曼帝国发生时断时续的战争，于1774 年签订《库楚克—凯纳吉条约》，俄罗斯在黑海地区取得了一些特权，并以保护东正教徒为由插手奥斯曼帝国事务。耐人寻味的是，此后欧洲国家很少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奥斯曼帝国; 而奥斯曼帝国应付紧张局势、维系帝国主权时所使用的外交手段，无非是依赖一两个欧洲国家抵制其他欧洲国家。近代国际关系史和中东史著作中，对欧洲国家如何觊觎奥斯曼帝国遗产，如何处理“东方问题”，如何化解“近东危机”，已经做了较多的研究。在这些研究者看来，欧洲国家始终是主动行使外交权力的一方，奥斯曼帝国是被动地任欧洲大国支配甚至宰割的一方。要是从奥斯曼帝国的角度看帝国政府外交活动的目标转换，能否得出一致的结论呢? 本文选取 1798 年法国入侵至 1918年奥斯曼帝国瓦解的百余年历史，从处于衰落中的奥斯曼帝国与强势的欧洲国家关系的演变，试分析其中所涉及的问题和总体特征。
一、奥斯曼政府利用欧洲大国间的矛盾而“求存”
拿破仑 1798 年入侵埃及，是西欧国家第一次侵入奥斯曼帝国领土。幸亏法国的军事占领不超过三年。其后十几年的时间里，欧洲国家忙于对付拿破仑，无暇关注奥斯曼帝国的事务。1815 年的维也纳会议，建立起英、法、俄、普等国之间的均势，即所谓的“维也纳体系”，客观上有利于奥斯曼帝国的生存。
然而好景不长。1821 年希腊人起义，引起欧洲大国的“密切关注”。奥斯曼政府军队和埃及穆罕默德·阿里派出的军队围攻希腊要塞，占领雅典，希腊起义眼看被镇压。俄国以保护希腊东正教徒为名准备出兵; 法国暗中支持埃及; 英国则害怕俄国越过黑海海峡，威胁到英国通往印度的运输线。英国和法国暂时搁置双方在东地中海的矛盾，一致反对俄国南下。1827 年 7 月，英、法、俄缔结条约，要求奥斯曼帝国政府与希腊之间停战。素丹马哈茂德二世拒绝，英国和法国武装介入，俄国直接在黑海地区进行军事占领。1831 年希腊脱离了奥斯曼帝国。此后几十年，奥斯曼帝国与巴尔干属国之间的关系，成为欧洲事务的组成部分。在列强虎视的夹缝里求生存，是奥斯曼帝国可以采取的仅有的选择。
不过，1831—1875 年发生的重大冲突中，奥斯曼帝国并没有被动地等待欧洲强国的宰割，而是积极采取行动，借助欧洲强国的力量，对内遏制埃及脱离帝国的行动，对外打败宿敌俄国，缓解了北部边境的威胁。
在 1831—1833 年的“第一次埃土战争”( 埃及行省与奥斯曼帝国政府的战争) 中，奥斯曼素丹的军队节节失利，急忙向欧洲强国求救。法国支持埃及; 俄国毫不犹豫地出兵干预; 英国既不愿意看到俄国帮助奥斯曼政府，也不愿意看到埃及独立，于是鼓吹“维护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在埃及军队的强大攻势下，奥斯曼素丹被迫接受英国、法国和埃及提出的和谈条件; 但奥斯曼素丹不甘心被穆罕默德·阿里占据大片领土，转而寻求俄国的支持。1833 年6 月奥斯曼帝国与俄国签订条约，建立军事同盟。条约规定: 两国之间永久保持和平，同盟的目的是共同抵抗所有外来的侵略，如遇外敌则积极给予军事支援。[1]1839 年 4 月爆发了“第二次埃土战争”，俄国以同盟国的姿态出兵“保卫素丹”，英国和法国立即做出反应。在英国主持下，英国、俄国、奥匈帝国、普鲁士和奥斯曼帝国代表于1840 年 7 月在伦敦举行会议，7 月15 日签订《伦敦条约》。条约主要是敦促穆罕默德·阿里退出所占的克里特、叙利亚等地。穆罕默德·阿里不愿接受《伦敦条约》，英国军队在贝鲁特登陆，与奥斯曼帝国军队一道占领叙利亚沿海城市，加上叙利亚民众起义反抗穆罕默德·阿里的统治，埃及军队被迫撤退，损失惨重。1841 年 1 月 30 日，奥斯曼素丹接受英、俄等国的“建议”，颁布几道敕令，保留阿里家族在埃及的世袭统治和对苏丹的管辖权，限期撤出埃及所占的奥斯曼帝国的领土，规定埃及在和平时期只能保留1. 8 万军队，不得建造战舰，每年向奥斯曼素丹纳贡。[2]
埃土战争期间英国提出的“维护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在近代国际关系史著作中的引用非常频繁。英国抛出这一说法，理由并不复杂: 一旦欧洲国家群起瓜分奥斯曼帝国，俄国、奥匈和法国就会抢先，这是英国不愿看到的。从希腊起义开始，经历两次埃土战争和克里米亚战争，到1875 年发生近东危机，英国“维护奥斯曼帝国领土完整”的主张没有变。英国外交官员对奥斯曼帝国的前途有多种预测，比如，帝国出现混乱状态怎么办? 素丹政权垮台怎么办? 奥斯曼帝国会不会被瓜分? 会被大国用武力瓜分还是被“和平瓜分”? 会不会成为某一个欧洲国家的“保护国”?[3] 英国对奥斯曼帝国瓦解导致的后果估计得很严重，不愿看到由此引发战争。法国支持埃及的政策与英国有冲突，但在抵制俄国的问题上与英国利益一致，英国和法国共同抗拒俄国，这是对奥斯曼帝国非常有利的。当然，“促成英国对奥斯曼帝国外交政策的出台，与其说是由于英国在亚洲的利益，由于奥斯曼帝国本身，不如说是保持欧洲均衡的需要。”英国并没有真正考虑奥斯曼帝国的命运，这一点是清楚的。不过我们可以换个角度说: 奥斯曼帝国无意中利用了欧洲国家之间的矛盾。只要英国持续这一政策，对奥斯曼帝国就有好处。部分近代国际关系史和中东史著作认为，英国在19 世纪 30 年代至1914年的政策一直是“维持奥斯曼帝国领土完整”。这样的判断不够准确。柏林会议上英国的外交政策有所改变，英国为达到自己的目标，以“有限瓜分土耳其”取代了“保持土耳其领土完整”[4]。英国认为，“将欧洲土耳其与亚洲土耳其分开，这样更符合英帝国的整体利益”。当时，俄国控制地中海东部，威胁英国的运输线安全，这是让英国人最担心的。迪斯累利和他的内阁成员考虑的是，如何想办法在地中海东部建立一个海军基地。英国外交官们认为，如果得到塞浦路斯，对英国控制小亚细亚和叙利亚附近地区非常有利; 最大的益处还在于，英国获取塞浦路斯“不会引起欧洲强国的嫉妒”，“不会打扰欧洲的和平”[5]。1878 年 6 月 4 日，英国与奥斯曼帝国签订了《塞浦路斯条约》，奥斯曼帝国“同意把塞浦路斯岛让与英国占领和管理”。其实，这是英国无力在近东地区维持主导地位的表现。
19 世纪中叶对奥斯曼帝国最有利的事件是克里米亚战争。由于几个欧洲大国的帮助，积贫积弱的奥斯曼帝国取得对俄战争奇迹般的胜利。战争是由巴尔干问题引起的，当时法国支持的天主教派与俄国支持的东正教派斗争，沙皇要求素丹承认俄国有权保护素丹统治下的所有东正教徒的安全。奥斯曼帝国获得英法两国的支持，因此断然拒绝俄国的要求。1853 年奥斯曼帝国军队进攻多瑙河畔的俄国军队，战争爆发。1854 年英国、法国和奥斯曼帝国签订同盟条约，加入战争。[6]后来奥地利、撒丁王国也参与战争，俄国战败。1856 年 3 月30 日英国、法国、奥地利、俄国、撒丁王国、奥斯曼帝国签订《巴黎条约》。条约要求交战各国的军队从战争期间占领或征服的土地上撤出，重建缔约各国间的和平。半个月后，英国、奥地利、法国签订了另一个条约，确认《巴黎条约》的有效性。《巴黎条约》和附件涉及这样一些内容: 一是由欧洲大国共同尊重并保证奥斯曼帝国的独立和完整; 二是黑海中立化，并重申1841 年海峡条约的有关条款; [7]三是俄国退出南比萨拉比亚，巴尔干诸公国不再受俄国保护，而是在素丹宗主权的名义下由欧洲大国共同保护; 四是奥斯曼帝国政府许诺实施改革。对奥斯曼帝国而言，挫败俄国在巴尔干地区的野心，维护了主权也保持了暂时的边疆稳定，有利于继续推行坦齐马特改革。当然也有负面效应: 战争期间向法国和英国借了大批债务，奥斯曼帝国政府从此背上了沉重的外债负担。
从 1831 年至 1875 年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国家的关系看，由于英、法等国的协助和直接干预，奥斯曼政府挫败了埃及穆罕默德·阿里的军事进攻，通过克里米亚战争打败俄国。奥斯曼帝国从英国和法国的支持中得到了实惠。英国经常以“维护土耳其人利益”的面目出现，使奥斯曼帝国因之受到英国的间接“保护”，有利于奥斯曼帝国对俄国和奥匈帝国的持久抵制。奥斯曼帝国推行社会改革，聘请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主要是法国人，依赖法国的技术，也需要法国人“指导”，所以与法国一度关系亲密，奥斯曼帝国从中受益。
二、奥斯曼帝国“亲近”德国而得利
由于巴尔干地区民族矛盾没有得到解决，1875 年黑塞哥维纳和波斯尼亚起义得到门得内哥罗和塞尔维亚支持，上升为帝国属地与奥斯曼政府之间公开的战争，引发“近东危机”。欧洲强国在“东方问题”上的斗争表面化。1877—1878 年俄土战争之后签署的《圣斯蒂法诺条约》，承认塞尔维亚、门得内哥罗、罗马尼亚独立，使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领土丧失一大部分。1878 年召开的柏林会议上，欧洲大国试图在巴尔干地区推行一套全新的秩序，几经周折达成的一系列协议，在违背奥斯曼帝国利益的情况下支持巴尔干民族建立了几个独立国家。这种侵犯主权的行为，开启了以瓜分奥斯曼帝国为主旨的“东方问题”的新阶段。[8]自柏林会议以后，奥斯曼帝国开始寻求新的盟友。
就在奥斯曼帝国有意靠近德国时，德国也有进入中东的企图。德国在完成统一后就与奥斯曼政府建立了初步的联系。德国准备在地中海东部“有所作为”，只是感到还不足以与英国和俄国抗衡，所以在俾斯麦当政期间德国在近东的行动非常谨慎。“近东危机”期间，俾斯麦认为奥斯曼帝国不值得欧洲文明国家为之互相残杀，毁灭自己，因而要避免德国卷入欧洲大国在近东的冲突。1876 年 12月 5 日，俾斯麦在德国国会的演说中说: “只要我看不到德国的利益，我就不会建议德国积极参加到那些事情( 指近东纷争) 中去。”[9]当时俾斯麦已敏锐地觉察到“东方问题”出现了“权力再分配”的可能，但俾斯麦仍然把维持“三皇联盟”作为在欧洲孤立法国的盾牌，不愿因为巴尔干争端而与奥斯曼帝国或俄国冲突。1888 年威廉二世上台后，德国的对外政策产生了重大变化。威廉二世即位的第二年访问奥斯曼帝国，从伊斯坦布尔返回后坚定地认为，奥斯曼帝国是等着德国来利用的资源。[10]于是他不顾俾斯麦的反对，迅速采取行动，全面渗入奥斯曼帝国。
奥斯曼帝国给予德国的第一个重要特许权合同于 1888 年签字，该合同授权安纳托利亚铁路公司修筑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延伸到安卡拉的铁路。1893 年通往安卡拉的铁路通车，德国又获得修筑安卡拉至科尼亚的一条铁路支线的权利。1896年这条铁路支线建成。1899 年至 1903 年之间，德国的铁路公司又得到了从科尼亚东南方向经过摩苏尔和巴格达延伸到巴士拉的铁路的修筑和经营权( 由于资金问题以及地形给施工带来困难，德国人后来决定只修到巴格达) 。一战爆发前，几段铁路的支线建成通车。
奥斯曼帝国境内铁路线上运营的火车几乎全部来自德国公司。1900 年至 1908 年奥斯曼政府修建的从大马士革到麦地那的汉志窄轨铁路基本上使用德国的车辆，到 1913年时有近 100 台机车、100 多节车皮，到 1914 年大约有 200 台蒸汽机车、3500节货运和客运车皮。[11] 1910 年至 1913 年间，从德国运往奥斯曼帝国的铁轨和枕木总计价值超过1900 万金马克。一些德国的海运公司通过运输笨重的铁路设备获得了大宗生意。德国从奥斯曼帝国获得极大利润，而奥斯曼帝国的基础建设也得到较快发展。
德国外交政策在威廉二世上台后转向奥斯曼帝国，经济因素是这一转变的基础。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德国工业迅速发展，以至于必须寻求国外市场，而奥斯曼帝国恰好为德国提供了顺理成章的出路。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同意德国修筑巴格达铁路，理由是“与德国的合作有利于帝国经济发展，有利于统一，能确保亚洲领土的安全”[12]。从19 世纪 80 年代开始，德国对奥斯曼帝国事务的影响快速增长，尤其是在贸易和投资领域。继1892 年成立德意志银行之后，另外几家德国大银行也纷纷在奥斯曼帝国开始营业。1899 年德国金融集团建立了德国巴勒斯坦银行，并在贝鲁特、大马士革、加沙、耶路撒冷等地设有分行。继银行之后，德国几家主要的兵器生产公司对奥斯曼帝国产生浓厚兴趣。从19世纪 80 年代开始，德国最大的火炮生产商克虏伯公司向奥斯曼帝国售出了数以百计的各型轻重火炮，其他公司也向奥斯曼帝国提供大量来复枪、卡宾枪，卖给子弹、弹药筒等。与此同时，奥斯曼帝国海军也开始从德国造船厂购买船舰。1889 年德国近东航运公司建立，1905 年阿特拉斯航运公司建立，与德国近东航空公司一起共同控制了从波罗的海到雅典、伊斯坦布尔，以及地中海沿岸城市的运输业务。1908 年，德国在巴格达设立领事馆，直接为德国的商业、投资、银行业提供保障。
此外，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德国的科学考察团、宗教使团在奥斯曼帝国大受欢迎。德国人要建立学校，推广德国文化，奥斯曼素丹欣然接受。一时间，德国的学校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建立起来，德国的代表团多次访问近东，连德国的风俗也在奥斯曼帝国流行。为数众多的传教士、护士、社会工作者和教师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积极活动。“在新教联盟和德国东方使团等宗教组织资助下，圣地耶路撒冷和奥斯曼帝国其他地方建起了许多学校、孤儿院、诊所和医院。”[13]德国逐步取代了英法两国在奥斯曼帝国的位置。
可以说，奥斯曼帝国与英国和法国关系的疏远，给了德国人走近奥斯曼帝国的机会。德国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起初没有力量和机会染指中东，恰好利用奥斯曼素丹对英、法的怨隙，利用了奥斯曼帝国反对俄国的需要。研究中东史的学者指出，“素丹依靠德、意对付俄国，取代了以往求助于伦敦和巴黎”; “再加上素丹个人的好恶: 例如，素丹哈米德二世欣赏德国，憎恨俄国，蔑视法国，惧怕英国，于是决定了最后把德国当盟友”[14]。奥斯曼帝国与德国保持友好关系，得到德国的经济与技术援助，客观上有利于奥斯曼帝国的发展，尤其是铁路、港口的建设，军事技术的提高和装备的改进。在我们的各类教科书中基本的判断是: 修筑铁路为德国攫取奥斯曼帝国的资源提供了方便。这一判断是正确的，德国给予奥斯曼帝国援助是为了获取自己的利益，并非为了奥斯曼帝国的发展。不过，对处于衰落阶段的奥斯曼帝国而言，德国的援助是迫切需要的，客观上增强了帝国的经济力量，也为土耳其共和国后来的独立发展准备了物质条件。
三、奥斯曼帝国在欧洲格局变动中“因小失大”
欧洲国家关系的格局是不断变动的。奥斯曼帝国对 19 世纪前期欧洲大国关系的判断基本准确，当时要想靠自己的力量抵御俄国和奥地利的入侵几乎不可能，除非得到一个或其他几个欧洲国家的支持，依赖英国和法国对付俄国是明智的。19 世纪 80 年代以后欧洲国际关系格局发生变化后，奥斯曼帝国对欧洲形势失去正确判断。尽管从帝国与德国的合作中获得短期利益，但欧洲大国关系的变动，使处于依附地位的奥斯曼帝国付出惨重的代价。
国际关系史中一个耳熟能详的结论是: 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平衡，19 世纪后期欧洲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1870—1914 年欧洲国际关系极为复杂: 先是欧洲大陆强国法国丧失了大陆霸主的地位，接着是德国迅速崛起并挑战长期以来由英、法、俄把持的欧洲均势。德国为了削弱法国，改善了与俄国和奥匈帝国的关系，于1873 年 10 月建立“三皇同盟”，于 1882 年 5 月与奥匈和意大利签订《三国同盟条约》。而法国为了摆脱普法战争后的孤立地位，积极寻找盟国。1894 年 1 月，法俄正式建立军事同盟。同一时期，英国和德国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两个强国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因对付共同敌人的需要，英国和法国于1904 年 4 月签订《英法协定》。英俄之间在远东和近东地区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但英国政府意识到，与俄国妥协有利于解除俄国南下伊朗和阿富汗对印度殖民地造成的威胁。英国外交官员想到在土耳其海峡问题上与俄国妥协，换得俄国在中亚问题上做出有利于英国的让步。英俄两国在1906—1907 年进行谈判，最后于 1907 年签订《英俄协约》。欧洲大国的力量经过了这样一个分化组合的过程。
奥斯曼帝国疏远英国和法国的同时快速走近德国，从表面看确实是明智的选择。比如疏远英国，因为英国不再值得奥斯曼帝国信任。英国外交官员为了换得俄国在中亚问题上做出有利于英国的让步，毫不犹豫地拿土耳其海峡与俄国做交易。很显然，英国在权衡利弊时，印度殖民地的安全远比奥斯曼帝国与英国之间的关系重要。英国自1882 年吞并埃及后，完全控制了苏伊士运河，占据东地中海最重要的位置。相比之下，黑海海峡的战略地位不像以往那样重要，所以不愿再投入大量精力。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人掌权后，奥斯曼帝国的内政部长和外交部长于 9 月 2 日会见英国外交官，重申土耳其新政府的外交意向，希望得到英国的“认可和支持”，新政府正式请求英国派技术人员，对奥斯曼帝国的海军、海关、灌溉等事业进行帮助。[15]但英国除了发表一些没有实际意义的同情声明外，并不愿给新政权提供真正的支持。这一年，“保加利亚宣布独立，奥匈帝国正式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英国拒绝进一步承担‘尊重土耳其领土完整’的责任，还劝青年土耳其党不要为此进行战争”[16]。到1911 年，英国最终决定放弃先前对新政权的友好政策。1912 年巴尔干战争爆发后，英国希望无论哪一方都不要取得彻底的胜利，因为任何决定性的胜利都会使得达成解决双方争端的协议变得困难。巴尔干国家在战场上取得节节胜利，奥斯曼帝国代表请求英国带头发起大国的干预。英国的答复是: 如果奥斯曼政府想避免进一步失败，就要无条件地将解决问题、达成协议的权力交给欧洲列强。1913年巴尔干战事又起，希腊、门得内哥罗、罗马尼亚向保加利亚开战。奥斯曼的军队趁机收复埃迪尔纳。英国认为，奥斯曼政府重新夺取原属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很正常”，但告诫奥斯曼土耳其人不要越过《伦敦条约》规定的防线。而奥斯曼政府则指责英国支持保加利亚和希腊，可见双方已经互不信任。
随着德国势力对奥斯曼帝国的全面渗透，奥斯曼帝国对法国的依赖也慢慢减弱; 而且，法国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损害了奥斯曼帝国的利益。法国于1870 年吞并阿尔及利亚，1881 年占领突尼斯，并确立了对突尼斯的保护关系。1908 年的青年土耳其革命后，奥斯曼帝国领导层出现了自由主义倾向，这使法国政府相信，自己会在奥斯曼帝国享有特权。为表示对这个新政府的友好态度，法国同意无条件向其贷款2500 万法郎。不过，在青年土耳其党执政的第一年里，法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关系就恶化了。一是新政府对法资银行不信任，对法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康士坦斯表示厌恶; 二是青年土耳其党高涨的爱国主义情绪，尤其奥斯曼政府公开抨击法国，完全与法国政府的意愿相违背。奥斯曼帝国与法国的关系已经无法缓和。
如果说抛弃与英国和法国的传统友好关系没什么不合适，那么，选择德国作盟友则是有利也有弊的。奥斯曼帝国确实从德国得到了实际利益，但选择德国作盟友就得与德国的其他盟友建立同盟。奥匈帝国虽在损害奥斯曼帝国的利益，但奥斯曼帝国还得对它表示友好。就在奥斯曼帝国与德国关系日益密切时，奥匈帝国与德国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控制巴尔干地区是奥匈帝国的愿望，奥匈帝国的军人很想把巴尔干半岛的西部纳入奥匈帝国版图; 但奥匈帝国的政治家如外交部长安德拉西就认为，兼并奥斯曼帝国的巴尔干属地会导致奥匈帝国的斯拉夫人增加，这样的吞并对民族成分复杂的奥匈帝国是一种潜在的危险。而且，巴尔干地区脱离奥斯曼帝国，可能会出现一个由俄国支持的大斯拉夫国家，对奥匈帝国是极为不利的。1906 年安德拉西下台，奥匈帝国的政策发生了变化。趁着奥斯曼帝国内部发生革命的机会，奥匈皇帝弗朗西斯·约瑟夫于 1908 年 10 月宣布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奥斯曼政府极力反对奥匈帝国的举措，但它的抗议没有得到任何欧洲国家的响应。相反，德国迫使青年土耳其党人接受奥匈帝国的“领土损失补偿费”。奥斯曼帝国要反抗奥匈帝国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吞并，但奥匈帝国的背后是德国，而德国是奥斯曼帝国的“亲密盟友”。经过德国从中“积极而有效”的斡旋，使得奥斯曼帝国最终还是容忍了奥匈帝国对其主权的侵害，几年后成为同一个阵营的“盟友”。1914 年 7 月 22 日，恩维尔帕夏向德国驻奥斯曼帝国大使瓦根海姆提出，奥斯曼帝国作为正式盟友加入同盟国。瓦根海姆相当清楚，奥斯曼帝国没有做好军事准备，起初拒绝了这个提议，但是根据德皇的亲自吩咐，几天后又重新开始磋商。8 月 2 日奥斯曼帝国加入同盟的正式条约在君士坦丁堡秘密签订，[17]从此变成英、法、俄协约国集团的敌对的一方。一些奥斯曼政府内阁成员不同意他们的国家与德国缔结军事结盟，但无法阻止少数亲德派的行动。而多数土耳其官员还不知道本国与德国结盟。这显然是一步危险棋，难怪英国首相阿斯奎斯1914 年 11 月 9 日在伦敦市政厅发表的演说中预言: “奥斯曼统治者不仅仅在欧洲，而且在亚洲敲响了自己的丧钟。”[18]
1911 年意大利与奥斯曼帝国发生战争，奥斯曼帝国失败，意大利占领奥斯曼帝国的北非领土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奥斯曼帝国加入三国同盟，就不得不与意大利“化敌为友”，进入同一阵营。后来意大利却没有参战，战争即将结束时倒向协约国一方。奥斯曼帝国的的领土在战争中被协约国军队占领，随着同盟国集团在1918 年失败，奥斯曼帝国解体。也就是说，奥斯曼政府未能及时调整外交政策，最后被德国带进战场，可以说得不偿失或“因小失大”。
四、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国家关系演变的特征
18 世纪晚期到 20 世纪初期的奥斯曼帝国，既有“内忧”又有“外患”; 更为严重的是，属地和行省要求独立，不断掀起反抗斗争，奥斯曼政府穷于应付。面对俄国和奥匈帝国的领土野心，奥斯曼政府把寻求帝国安全放在首位，先依靠英国和法国，成功地抗拒着俄国和奥匈帝国。后来，奥斯曼帝国与德国亲近，抵制其他欧洲国家，但巴尔干诸国最后还是脱离了奥斯曼帝国，而奥斯曼帝国被德国拖进战争的泥潭。纵观奥斯曼帝国一个多世纪与欧洲国家关系的演变，可以概括出如下特征:
第一，奥斯曼帝国对欧关系的选择虽是“病急乱投医”，但也有一定的主动性。
奥斯曼帝国失去军事优势后，帝国的统治者不得不把注意力放在与欧洲强敌的非武力较量上。土耳其人认识到与胜利者进行外交谈判、尽量减少所受到的“惩罚”是很重要的，不过，如何使用外交手段，土耳其人起初并不在行。当西方国家设在伊斯坦布尔的使馆不断增加时，奥斯曼帝国却满足于偶尔派使团去欧洲，直到1793 年才在伦敦设立第一个外事机构。土耳其人与西方国家打交道，刚开始不会主动运用建立军事联盟等外交方式，一些宗教领袖甚至对建立与基督教国家之间的联盟不能接受。[19]出人意料的是，迟迟不会使用外交手段的土耳其人，迫于形势不得不使用外交手段时，倒是运用自如，也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俄国和奥匈帝国是奥斯曼帝国的强敌，帝国“永久性的政策”就是防止俄国和奥匈侵吞自己的领土。为此，奥斯曼政府建立联盟的对象不断转换。18 世纪之前曾求助于普鲁士、瑞典，19 世纪前期求助于法国和英国，19 世纪后期与德国结为盟友，并得到德国大力援助。奥斯曼政府的外交，几乎就是“病急乱投医”，因为面对强邻，形势不容迟缓。不过，奥斯曼帝国把外交的功利原则运用得很透彻。奥斯曼帝国寻求其他国家的帮助都是为了对付俄国，但奥斯曼政府为了平息穆罕默德·阿里的“叛乱”，两次向俄国借兵，并于1833 年 6 月与俄国签订条约，建立军事同盟，声称“两国之间永久保持和平”。在青年土耳其党人执政时期，总体的外交方针是与德国结盟，依靠德国的帮助，但一度赞成与英国结盟。[20]我们以前的教科书中说，奥斯曼土耳其任人宰割，是过分强调了奥斯曼帝国的衰弱和统治者的无能。奥斯曼帝国瓦解之前百余年的对欧关系表明，帝国政府的外交主动权并没有完全丧失。欧洲大国之间的争斗和所谓均势原则，给了奥斯曼帝国生存的机会，奥斯曼帝国统治者抓住了这个机会。
第二，帝国的内政影响帝国与欧洲国家的关系。
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帝国内部的问题尤其民族、宗教问题影响到奥斯曼帝国的对外关系。例如，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与基督教臣民的关系问题，几乎是整个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期的重大事件的导火线。希腊起义、克里米亚战争、近东危机、俄土战争、巴尔干战争，都是由奥斯曼帝国境内天主教或东正教的地位问题引发的。1876 年土耳其政府在镇压保加利亚人起义时，依靠巴希布祖克人和契尔克斯人的非正规武装，对保加利亚人进行残酷的报复式屠杀( 1 万多人无辜的居民被杀) 。这样的暴行在英国以至整个欧洲舆论中产生强烈反应，声讨奥斯曼土耳其人的言论一时高涨。1894 年至 1897 年，阿卜杜·哈米德二世镇压亚美尼亚人起义，在约兹加特、埃津兼、哈尔浦特、锡瓦斯、马腊什、乌尔法，甚至在伊斯坦布尔，都出现了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许多城镇和村庄都遭到浩劫，土耳其警察和士兵参与了屠杀活动。[21]1894—1897 年总共约有 10 万亚美尼亚人丧失生命。屠杀亚美尼亚人的事件在欧洲国家产生普遍的激愤，欧洲舆论一致谴责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称他为“血腥的素丹”。在西欧人眼里，这样一个专制国家的残暴君主，没有资格成为与文明国家政治交往的平等对手。
另外，帝国内部腐败，政治低效。如何通过政治改革，消除特权，整顿吏治，建立法制化、高效率的行政机构和服务系统，当时是很迫切的问题。为了延缓帝国的崩溃，英、法等国派出一批又一批军事、经济和技术方面的顾问，到伊斯坦布尔指导和支持帝国的改革。欧洲顾问们几乎插手从财政建设到军事训练的每一个领域，但奥斯曼帝国按照西方模式改革政治制度的努力未见成效。在观察家看来，这个帝国明显地在等死。[22]当然，19 世纪晚期的奥斯曼帝国既没有出现英国担心的瓦解和灭亡，也没有取得西方期望的改革成功，而是出现秩序混乱。当英国人发现奥斯曼政府未能按照他们的意愿来改造这个穆斯林帝国时感到非常失望。青年土耳其党人掌权后，驻伊斯坦布尔的英国外交官发现: 在新政权下，“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本质”没有发生改变，管理上也没有任何大的改进，而且对法令的遵守还不如旧政权。有的外交官尖锐地指出: “( 奥斯曼土耳其人) 恐怕没什么希望了; 尽管他换了外套，并尽力把自己打扮一新，但一样还是旧土耳其人。”[23]英国外交官对于青年土耳其党人挽救奥斯曼帝国的能力表示怀疑。事实上，青年土耳其党执政后逐渐倾向于军事专制，表面上实行宪政; 实际上权力斗争升级，影响了正常的外交工作。1912 年的巴尔干战争中，奥斯曼帝国战败，保加利亚等国趁机脱离奥斯曼帝国，这是青年土耳其党人执政时期最严重的事件。不久，在奥斯曼国内“亲德”势力的推动下，土耳其政府的部分亲德派与德国签订秘密盟约，并于1914 年 10 月 29日向协约国宣战，走进世界大战的战场，也就走上了亡国的道路。这一错误的外交选择，也是内部政治权力斗争造成的恶果。
第三，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国家的关系受欧洲国际政治大环境的制约。
奥斯曼帝国维系了主权，但帝国政府既丧失了对内的有效控制，也丧失了抵抗外来侵略的能力。一般认为，在西欧列强环视的情况下，奥斯曼帝国坚持着“存活”下来已相当不容易。当时，全球大部分地区的人民被迫屈服于欧洲大国的殖民统治，欧洲大陆以外仅有极少数国家凭借自己的力量保持了独立。奥斯曼帝国就是这少数独立国之一。[24]按照西方人的看法，“奥斯曼帝国既不是一个强大的力量，也不是弱小的力量，但这一时期分明是一个曾经强大的力量在逐渐衰弱。它的未来去向，对帝国的统治者、对欧洲主要大国，都变成了连续不断的难题。”[25]奥斯曼帝国存活下来的关键，其实就是谨慎的外交。
然而，奥斯曼帝国毕竟只是一个地域广阔的弱国，它曾经利用了英国、俄国、法国、奥匈帝国之间的矛盾，在外交活动中取得了一定的主动。但是，奥斯曼帝国没法改变它所处的外部环境。英国、奥地利、普鲁士、俄国帮助奥斯曼政府对付穆罕默德·阿里，是因为西方强国不允许出现一个威胁奥斯曼帝国稳定，打破国际力量平衡的强大的埃及国家。而且，1940 年的《伦敦条约》以及《亚历山大条约》、《海峡公约》的签订，实质上是欧洲大国把奥斯曼帝国纳入“欧洲国家体系”，成为欧洲大国保护下的附属性国家，而1856 年的《巴黎条约》进一步确认了这种关系。[26]柏林会议签订的条约则表明，19 世纪后期欧洲国家强大到足以把它们的意志强加给世界，随意在地图上勾画，决定一些民族命运的程度。[27]尤为重要的是，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欧洲主要大国已经分成两大阵营: 法国、俄国和英国为一方，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为另一方。这时候，奥斯曼帝国要通过外交手段促使某一个欧洲国家反对其余欧洲国家是困难的，青年土耳其革命后试图采取相反的政策，与所有欧洲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结果希望落空。在1912—1913 年巴尔干战争中，奥斯曼帝国迫切需要欧洲大国支持，但奥斯曼政府一个盟友都没有，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28]这就进一步表明，奥斯曼帝国的外交成败全系在欧洲国家相互关系“转动”的车轮上。换言之，奥斯曼帝国的外交活动，不能摆脱欧洲国际关系的大格局。20 世纪初期奥斯曼帝国政治家的选择余地逐渐缩小，要避免与欧洲大国冲突，做到“独立自主”不可能，只有尝试与一个或多个欧洲国家建立稳固的联盟。因为欧洲大国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两大军事集团形成并迅速走向战争，而奥斯曼帝国不知不觉做了欧洲大国争霸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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