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意义问题不是那种需要或能够给出确切答案的问题。的确，它更像是一则不可或缺的隐喻或是对生活的看法和洞察，从中你可以看出自己正扮演着何种特定的角色，有着哪些合理的期待。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你对它的看法从多方面决定了你未来生活的走向。比如说，你抱着生活就是“狗咬狗”和人人为我的态度去经商或上学，那么你就会把所有人都当作自己的威胁和对手；你不会做到完全诚实，而且无论如何都不会从与他人的交往中得到乐趣。人们会逐渐觉察到你的竞争敌意，开始不信任你，甚至会偶尔用一些让你恼火的行为来检验你的意图。于是，你不久就将发现自己的确身处一个“狗咬狗”的气氛中——这种气氛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你自己造出来的。所以生活意义的问题并非只是发现的问题，它也是一种重要的创造活动。你自己的哲学仅仅在部分程度上是对你已有世界观的表述和澄清，因为你所提出的哲学也将为这种世界观的形成助一臂之力。于是，有些对世界持一种晦暗的悲观情绪的哲学家，会故意把他们的哲学表述得甚为欣喜和乐观，这不是为了欺骗自己，而是为了改变自己，其中的确有一些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正是我们对生活的看法决定了我们在其中所能发现的意义。于是，你对开篇问题1和4的回答将对你可能持有的生活态度给出一个相对清楚的说明，即使你的答案显得滑稽或富有诗意（正是在戏剧和诗歌中，以及做严肃哲学的时候，我们的看法才变得明晰起来）。如果你认为“生活是一场游戏”，那么你的意思是说，生活不应当非常严肃地对待（不论你自己是否严肃对待了），生活最终不会增添任何东西，最好的生活方式就是去享受它；而倘若你认为“生活是上帝的恩赐，应当明智地加以利用”，那么你的意思是说，生活实际上是严肃的，它多少有着确定的使命（这一点你必须去领会），而且何谓成功、何谓失败（在上帝面前）也是比较清楚的。下面，我将简要描述几种关于生活的主要看法，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学生的试卷中，这些看法都时常出现。当然，这张清单不可能完整，你也可以把自己的某些看法加进去，它们说不定会比我列出的几种还要好。
生活作为一场游戏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如果生活是一场游戏，那么它就不会被严肃地对待。游戏是一种自足的活动，即使它的确增添了某种东西（比如打篮球提高了你的协调能力，跑步提高了你的耐力等），游戏的意义也在于玩本身（“游戏的输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样去玩。”）。不过，有人因此便会以狂热的竞争眼光来看待游戏（所以才有文斯·隆巴迪那句著名的话：“胜利不是一切，而是唯一！”）。以这种方式来看待生活，就是把生活当作一场不间断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因此，如果你认为生活是一场游戏，那么追问一下这种游戏属于何种类型也是重要的。有些游戏仅仅是为了消遣，有些游戏是为了证明你的优越（摔跤），另有一些则是为了消磨时间（单人纸牌）；有些游戏则具交际性（桥牌），有些则是有意制造紧张（下髙赌注的扑克游戏）；有些旨在伤害对手（拳击），有些则是为了帮助别人（比如借助游戏来资助慈善事业，看看谁能为了同一目标筹款最多）。许多作家都曾把生活看作一种游戏，比如三十多年前，排在畅销书榜首的就是埃里克·伯恩的《人们玩的游戏》。有些哲学家也认为，语言、经济学和哲学本身都是游戏，认为生活是场游戏，是要用一种特殊的眼光对其进行考察，避免把它看得太过严肃，同时也是为了强调一些东西，比如对规则的遵守、“生活要精彩”、享受生活、要尽力争取成功等。然而，我们却往往以一种危险的方式来谈论“胜败”。比如当我们将世界足球队亚军——它刚刚输掉了超级杯——称为一帮“败将”时，我们给自己定下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生活作为一个故事
“生活是对艺术的模仿。”相对于柏拉图的“艺术是对生活的模仿”，英国剧作家和散文家奧斯卡·王尔德曾这样针锋相对地写道。显然，我们的生活并不是断断续续的，也不是朝向唯一一个大目标的，而是因循着某个相当详尽的剧本、故事或传记不断展开着的，我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一边前行，一边构造着这个剧本。故事的轮廓以及我们所扮演的角色可能首先是由我们的家庭和文化所赋予的，其次是由我们身处的环境赋予的。把生活当作一个故事，就是以一种特殊的时间方式来思考生活，把生活看成不断展开的情节和个性的连续发展（19世纪的德国哲学家称生活为一种“教育小说”，即一个青年人在经历生活中的各种追求、失望和发现的过程中的个人发展）。当我们做出生活中的决定时，我们经常发现自己所使用的标准也正是评价文学作品或电影时所采用的标准：它有趣吗？令人厌烦吗？有悬念吗？是否得体？时机选得如何？是否过分？这种做法符合主人公（即你自己）的性格吗？美国小说家约翰·巴斯在《路的尽头》（The End of the Road）中暗示，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故事中的主人公。他这样写道：“波洛纽斯这个人物并不认为自己是《哈姆雷特》中的一个小人物。”《哈姆雷特》可以从波洛纽斯的角度加以重写，正如剧作家汤姆·斯托帕德的确
已在其《罗森克兰茨和吉尔登斯特恩已死去》一剧中从两个更不重要的人物的角度重写了《哈姆雷特》。当然，《哈姆雷特》是一部悲剧，但有些人是按照喜剧或闹剧的方式生活的，还有一些人则按照冒险故事的方式——选择那些有挑战性的工作或危险的嗜好——来生活。他们不失时机地做一些富有戏剧性的事情，为的是给自己的光辉履历添上几笔。在这种观点看来，赋予生活以意义的不是终极的目标或生活的结局，而是故事的质量、个人生活以及扮演角色的质量。如果选错了角色（选择了不适当的或高于自己能力的角色），或者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角色，或者扮演了多个相互矛盾的角色，都会毁掉一个人在生活中所发现的意义。
生活作为悲剧
毫无疑问，我们每个人都会死。但这个事实往往会被忽视，死亡会被看成一件倒霉事、通往来生的路或最终的灾难。如果我们把自己的生活看得少一些戏剧性，视之为《哈姆雷特》、《麦克白》、《奥赛罗》或《浮士德》的稍逊一些的版本，那么就会发现，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悲剧的一些关键要素（某些悲惨的缺陷、判断的错误、严重的矛盾等），它们伴随着我们的一生，直到最后与死亡同归于寂。在小说《局外人》的结尾，哲学家加缪让一个角色说出了这样的话：“人人皆为兄弟，等待他们的是同一个结局——死亡。”与游戏隐喻相反，悲剧隐喻把生活变成了一个严肃的、不愉快的过程，尽管偶尔也会碰上一些快乐的事情，但生活终将有一个不可抗拒的悲惨结局。在这种观点看来，活得好意味着把一个人的悲剧角色扮演好——英雄式地承受它，也许时而孤独地发出几声哀鸣。
生活作为喜剧
“生活是一个玩笑。”也许并非如此，但相对于把生活当作悲剧，这样想或许能使人重新振作起来。长期以来，笑作为生活中的一个要素，甚至是作为好生活所特有的要素，是备受忽视的。关于笑，柏拉图没有费多少笔墨，不过在其苏格拉底对话中，他确实赋予了幽默以很深的含义。16世纪的荷兰哲学家伊拉斯谟（Erasmus）写了本有关人类生活的非常深刻的书，名曰《愚人颂》，即是对人的愚蠢进行颂扬。尼采所虚构的先知查拉图斯特拉被（他的动物朋友）教诲不要太过严肃，要享受欢笑与无常。当然，幽默有各种各样的。既有好的，也有糟的；既有令人不快的，也有冗长杂乱的。有些思想家可能会强调幽默所含深意的重要性，但另一些人会说，笑本身就是重要的，而不应是笑声背后的东西。不过，笑话应当在短时间内就能奏效，一个花费过长时间去讲笑话的人（“逗乐者”）很容易使人觉得乏味。然而也有一些更为严肃的喜剧，它们不是一个劲地做诙谐独白，而是关于抱负与挫折、欲求与失望的一个个故事。它们没有用加缪所说的“荒谬”进行加工，而是赋予荒谬以一种幽默的含义，悲剧和喜剧可以在“黑色幽默”或讽刺中融合起来。在由亨佛莱·鲍嘉任男主角，约翰·休斯顿任导演兼编剧的影片《碧血金沙》的结尾，那位老人（由约翰·休斯顿的父亲沃尔特·休斯顿扮演）失去了一切，但他却突然放声大笑，并鼓励其他人也这样去做。对于这样一个关于贫婪、失望与死亡的故事来说，这也许是唯一可能的“欢乐收场”。无可否认，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更多地使用一些幽默，但不是用在我们的生活中（电影已经提供得够多了），而是用在我们对生活的态度上，用在我们审视自己弱点和不足的方式上。
生活作为一种使命
基督徒经常教导说：生活是一种使命，是一种把他人也变成基督徒的使命。然而，把生活当作一种“召唤”的并不仅仅是基督徒。比如，德国诗人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就把自己生活的使命描述为诗歌创作，以使德国人获得一种文化身份；哲学家黑格尔（大致与歌德同时）则把法国大革命之后用哲学来澄清世界的意义当作自己的使命；政治激进分子经常声称，自己生活的使命就是解放被压迫的人民，或是反抗自己国家的暴政；科学家有时会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增加人类的知识或治疗某些可怕的疾病；有了孩子的人经常认为，他们的使命就是好好培养自己的孩子，尽力使他们也活得更好；如果一个人的使命首先是道德上的，那么这种使命就会依据其道德哲学进行表述。一个像边沁那样的功利主义者，会把一切行动都基于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祸这一目的之上；而一个像康德那样的伦理理性论者则会说，我们的目标成当是培养我们的道德人格，通过履行理性所规定的义务来使世界变得更好。
生活作为艺术
“把你的生活当作一件艺术品去过。”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这样写道。他所认为的生活不是一个故事，而是一件像像雕塑那样的艺术品。人的生活就是为自己打磨出一个形体，“塑造性格”，发展出所谓“风格”那样的东西。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冯·谢林把全部生活都视作上帝的艺术品（我们实际上就是上帝的学徒）。艺木家经常把生活的使命感简单地描述为“创造”，但在他们看来，创造活动本身与他们的努力结果是同等重要的。大致说来，这种看法就是主张要活得漂亮，即使无法做到，也至少要活出风格，活出“格调”。由是观之，生活应被当成一件艺术品来评价——或令人感动、激动人心、设计合理、富有戏剧性、色彩斑斓，或粗俗不堪、冥顽不化、让人留不下记忆。
生活作为一次冒险
无论是把生活看成艺术还是一个故事，这都是令人振奋的，但这样一来，生活的价值就成了文学作品或雕塑的价值——它们的形态、合不合潮流、对旁观者的吸引等等。但生活不必总是考虑整体的形态或在观者看来是什么样子，也可以富有美感和令人激动。“尽情享受”生活、听天由命、迎接挑战和刺激也会令人心动不已。把生活当作冒险就是如此，一个人活着可以甘冒风险，让自己沉醉于各种技巧和不确定当中，这当然不是生活在所有人心目中的形象（中国有一则古老的诅咒语说：“祝你生话在有趣的时代！”但在那些的确这样对待生活的人看来，这也许是唯一的生活方式，任何其他方式都是乏味的和令人厌倦的。与把生活看作艺术或文学作品不同，把生活看作—次冒险不会预先规定一个恰当的结局。如果它要完结，那就完结好了。
生活作为疾病
如果说把生活看作悲剧还有某种庄严意味的话，那么把生活当成疾病就很悲惨了。比如弗洛伊德曾多次讲过一个古已有之的看法，“全部生活的目的就是死亡”。数十年前，美国新弗洛伊德派哲学家诺尔曼·布朗说“人是一种疾病”。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描写现代生活、西方文明和资本主义导致疾病的书层出不穷。但“疾病”首先就预设了“健康”，对于那些认同这一隐喻的人来说，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堤：什么才是健康的生活？是不朽吗？是像蚂蚁那样高的社会生产率叫？纯粹的快乐？丝毫不含敌意的绵绵爱情？这些当然都令人向往，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它们的生活就是一种疾病。然而，我们今天的大部分语言都受到了这类“健康”隐喻的感染（另一个表示类似观点的词是“自然的”；自然的就是健康的，非自然就意味着疾病或畸形）。我们谈论一种“健康经济”，把以往称呼游戏的词叫作“锻炼”以增进健康。透过这种健康隐喻来看，生活本身必定像是一种致命的疾病，至少最终是这样，因为它似乎无药可救。
生活作为欲望
把生活看作欲望，往往会同西西弗斯神话把生活看成连续不断的受挫联系起来。希腊寓言中的这类形象是坦塔罗斯（“干着急”一词就来源于此），众神罚他永世被捆在一串葡葡的不远处，他老想去接近它，却总是无法得到。这个故事的近代版本是浮士德，近代的一些最伟大的剧作都是因他而写的，其中包括英国作家克里斯托弗·马洛于1589年所写的《浮士德博士》，另一个是前面已经提到的歌德的《浮士德》。浮士德为了他的欲望而活着，当一个欲望被满足时，它马上就会被另一个欲望所替代。生活就是这样一个接一个无休止的欲望。一个只求“挣钱能够养家糊口”的人最后会发现，他其实还想要更多的东西，于是这又成了新的生活目标，直到它被满足为止；但到时又不够了，他发现自己还想要更多的东西，于是只好这样无止境地走下去。这并不是说生活就是受挫，因为这些欲望通常都能得到满足，而是说生活就是永无休止的欲望，人不可能最终获得满足。正是欲望和欲望的满足才赋予了生活以意义，没有欲望便是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生活作为涅槃
与生活是欲望相对立的看法是，生活是不去欲望或克服欲望。弗洛伊德在其早期的心理分析著作中，把这称为“恒常性原则”，后来又称之为“涅槃原则”。在他看来，生活的目标在于尽可能达到一种无欲无求的宁静状态。“涅槃”一词来自佛教，在梵语中的意思是“处于平和状态”。佛教的目标是减少我们对于欲望的执著，使我们达到一种没有东西能够打扰的宁静状态。佛教徒甚至说涅槃和死亡非常接近（因此，涅槃包含一种直面死亡时的镇定），弗洛伊德有时也把他的这一原则称为“求死的愿望”。在西方哲学中，宁静的感觉有时会被擢升为哲学活动或沉思（不断地学习和思考）的目标。
生活作为利他主义
利他主义是指，即使对一个人自身没有任何好处，也要为他人的利益而行动。有些人认为他们身处地球，就是要帮助那些处境不如他们的人。这种生活观有着非常确定的使命感，对于成功、失败以及应当怎样行事也有着相当明确的看法。对于某些人来说，利他主义的生活一定是单向的。他们帮助别人是为了赋予自己的生活以意义，他们并不期待能够换回什么；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利他主义的生活是一个普遍的理想，他们希望有朝一日，每个人都会无私地帮助其他所有人。
生活作为荣誉
荣誉是一个随时间而不断变化的概念。在荷马的《伊利亚特》中的希腊人看来，生活本质上是真正做到无愧于集体的期待，在战斗中证明白己，不以任何方式使自己丢脸。这并不是说你不能有不佳的表现：当国王把阿基里斯最宠爱的一个女奴从他身边夺走时，阿基里斯像小孩一样在帐中生起了闷气。但当他返回战场为其最好的朋友复仇时，他又重新赢得了荣誉。对于那些希腊英雄来说，荣誉是比生命本身更重要的东西，如果需要在光荣地死去和不光彩地活着之间做出抉择的话，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但荣誉的概念并非仅限于军事英雄。苏格拉底也是为荣誉而死的，但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牢狱中，为的是表明他重视原则甚于自己的生命。然而，我们的荣誉概念却并不如此清晰。美国士兵当然也是带着荣誉而死的，但在美国的日常生活中，更一般意义上的（能够充当生活的指导原则的）荣誉感肯定不像古代雅典那么突出。不过我们的确有一种义务感，许多人会说，无论怎样，生活的意义都在于尽你应尽的义务——无论是为了上帝、国家、家庭、朋友还是你的雇主。
生活作为学习
有一种常见的看法是把生活当作一种学习经历。当然，我们为什么要学习所有这一切的确是个问题，但至少有些学习本身就是让人满足的。也许，这种满足本身就是学习生活的全部意义所在。只要有了什么糟糕的经历（比如失恋、由于吸烟被学校开除等等），我们就会把它们“记录在案”。有些人感到有必要经历尽可能多的东西：“什么东西都要至少试一次”，仅仅是为了知道它是怎么回事。在他们看来，“尽情地享受生活”就意味着什么都做一遍。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说法对于不同的人有着非常不同的含义：把生活当作一种使命的人尽情享受生活的方式是尽一切可能来实现自己的使命；把生活当作悲剧的人会把这种说法理解为相当程度地受苦。时下有一则流行的比喻说，生活是一种“成长经历”，活着就是“开发你的个人潜力”。大约两百多年前，这种生活观曾在德国流行过，我们也能在古希腊哲学比如亚里士多德那里找到这种说法。我们学习是为了什么？由来已久的答案是，学习出智慧，相应地，沉思的生活自古以来就是哲学家的建议。
生活作为受苦
我们可以在这里重提一下西西弗斯的故事，他把石头滚上山，换来的只不过是石头又重新滚落。我们有时看到生活正是一遍遍地重复，最终什么也没有增加。有一个现代小说中的人物，当她看到自己的牙刷，并且意识到自己今后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刷牙时，她自杀了。不错，有些事情猛然回想起来，的确是显得没有意义。有时你虽然定出了某个计划，但你很清楚不久以后又会把它打破。你第十七次学会了做某样事情，但你知道自己一个星期后仍会把它忘掉。你争取高中文凭是为了上大学，是为了拿到学士学位，为了进医学院，为了拿到硕士学位，为了实习，为了学习外科，为了动手术，为了过你在高中时梦想的生活，但你那时年纪已经很大，工作太忙，以致不能享受它了。有些人会以同样的方式说，生活是荒谬的。但值得指出的是，尽管加缪认为西西弗斯的任务具有荒谬性，但他的生活还是有意义的，因为他以一种蔑视反抗着自己的命运。我们的生活中有没有类似的东西？伟大的悲观主义者阿图尔·叔本华也认为生活是受苦，我们的欲望终将是非理性的和无果的。他认为，出路在于通过审美的沉思冥想或禁欲的自我否定达到一种超然状态。叔本华的解答类似于古代的斯多葛哲学，这种学说认为，我们的绝大部分激情都是非理性的，运用理性的超然智慧可以最好地使我们免受它们的干扰。
生活作为一次投资
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以商业为主导的社会里，所以我们有时会很自然地把生活看成一桩买卖（“美国人民的主要事务就是做生意”，卡尔文·柯立芝这位有幸当上总统的商人如是说）。以这种方式看待生活，是把我们的有生之年看作为取得回报而在各种事业中——职业、上学、婚姻、孩子——所投入的资本。由于回报的东西并不都那么清楚，所以投资成败的标准颇受争议。一位父亲可能会由于他的儿子决定要当一个诗人，而认为他“浪费了自己的才能”（也就是做了坏的投资）；而儿子却有可能指责父亲“唯利是图”，其实是在背地里打他的如意算盘。这则隐喻很容易同它最突出的表现混淆起来，即认为一个人一生赚的钱和积累的财产才是检验成功的标准。然而稍加考虑就会发现，这并不总是一条可靠的衡量标准。如果一项好的投资要用一个人最后得到的东西加以衡量，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非常真切的问题：这种生活之外的东西怎么可能是生活的意义？
生活作为各种关系
关于爱情、婚姻和友谊，我们还没有谈多少。但在许多人看来，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以及使生活获得意义的显然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身为人类的一员或国家公民那种抽象意义上的关系，而是一个人与另一个或另几个人之间达成的非常特殊的关系。因此人们会说，生活中真正重要的是友谊或爱情。但值得指出的是，“关系”这个隐喻性的术语有一个奇特之处。为什么我们会用这样一个平淡的词来形容如此重要的东西？为什么我们会认为两个人的结合就是两个分离的存在者发生了“关系”，而不是先从结合开始思考？的确，我们语言中关于“关系”的大部分内容都呈现给我们这样一幅令人难堪的图景，即两个孤独的灵魂试图相互“理解”，彼此“沟通”或者“打破壁垒”。然而，另一幅图景是更加使人振奋的，即如黑格尔所主张的，我们所有人都业已被一种无所不包的精神联系了起来。根据这种观点，正是我们之间的距离而非亲密才是偏离常规的东西。生活的意义就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网；理想地说，生活的意义就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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